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雷锋做好事手抄报
第五节张贤亮林斤澜
张贤亮，1936年生于南京，原籍江苏盱眙县，读初中时开始写诗，发表在《中国青年报》、《诗刊》、《星星》上，1955年中学毕业后任甘肃省委干部学校文化教员，`1957年发表长诗《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银川市南梁农场当农工。1976年10月调农场学校当教员，开始重新发表作品，1981年4月调入宁夏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等。有《灵与肉》等中短篇小说集数部，其中《灵与肉》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肖尔布拉克》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和《河的子孙》、《无法苏醒》，以及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
张贤亮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作家，他总是喜欢将自己苦苦思索的人生哲理融汇到作品之中。从《灵与肉》开始，作者就试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一个生活中的重大命题──知识分子在与体力劳动者的接触中，以及在他自身的体力劳动过程中所引起的一系列心灵变化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因此，他的作品理性彩很浓，当然，这个理性彩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感性生活的描写之上的。
《灵与肉》发表之后，张贤亮开始引起文坛关注。这部作品明显地带着一种哲理的反思意味。那时，文学尚未完全从“伤痕文学”中挣脱出来，作者就在思考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前进的
那一面表现出来的命题。小说描写一个受到20多年社会冷遇的右派许灵均在灵与肉的磨难中得以精神升华的故事。一面是富豪的生身父亲的诱劝（它是一种金钱美女的享乐主义外力的象征）；一面是患难与共的妻子与乡亲的善良（它是一种富有传统规范的真善美的伦理主义内驱力的召唤），许灵均最后终于坐着马车回到了大西北荒原上的那间用自己灵与肉筑成的小土屋里去了。这是一首歌颂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赞歌，是对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的礼赞；作者要讴歌的正是劳动创造人、劳动人民塑造知识分子优秀品格和真正灵魂的哲理。然而，作者将传统的道德原则和美学渗透于整个作品，把获得劳动人民感情作为知识分子存在的唯一前提，这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在图解那个年代中某种较为偏狭的改造知识分子的理论。作家把自己的审美理想寄寓在一种偏狭的主题阐释中，有时不免会对社会与生活作一种凝固的描述。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作者在这
规范性一审美原则的统摄下创作出了同一主题内涵的许多作品，也同样获得了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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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树》是描写知识分子章永*U在苦难的肉体磨难中所承受到的灵魂洗涤的心理历程。这部作品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知识分子究竟要受什么样的改造问题上展开。可以看出，作者是虔诚地描绘象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这样的劳动者重塑了章永*U这个“人”的性格。尽管他们有许多缺点，但他们心地是善良的，精神是崇高的，尤其是马缨花，她用一个劳动人民的乳汁，也用一个女性的温情改造了一个心灵卑下的人物，她是章永*U心灵（也是作者心灵）中的维纳斯，是传统美德的对应物和象征体。作者极其逼真地抒写了“我”心灵历程中的每一次颤动，同时辅以哲理性的诠释，给人一种对
苦难神圣化和对农民神圣化的感觉。确实，作者以震动人心的笔触抒写了一个人扬弃旧我的转化过程，并充满着哲理和诗意，但是作者缺乏一种以社会文明进化的当代意识观照人物的态度，使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囿于抒发一种原始情感的反文化局限。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绿化树》所提供的主题是有其社会意义的，对它的争议就说明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艺术感觉。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同样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除了作品大胆地（也是第一次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描写了健康的性以外，还由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只有在不断创造中获得新生。同样，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作者用“卢梭忏悔录”式的自白阐述了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出现“阳痿”的章永*U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灵与肉的搏斗，展现了人的潜意识。从这部作品来看，作者似乎对灵与肉的再造不仅仅是停留在过去的审美表达上，也就是说这部作品的章永*U逸出了《灵与肉》中许灵均和《绿化树》中章永*U的性格轨迹，给人一种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作者用性障碍作为作品的本体象征，以达到表述那种不满足于自我被别人（甚至包括真善美的化身）重塑和再造甚至设计制作的主题内涵。黄香久终究没有成为马缨花式的美的化身，这就说明作者哲学意识的变化与发展，章永*U的离异与反叛正是知识分子主动改造环境，与马缨花抗争的写照，他不再是在和旧道德之间徘徊的人物，他要寻求自我价值和自由意识。作者喊出了“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的强音，正是对自己从前作品的悖逆。作者不仅对“左”倾路线给人的残害进行了深刻大胆的揭露和抨击，同时将知识分子的创造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主题内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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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的小说在艺术上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袭用了传统小说中“才子落难，佳人搭救”的情节模式；一是往往运用大段哲理性语言来深化主题，造成一种气势，使人警省。
然而由于大段的哲理（甚至大段地引用导师语录）切割了小说画面和人物心理流程的连续性，容易给人一种支离破碎的概念化感觉，尽管作者后来有所觉察，如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作者采用了局部的象征主义手法──如与大青马对话，但仍露出斧凿之痕。其艺术上的可取之处在于，其一作者在描写中揉进了风俗画的描写，使之与环境、人物心理形成一个诗意化的境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可读性。如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大西北高原风光与风土人情，充满着各种情调和诗意。其二，就是人物心理世界的剖示具有多层次的立体效果，这主要是作者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所致：如旁白（即抒情、议论）、自白（第一人称的叙述）、对白（人物对话），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深入人的潜意识和性意识层面进行艺术表现的胆识，这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表现技巧，同时开掘了人的心理新层面，给以后的当代中国小说描写提供了新鲜经验。
林斤澜，生于1923年，浙江温州人。中学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学过电影戏剧。建国后到北京市文联创作组工作，起初写剧本，后从事小说创作，出过小说集：《春雷》，《飞筐》（短篇小说散文合集）、《山里红》、《林斤澜小说选》等。其中短篇小说《头像》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自1984年以来从事系列小说《矮凳桥》和《十年十癔》的创作。
五十年代的林斤澜曾用他那支饱醮热情的笔歌颂过美好的新生活，其笔调欢快明朗，热烈抒情。然而经历了十年浩劫，当作家重新提起中辍了12年的笔时，他变得异常的深沉冷峻、隐晦犀利。作为一个老作家，他是唯一能够保持自己恒定的母题──深刻揭示十年浩劫对人性的残害；和恒定的艺术表现形式──将写实手法与变形手法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作家。
林斤澜的小说之所以深刻而耐人咀嚼，就在于作者以冷峻的笔触鞭挞了“四人帮”统治的黑暗时代，以及将那个时代里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灵魂反差进行无情的曝光。“‘疯狂’主题在林斤澜笔下，以冷峻、严历、深沉、尖刻、嘲讽、诡奇的笔调，得到了反复多样、丰富具体的变奏，写出那个颠三倒四的年代里，可悲可怕可笑的疯狂气息，塑造出一批‘很不正常的生活里，活出来很正常的人’。林斤澜不写悲欢离合，哀婉感伤，却专注于发掘表面冻结了的心灵深处，生命与人性的尊严，自由与责任的分量。他不写血淋淋的专横残暴，阴险毒辣，却勾勒带有疯狂气息的思想、理论和举动，揭示其必然灭亡的历史特征”。1[1] 1[1]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
技术交底范本其实，这一评述仅仅道出了林斤澜笔下人物的表层特征，而未看出，其笔下一个个看似不正常的人物正有着最正常最合人性最美好的灵魂。而不正常的则正是那个疯狂的时代，那个被人们习以为常了的不正常民族文化心理的惰性力。因而，他笔下的人物愈是“疯狂”，愈是变形，则愈表现出主题内涵的深刻性。《神经病》里的几位正常人只不过做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事，便都被当做“神经病”者。作者提出了究竟是他们疯了还是时代疯了的诘问。《一字师》里的中学教师出于职业的习惯，改正了大字报
上的错别字，横遭厄运。表面上看来是这位教师太迂腐，但作者并非是嘲讽他的“劣根性”，而是鞭笞那个葬送文明的黑暗社会，从而达到歌颂健康人性，礼赞知识的高尚的目的。《阳台》里的那位历史教授似乎很可悲，他好像始终逃脱不了旧的思维模式，时代在变，而他的思想一点未变，竟然在“牛棚”里打入党报告，真令人啼笑皆非。然而在一笑之后，便可以从苦涩的笑中品味到一个真正的人的高贵品质，就会发现一种丰满的精神是超越一切环境而永存的人生真谛。近年来，林斤澜致力于系列小说的创作，他的《十年十癔》系列仍然专注于对那个疯狂时代的控诉，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写出了人生的种种病态，然而这种病态不属于他笔下“疯狂”的主人公，狂人的疯狂正深刻地揭示出一个畸形的时代。《哆嗦》中的麻局长和游击司令都是在敌人大刀砍过来都不知下跪的英雄，然而一见“万寿无疆”就哆嗦。显然，作者并不只是在鞭挞民族的劣根性──奴才主义的集体无意识，麻局长最后真的疯了（而且是“”过去了许多年后），正深刻地揭示了十年劫难给我们民族和人民留下的心理“癔病”。《白儿》中看山老人是一个时代的弃儿，一切生生死死对于他来说已不复存在，唯有他对白儿的一片纯真的感情才显得有价值意义；他是带着一种崇高的纯情埋葬了自身的“人”，而那些被那个时代激起了兽性的人们对人性的杀戮，正是那黑暗岁月里将人与兽的界线加以消弥的具象表现，“狂人不狂”，是时代疯狂了，是时代精神挤压下的许许多多人们疯狂了。更可悲的是时代虽已变迁，但作为真正的“人”尚未得到精神的解放，看山老人还沉迷在那个病态的时代氛围中，患上真正“癔病”，这难道不是历史的阴影笼罩所致吗？《五分》中的经历了“反右”至“”的坎坷，真的变成了疯子，即使真疯了，也逃脱不了被“正法”的下场。其实，你很难看出是否真的变成了疯子，因为她临刑时还写了
一首《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的诗。正是这个疯与不疯的不确定形象，深刻地揭示出那个时代颠倒黑白的本质特征。《催眠》打破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时空，创造出一个扑朔迷离的怪诞心理世界。本来是战争年代一个极平常的玩笑，然而那个畸形时代竟能通过它致使刘鳌、董幼萌这样的人在人域与鬼域之间徘徊，乃至于落得个终身迷懵。这篇作品深刻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闹剧的本质──人，在这场闹剧中丢失了主体性，在“人造的海”里沉浮，“人到这里，不论多么个性特别，也要不了单儿，您，随大流吧。”这就深
刻揭露了这场灾难是以牺牲人的个性为代价，宣扬现代迷信为前提的人类罪恶。
揭露畸形社会残害健康人性，泯灭美好人性的本质，从而寻觅健康美好人性复归的可能是林斤澜小说创作的主旋律，并且，应当指出的是，其有些作品不仅仅限于“”十年的时间和空间，像《火葬场的哥们》，像《矮凳桥》系列中的篇什等等，然而，这些作品仍是在探索人生的母题下来对人生世相进行描绘抒写的。
在50年代走出来的一批作家之中，除王蒙外，林斤澜对小说形式技巧的探讨是最下功夫的。他以传统的艺术技巧为本，大量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技巧，形成自己一套独特的艺术变形表现形式。奇特夸张的人物形象，平淡而富有变化的情节，客观、冷静、非严格写实的方法，浓缩精炼的结构，简洁冷隽的白描语言，以及某些细节的不真实和非逻辑性，构成了他的小说短小而精深，平淡而
诡奇，冷峻而深刻的深层意蕴。此外，林斤澜的小说是极不讲究情节安排的，情节极简单，往往是采撷生活中的一朵小小浪花，是历史瞬间里的一个小镜头定格，然而作者能够在此基础上精雕细刻，创造出奇异的、包孕万千的艺术境界来，以小见大，以少总多，显示出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底。
林斤澜的小说往往使读者很难寻觅到一个确切的现成答案，正如孙犁所言：“看过他一些作品，我了解到斤澜是要求倾向客观的，他有意排除作品中的作家主观倾向。他愿意如实地，客观地把生活细节展露在读者面前，甚至作品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也要留给读者去自己理解，自己回答。”诚然，林斤澜的作品正是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让读者进行再创造。但是作家的主体思维往往正是通过变形，夸张等艺术手法来进行间接表现的、非再三咀嚼是难以体味和再创造的。林斤澜的小说是高度简洁凝练的艺术结晶，因此在表现手法上往往是采用写意的白描来夸张表现人物与情节，如果仔细读他的作品，可以看出其中人物变形描写与环境变形描写暗合的逻辑联系；同时，在虚写与实写的连接点上到一种象征的意蕴；而且，你还可以从中发现作者在冷峻的白描中渗透着浓烈的抒情彩。如“十年十癔之五”的《白儿》中连续三次反复出现的看山老人的呼唤：“他唤：‘白儿！’/他静听唤声在太阳里溶化。”到第四次变成了：“他唤：‘白儿！’/他静听唤声在黑洞共鸣。”这不仅写出了老人心理变化的层次，而且，强烈的抒情性增大了作品的悲剧艺术效果，正是在这里，我们说，林斤澜的小说具有着强烈的诗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