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上，苏轼是以为有多方面卓越成就的人。这里且不说他在哲学思想上的成就，也不说他在书画艺术方面的造诣，也不谈西湖的苏堤和饮食中的东坡肉等等，单就文学方面的地位而言，有关诗，人称“苏黄”（苏轼与黄庭坚），又有“苏门四学士”；有关词，人称“苏辛“苏轼与辛弃疾”；有关文，人称“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而“三苏”有据着“唐宋八大家”的三席。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奇人。因此，要为这样一位大家编选一部简要而恰当的文集，向广大读者展示其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这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不仅因为在我们生活中无论艺术方面，抑或人生方面，都或多或少存留着苏轼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依然极其需要苏轼。小户型房屋装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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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6-1101），号东坡，字子瞻，眉山（今属四川）人。他二十一岁时，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与弟弟苏辙高中同榜进士。从此，“三苏”以文名显赫于朝中，而以苏轼的文名最大。
我们要粗略知晓苏轼文学成就的由来，恐怕要从两方面来着眼。
一是苏轼生活的时代。宋代以重视文人而著名，在整个宋代的历史上，文人虽然不免卷入政治斗争，但遭受致命打击的甚少。我们现在欣赏的欧阳修的你《醉翁亭记》、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一大批著名篇章，都是他们在遭贬谪时创作的，而其内容，多半没有唐代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激愤，而是充盈着凄婉、甚至闲适与飘逸。另一方面，自宋代始，理学发达，谈禅盛行，整个人文环境比较宽松，比如，王安石与苏轼虽然是一时的所谓“政敌”，却在其他场
合多有唱和赠答。可以说，宋代是历史上最适合艺术发展的朝代，而文人气最足的艺术就产生在这个朝代，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苏轼。
二是苏轼丰富的生活经历与修养。苏轼青年时代进入朝中，曾经显赫一时。然而，由于他一方面对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措施有意见，另一方面又不能容于所谓的保守派，故而屡遭贬谪。从他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起，历移杭州、密州、登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颍州、乃至儋州，最后病逝于常州。其生活随着当时的朝幻而不断变动，而且在朝野之间时出时入，经历了宦海风波和人生荣辱。这客观上丰富了他的经历，增长了他的见识，更锻炼了他的意志。苏轼能做到儒、释、道兼修，在诗词文赋诸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恐怕与他这种特殊的经历相关，当然也与他超人的禀赋、旷达的性格等因素有关。
在诗歌方面，苏轼一改唐诗的蕴藉风格，而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比如其《题西林壁》，堪称哲理诗、禅诗之上乘之作，是我们于唐诗中少见的面目。清代的大学者赵翼这样评价苏轼：“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一枝健笔，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卷五）后世的文士们，多半认可赵翼的这段话。然而，苏轼的这一特点，在宋代诗坛演化为一种时尚，后人多所诟病，比如崇尚唐诗，作诗讲究“形象思维”的，就批评宋诗“味同嚼蜡”。小学pep英语
在词的创作方面，苏轼一改晚唐五代以来柔媚小巧的词风，而且
表达更加丰富广阔的内容，比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即是其代表作。然而，对苏轼豪放词，当时即有其幕士讥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宋·俞文豹《吹剑续录》）金代大文豪元好问则对苏词作出了较为准确的评价：“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金·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事实上，苏轼之后，辛弃疾诸人在豪放词方面继续开拓，终于丰富了宋词的风格，提高了宋词的境界。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曰：“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可以说，宋词作为有宋“一代文学”，苏辛二人实为主将。红岩写作背景
苏轼的散文，成就似乎较其诗与词更大，无论其政论之《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还是小品之《放鹤亭记》、《喜雨亭记》、《石钟山记》，还是小赋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都达到中国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在《文说》中曾不无得意的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其实，这正是苏轼散文风格的自我评价，也是中国散文的至高境界。比起韩愈文的拗折奇警，柳宗元文的冷峻奇拔，欧阳修文的平易实在，人们似乎更喜欢汪洋恣肆的苏轼散文。
苏轼的文学成就如此丰富博大，故本集只是选辑了其诗、词、文三方面长期为人传诵的名作，共140篇，或者能体现苏轼的主体成就。编选之后，每一篇都作了通俗性的介绍和注释，又作了艺术方面的
新
党员思想报告评，力求表达出编者自己的认识。为方便读者使用，末附“苏轼年谱简编”、“苏轼著作版本举要”、“苏轼研究论著论文举要”及“《苏轼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注）。网页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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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6-1101），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深受梅尧臣和主考官欧阳修赏识。仁宗末年，上制策，要求政治改革。然而在王安石变法时，因政见不合，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未被采纳，便请外调，出任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洲。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贬黄州，乃筑室东坡，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改元祐，高太后临朝，启用旧党司马光，招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因反对尽废新法，引起旧党疑忌，出知杭、颍、定三州。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又被贬至惠州、儋州。徽宗即位后遇赦北还，病逝于常州。谥文忠。
苏轼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宋代文学的又一位宗师。在思想上，他融儒、佛、道为一体：入世之志，超脱之性，任性逍遥之行集于一身。苏辙在论及乃兄的时候指出：“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亡兄子瞻端明墓
志铭》，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二）这是对苏轼之知识结构，思想源流非常中肯、非常
全面的评价。苏轼自己更认为儒、佛、道相通又相成。他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中称佛家“一年正真，万法皆具”，又说：“子思子曰：“夫妇之不屑，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则认为圣人之道，始于不为穿寄（yu），而穿寄（yu）之恶，成于言不言……是二法着，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南华长老明公，其始终盖学于子思、孟子者，其后弃家为浮屠士氏。不知者以为逃儒归佛，不知其犹儒也……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在《宸奎阁碑》中又说明佛只有与孔、老合，人们才乐于信从：“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璉（怀璉，赐号大觉禅师）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户外之固屦满矣。仁宗皇帝以天纵之能，不由师傅，自然得道，与璉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二升屡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者，古今一人而已。”在《论修养帖寄子由》中既说明自己打通释道，进入“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自在境界。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只是除翳药，何曾有求明方？明若可求，即还是翳。故不可言翳外无明。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学者，但当观心除爱，自粗及细，念念不忘，会作一时，得无所除。”《祭龙井辩才文》更体现出苏轼从总体上沟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