报告文学的特点
范仲淹与滕⼦京的平凉故事
作者：景颢
翻看《宋史》，我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那个写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在中国⽂学史上⿍⿍⼤名的范仲淹与滕⼦京，竟然与我们平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真的，如果没有范仲淹、滕⼦京先后在我们⼤西北庆州、泾州的任职经历，也就没有后来的“庆历四年春滕⼦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的事情了。没有了重修岳阳楼，就不会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忧，后天下之乐⽽乐”的千古名句了。如果是这样，中国⽂学史真的就会缺少⾮常精彩的⼀笔。
范仲淹与滕⼦京曾是同科进⼠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北宋时期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学家。
滕⼦京,⼤名滕宗谅，字⼦京，河南洛阳⼈，北宋官员，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世⼈所知。
⼆⼈的年纪差不多，范仲淹⽐滕⼦京年长⼀岁。北宋⼤中祥符⼋年(1015年)，滕⼦京与范仲淹同科进⼠。
其中范仲淹以“朱说”之名，中⼄科第97名，由“寒儒”⼀举⽽成为进⼠，被任命为⼴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滕⼦京则被任命为泰州军事判官。
虽为同科进⼠，但⼆⼈的⽣活轨迹却截然不同。
岳阳楼双公祠中的范仲淹、滕⼦京像。
范仲淹⽣于江南，幼年丧⽗，母亲改嫁长⼭朱⽒，遂更名为朱说。进⼠及第，任⼴德军司理参军后，就将母亲接回来奉养，同时改回⾃⼰的本名范仲淹。此后，他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久守”的⽅针，巩固西北边防。期间，庆历元年⾄庆历⼆年(1041—1042年)兼任庆州(今⽢肃庆城)知州。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皇佑四年(1052年)，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享年64岁。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正”，世称范⽂正公。
滕⼦京⽣于河南，中进⼠后，最早担任的是泰州军事判官。范仲淹升任京官后，因为赞赏他的才⼲，将他召⼊试学院。天圣年间,⼜改任为专管审核刑狱案件的⼤理寺丞。天圣九年(1031年)因开封⽟照昭应宫⼤⽕事件，被贬到闽北邵武县。明道元年(1032年)⼜奉调⼊京，旋即⼜因宫廷⽕灾被贬，出任地⽅官。先后任职于信州、江宁、湖州。
河南庙会
康定元年(1040年)九⽉，滕⼦京任泾州(今平凉泾川)知州，因抗击西夏有功，升任庆州知州，随后⼜被弹劾，官降⼀级，先后在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虢州(今宝鸡市虢镇)、巴陵郡任知州。庆历七年(1047年)卒于苏州任上，终年58岁。
古时，读书⼈之间都以同科进⼠互称“同年”，性质有如现在的同学,⼀旦成了“同年”，性质就⾮同⼀般，在官场中关系⽐其他⼈要亲密许多。由于有同科进⼠这⼀层关系，先前素昧平⽣的范仲淹和滕⼦京在以后多有交集。⽽且，因为范仲淹为朝官,⾝份地位都⽐滕⼦京要⾼，所以范仲淹提携、帮助滕⼦京更多些。特别是滕⼦京⼏次被贬，关键时候，都是范仲淹挺⾝⽽出，全⼒相救，才让滕⼦京度过了困顿。
⼆⼈曾先后任职庆州和泾州
在范仲淹、滕⼦京的⼀⽣中，最让⼈称奇的是，他们⼆⼈曾先后在泾州和庆州任职，这不能不说是⼆⼈⽣命中最具传奇⾊彩的⼀段经历。
据《宋会要·选举》三三之五记载:　“康定元年(1040年)⼗⼀⽉廿五，知湖州、祠部员外郎滕宗谅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按宋朝的惯例,⼀般官员⼤都⾝兼三个头衔，即官、职、差遣，滕⼦京当时的级别(官、职)为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实际担任的职务(差遣)则是泾州知州，有如现在的地⽅主官挂上⼀级政府⾏政职务的待遇。
在泾州，滕⼦京开始长达三个年头、实际只有整两年的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涯。三年后,“庆历⼆年(1042年)⼗⼀⽉⾟巳,
在泾州，滕⼦京开始长达三个年头、实际只有整两年的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涯。三年后,“庆历⼆年(1042年)⼗⼀⽉⾟巳，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滕宗谅为天章阁待制、环庆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长编》卷⼀三⼋)。在庆州仅仅10个⽉以后，庆历三年(1043年)九⽉“丁亥，徙知庆州滕宗谅权知凤翔府”，即被调到凤翔府。
范仲淹任职庆州的时间，与滕⼦京任职泾州的时间,⼏乎是重合的。滕⼦京在泾州时，范仲淹在庆州。据《长编》卷⼀三⼆记载:“庆历元年(1041年)五⽉壬申，徙知耀州、龙图阁直学⼠范仲淹知庆州。”第⼀年五⽉到任，第⼆年⼗⼀⽉离职，实际上他在庆州知州任上只有⼗⼋个⽉时间。离职时，他即推荐滕⼦京取代⾃⼰为庆州知州。需要指出的是，范仲淹当时任庆州知州，是⾼⼀级职务的下派，仅仅是兼职，他⾼⼀级的另⼀个职务是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还负责鄜延路防御西夏的事务。
其时，正是宋、夏战事最为吃紧的时期。宋、夏之间三川⼝(今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之战后，西夏军对宋西北边地的侵扰愈加频繁。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带来的威胁，于是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负责鄜延路。
康定⼆年(1041年)正⽉，为遏制夏军，仁宗采纳韩琦的建议，诏令鄜延、泾原两路于正⽉上旬同时进
兵讨伐西夏。受命以后，韩琦在泾州召集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到泾州议事。⼆⽉，宋军还在备战阶段，西夏10万⼤军已经南下，直抵好⽔川(今隆德县城北)⼀带。李元昊发挥⾃⼰的骑兵优势，采⽤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埋伏于六盘⼭以西的好⽔川⼝，另派⼀⽀兵⼒攻打怀远(今西吉县东偏城)，声称要攻打渭州(今平凉)，引诱宋军深⼊。
韩琦听到夏军来攻的消息，就命令任福率兵数万,⾃镇戎军(今固原市)到达⽺牧隆城(今西吉县兴隆镇西北)，迂回到夏军之后，伺机破敌。⼆⽉⼗三，任福的部队在张易堡(今原州区张易堡镇)与西夏兵展开⼀场恶战，杀死西夏军⼏千⼈。西夏兵假装失败撤退，丢弃了不少的⽺马骆驼。任福不知是计，分兵两路追赶，黄昏时，追⾄好⽔川,⼈困马乏，饥渴交迫，于是就地扎营。
⼗四⽇，宋军与西夏骑兵遭遇，陷⼊包围圈，战⽃从早晨进⾏到中午，宋军⼏乎全军覆灭，将官及⼠卒战死者达1.3万⼈，桑怿等将领全部战死。战报送⾄朝廷，朝廷上下为之震惊，宋仁宗为之绝⾷⼏天。
饹饹面的做法
为了吸取战败的教训，北宋朝廷加强了抵御西夏的战略部署，将靠近西夏的地区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在⼈员配备上，重⽤了⼀批能征善战的将军，任命韩琦知秦州(今天⽔)，王沿知渭州(今平凉)，范仲淹知庆州(今庆城县)，滕⼦京知泾州(今泾川)，庞籍知延州(今延安)。
但西夏并没有因此停⽌进攻北宋的步伐，反⽽想藉此扩⼤战果，所以⼜开始了新⼀轮攻宋的军事⾏动。
守宫吃什么庆历⼆年(1042年)闰九⽉，西夏李元昊再次举兵进犯泾原，渭州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葛怀敏不听都监赵珣的建议，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攻。⼆⼗⼀⽇，宋军到达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源也被切断。⼆⼗⼆⽇清晨，葛怀敏率众突围不成，与14名将领全部战死，近万⼈被西夏军俘虏。
定川寨兵败，沿边郡县⼗分震恐。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京驻守的泾州只120⾥。他沉着应战,⼀边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边⼜招募勇⼠，侦察敌情，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守准备。关键时候，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率1.5万⼈⾃庆州赶到，解除了泾州之危。滕⼦京负责征集供应柴粮，确保战争所需⼀切物资，范仲淹、滕⼦京齐⼼协⼒，终于将西夏军击退。
在这次保卫泾州的战役中，滕⼦京⽴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为庆祝胜利，滕⼦京杀⽜设酒,⼤摆宴席，犒劳参战的羌族⾸领和⼠兵。⼜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为在定川寨战争中阵亡的⼠卒作法事祭奠。他这样做的⽬的,⼀⽅⾯是为了安抚死者亲属，同时也是为了笼络羌族，借以求得民⼼的和边疆的安稳。
由于防卫泾州有功，所以，在范仲淹举荐下，滕⼦京被提拔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级⽂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庆州知州。
滕⼦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写《楼记》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滕⼦京调任庆州知州后不久，庆历三年(1043年)，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却向朝廷告发，说滕⼦京在泾州时滥⽤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也对他进⾏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16万贯，皇帝随即派遣中使进⾏调查。当时调查的结果是，所谓16万贯公使钱是诸军的⽉供给费,⽤在犒劳羌族⾸领及⼠官的费⽤只有3000贯。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上书辩⽩，极⼒相救，最后滕⼦京只被降官⼀级，贬到凤翔府任知州，后⼜被贬到虢州(今宝鸡市虢镇)任知州。
庆历四年春，滕⼦京⼜被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市)任郡守。
岳阳地处湖南省东北，洞庭湖之滨，依长江，纳三湘四⽔，江湖交汇。夏商为荆州之域，三苗之地，春秋战国时为楚地。晋武帝太康元年(281年)建⽴巴陵县，惠帝元康元年(290年)置巴陵郡。宋代以前，江南地区因为远离中央政府，不及中原地区富庶，滕⼦京被贬巴陵郡的时候，巴陵郡还是未及开发的边远蛮荒之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屈原起，岳阳就成为各朝仕途
浙江定海
滕⼦京被贬巴陵郡的时候，巴陵郡还是未及开发的边远蛮荒之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屈原起，岳阳就成为各朝仕途坎坷、累有贬迹的名家最多的去处，岳阳最终也藉此⽽闻名天下。
应该说滕⼦京的能⼒还是不错的，到巴陵郡后，他不计较个⼈荣辱得失，仍然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多有善举。在任期内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重修岳阳楼，这些都受到百姓称赞。仅仅两年时
间岳州就“政通⼈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
湖南岳阳楼。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京写信给范仲淹，请他作记。随信还送了⼀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让他“涉毫之际，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苏州吴县⼈，长在江南，对太湖、洞庭湖的风⾬晴晦种种风情⾮常熟谙。其时，范仲淹因他⾃⼰⼒推的“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贾昌朝、陈执中、王拱⾠等攻击⽽失败，他⾃⼰也于庆历五年(1045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今河南南阳市)知州。或许正是这种“同是天涯沦落⼈”的际遇，触动了范仲淹，于是他借楼写湖，凭湖抒怀，认为⼤丈夫应该“不以物喜，不以⼰悲。居庙堂之⾼，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励滕⼦京要“先天下之忧⽽忧，后天下之乐⽽乐”。这既是⾃勉，也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
面试体由于多年⾝处⾼位，对官场的险恶范仲淹深有体会，所以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可谓苦⼼孤诣。他知道重修岳阳楼肯定要花很多钱，担⼼有⼈会再次借机揭发滕⼦京劳民伤财，所以在⽂章⼀开头就⽤“政通⼈和，百废俱兴”对滕⼦京的政绩给予肯定和颂扬。同时告诉他⼈，滕⼦京是在⼲出政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堵了攻击者之⼝。
范仲淹的苦⼼没有⽩费，因为他的这篇《岳阳楼记》，庆历七年(1047年)滕⼦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这也算是朝廷对他的最后肯定。
滕⼦京驻守巴陵郡3年，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3个多⽉后，即病逝于苏州任所。死后葬于苏州，后来他的⼦孙按其⽣前“君昔有⾔，爱彼九华书契”的意愿，将他的遗⾻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龟源。《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宗谅尚⽓，倜傥⾃任，好施与，及卒,⽆余财。”他死后竟然“⽆余财”，给家⾥什么也没有留下，看来当初那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泾州公案”，应该是⼀场冤案了。
滕⼦京在中国历史上本是⼀个籍籍⽆名的⼩⼈物，既没什么显赫的地位，亦⽆特殊的才⼲或很⼤的名声，但却因为范仲淹的⼀篇《岳阳楼记》，才使他的名字得以万古流传,⽽且还被冠以“勤政为民”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