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常挂面收稿日期：2020-04-05
作者简介：赵艺博（1996—），女，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su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第21卷第1期2021年3月DOI ：10.19315/j.issn.2096-0425.2021.01.012
Vol.21，No.1Mar.2021摘要：《诗经·国风》《云谣集》中都收录了描写女性的作品，都有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特定时代的审美标准。从形态、性格、修养3个方面分析考察《诗经·国风》和《云谣集》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变化，探寻从先秦到唐宋人们审美意识的演进历程，进而发掘出审美标准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诗经·国风；云谣集；女性；审美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425（2021）01-0052-04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0多篇诗歌。《云谣集》原题为《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是一部敦煌曲子词总集，载于斯一四四一、伯二八三八等敦煌石室藏唐人写本。据唐圭璋、孙其芳等学者考证，《云谣集》中的作品大致创作于唐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民间词集，
大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作为一部源自民间的韵文总集，《云谣集》与《诗经·国风》具有一些相似的特质：①这两部作品集所收录的作品均为韵文体裁，且源自民间，充满浓郁的民间文学彩。②作为民间文学，二者都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活风貌。如《诗经·国风》中的《卫风·硕人》《卫风·氓》《郑风·溱洧》等都是周代不同阶层女性的真实写照，《云谣集》中除《拜新月》第二首的主题为祝颂天子外，其余二十九首皆以唐代妇女为描写对象。③无论是《诗经·国风》还是《云谣集》，都展现了各自时代背景下民间对“佳人”的审美观照。《诗经》深远地影响着古典文学审美，文学作品中的美人形象自《诗经》时代就已初具雏形。《云谣集》既继承了《诗经》的审美传统，又体现了唐宋时期的审美标准。从《诗经》到《云谣集》，历经千年，民间审美意识持续演进，这一演进历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古典文学审美由功利性向超功利性的转变，同时也折射出社会发展及文学发展的时代性。
1由高大有力到纤柔娇弱——形态美的演变
身材高大丰满常被视为生命力旺盛、有力量的象征。如今，在以瘦为美的东亚地区，一部分女性并不认为“身材高大丰满”是一种赞美女性的说法，或许是因为这一说法总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肥胖、孔武有力的面貌特征。然而，先秦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身材高大丰满的女性才算美人。形容人貌美，常用“艳
丽”一词。“艳”在《说文解字》被解释为“好而长也”[1]，兼有姣好的容貌与颀长的身材才能称为“艳”。在中
国文学史上，《诗经·卫风·硕人》是描写美人的开山之作，作品用“硕人其颀”“硕人敖敖”“庶姜孽孽”
[2]140-143描述齐女庄姜身材之高大。此外，《诗经·唐风·泽陂》中也有“有美一人，硕大且卷”[2]342，强调了美人身材高
大的特点，体现了周人普遍的审美意识。
在《诗经》时代，人们的生产资料相对匮乏。出于自我保护和从事劳动生产的需要，人们渴望拥有强大的力量。身材高大是一个人生命力旺盛、体魄强健的象征，也只有这种体魄强健的人才能够抵御恶劣自然环境的侵害。此外，大量的劳动生产也同样需要强健体魄的支撑。因此，人们便将身材高大丰满视作女性形态美的重要条件。
“上古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无疑非常重视两个方面的生产，一个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一《诗经·国风国风》《》《云谣集云谣集》》中的女性形象与审美演进
赵艺博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乌鲁木齐830054）
个是‘种的繁衍’，即自身的再生产。而人类自身繁殖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西周初期至春秋
中叶，地广人稀，各诸侯国间战争不断，人口减少，原始的生殖崇拜依旧植根于人民的思想之中，如《周南》中的《螽斯》就是这一时期人们生殖崇拜思想的真实写照。高大结实的体格有利于繁衍后代，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表现了上古时期朴素的审美观。“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物质条件不足、生命延续艰难的时期，美的功利性被放大，只有先满足生存需要，才有余力追求纯粹的、非功利性的美。然而，《云谣集》中的女性却不如《诗经》那样高大有力。《凤归云·又》：“逢人问语羞无力，态娇多。”《内家娇》中有“慵移步两足恐行难”“逶迤缓
一之成语步出阁门”“搔头重慵憽不插”[4]，慵懒、无力的姿态使女主人公显得羞怯娇弱。不仅《云谣集》中有此类描
写，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用“侍儿扶起娇无力”[5]来描写杨贵妃娇弱纤柔的特质，《花间集》作为中国第一
部文人词总集，也有形容美人娇弱、慵懒的词句，如“懒起画蛾眉”“柳丝袅娜春无力”[6]。这些文学作品均
反映了唐宋时期的审美标准。
美人的形象由高大有力转变为纤柔娇弱，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经济发展，生产水平提高，与先秦时期相比，唐代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大提高。社会经历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实用性的、从功利性角度出发的审美体验，转而将目光投向纯粹的、非功利性的美。当生存及温饱问题被解决时，高大的身材作为充满力量的象征，不再是美人形象的必备特质。二是在封建社会中，男性地位不断巩固和强化，与此同时，女性地位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女性话语权正在逐渐流失。在《诗经》创作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相去未远。虽然周朝礼乐制度已经建立，但这一时期的女性相对自由，敢于表达、追求爱情。《云谣集》大致创作于唐代，此时父系社会越来越稳固，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思想也限制了女性的身心自由。东汉班昭的《女诫》就已提出“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张华《女史箴》也提倡“妇德尚柔”，都反映了男性掌握话语权背景下，柔顺成为女性的美德，柔弱也渐而取代高大成为彰显女性特质的主流审美意识。
蹲起的好处2由活泼勇敢到娴静羞怯——性格美的演进
“花无百日红”，外在美受到时间的限制，而内在美不受制于时间，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内在美可以是美好的品德，可以是知识文化修养，也可以是具有吸引力的性格。
《诗经·国风》与《云谣集》同属于民间作品，都反映了民间审美意识。《诗经·国风》中的女性大多具有大胆、活泼、勇敢的性格特征，极富动态美。如《邶风·静女》篇名虽为《静女》，但女主人公活泼俏皮，牵动着
男主人公的心绪，“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2]103。青年男女私会，女子藏起来捉弄男子，
灵动的静女形象栩栩如生。《郑风·子衿》《郑风·狡童》以女性口吻描写了男女相恋，女性大胆表达对男子的爱慕之意。而《卫风·氓》则叙述了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从“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到“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再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最终“反是不思，亦已焉哉”[2]144-149。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婚姻虽需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但这并不妨碍男女私下相会，女子大胆表达爱意，男性也毫不掩饰对活泼勇敢的女性的欣赏。
如果说《诗经·国风》中的女性是活泼勇敢的，那么《云谣集》中的女性则更娴静羞怯。除歌妓外，《云
谣集》中其他女主人公的活动范围大多限于闺房，“生长深闺苑”[4]，因此更偏向静态美。女子身在闺阁，
“只是焚香祷祝天”[7]“时拈金针”“故着胭脂轻轻染，淡施檀注歌唇”[4]，焚香祝祷、刺绣、梳妆打扮是
女性
日常生活的必修课。面对心上人的离去，她们只能“吞声忍泪孤眠”，或寄书信和征衣以“表妾衷肠”，不敢稍有逾越。尤其是闺阁少女，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尽管《云谣集》的女性形象或多出于男性的想象，却反映了时人审美意识中的女性特质，即娴静柔顺、心灵手巧而又依赖男性。
自《诗经》至《云谣集》，已有千年历史，虽然社会在不断前进，但女性的自由却受到更多束缚。《诗经》创作时期，周朝重礼乐，青年男女却可以自由婚恋。《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仲春时节男女相恋，“仲春之
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8]，在仲春二月即使私奔也被法令所容许。可见礼制建立的初期，女性
还拥有自由追求爱情的权利。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卫风·氓》的女主人公可以自行解除婚姻关系。
反观《云谣集》中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她们从幼年时就被灌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赵艺博：《诗经·国风》《云谣集》中的女性形象与审美演进第1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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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特产
观念。即使在开放的唐代，她们的行为举止依旧受到礼教的约束。例如，“自身儿算料，岂教人见”[4]虽指女主人公未料到出阁前自己被外男识得，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体现出当时闺阁女性恪守礼法、自由受限的境遇。这些女性的视野受限于狭小闭塞的生活空间，“女性以爱情为生活的全部，可它们却无法主宰自己的爱情命运，只能依靠与之结合的男子来实现”[9]。为了迎合男性，即便她们心中嗔怪、怨怼，也须把握得当，不敢逾越分寸，而这也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具体表现。受儒家文化熏陶，人们进行情感表达时往往不自觉地将极度哀伤或幽怨的情绪以含蓄的方式表现出来。女性也是如此，“她们总是相当自觉而有分寸地把握着‘伤’与‘责’、‘怨’与’怒’的界限，经常是欲说还休，未歌先咽。在她们的笔下，极少出现喷薄激荡的情感，而多轻柔温润的咏叹”[9]。在通过牺牲自己来迎合他人的相处模式中，女性的生活空间缩小；在提倡三从四德的社会文化中，人们的审美意识被固化，娴静羞怯的女性更符合当时主流的审美标准。
3由勤劳坚忍到德才兼备——修养美的演进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这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比如《诗经》中的《周南·芣苢》《豳风·七月》《小雅·甫田》都以农事为题材，侧面反映出先秦时期农业发展的状况。土地面积广袤，农务繁重，劳作需要注意节气变化，勤劳的品质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豳风·七月》就描述了先民根据四时节气辛勤劳作的场景，“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2]367，女性力量不及男性，多参与采摘、纺织工作。《召南·采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2]32，妇女日夜不停地
劳作，顾不得鬓发散乱赶回家，体现妇女日常工作量之大。《魏风·葛屦》有“掺掺女手，可以缝裳”，《卫风·氓》有“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这说明在先秦时期，民间女性普遍参与劳作，即使工作强度大，她们也任劳任怨，这些作品真实地表现出周代女性勤劳的形象。
勤劳作为女性的美德之一，亦为后人称颂。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10]，元稹《织妇词》“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11]260，又如《云谣集》里《凤归云·又》“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洞仙歌》“捣衣嘹亮”，《倾杯乐》“闲凭着绣床，时拈金针，拟貌舞凤飞鸾”[4]，以上诗句均再现了古代妇女勤劳持家的场景和心灵手巧的特质。
朝代更迭，社会进步，人们的审美水平随之提高，除品德以外，人们对于女性的知识文化修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男女婚恋中，具备文艺修养的女性更具有吸引力。《云谣集》的女性角分为歌妓、闺阁女子以及宫女（或为后妃），其中，歌妓大多掌握弹奏乐器的才艺，如《喜秋天》有“赚妾更深独弄琴，弹尽相思破”[4]88，同时还需配以婉转的歌声，如《浣溪沙·其二》“素咽歌发绕雕梁”[7]。但弹奏乐器并非歌妓的专长，闺阁女子也借琵琶曲表达对征夫的相思之意，“须索琵琶从理，曲中弹到，想夫怜处，转相爱几多恩义”[7]，同时也能识文断字，寄信以表情思，“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7]。《内家娇》中的宫廷女子“善别宫商，能调丝竹，歌令尖新”，同时又“招事无不会，解烹水银，炼玉烧金”[4]。这些多才多艺的女性形象不只是作者的想象，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期望。
先秦时期，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平民与贵族界限分明，宗庙祭祀及征战都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参与，平民没有参与国家大事和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时期由于其政治组织与社会形态的特殊状况，教育重点仅注意贵族阶层”[12]，教育普及程度低，女性接受教育的情况更是世所罕见，即便有贵族妇女接受教育，也是出于服务家庭、体现礼制的目的。“女子10岁后不得出闺门，实在不得已出门时，必须用头巾蒙面。女子由家中的傅姆，即家中专门照顾教育子女的女性来教育，教她顺从丈夫，尊敬长辈。教她们纺麻织布，煮茧缫丝，纺织缯帛丝绦，学习缝制衣服。教她们祭祀礼仪，按照祭礼的要求学习捧入祭品和祭器，来辅佐祭祀。”[13]《诗经》就多赞扬平民女性勤劳坚忍的品质，却甚少展现女性的才智。
在唐代，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平民也能接受知识文化教育。科举制的推行使受教育体扩大，知识文化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由此，一些女性也能接触到文化教育。相应地，男性的择偶标准和审美标准由美貌、美德并存渐渐发展为德才貌兼备。虽然在封建社会时期，女性教育曾受到多方面阻碍，“但在唐代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作为家长的父母、兄长，对在室女受教育方面也表现出较为开明的态度，准许并鼓励她们在家庭中习文读书。这使得唐代女子虽不能像同辈男子一样上学读书，但在家庭中却获
得了与男子大致相同的受教育的权利”[14]。艺伎学习各种才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悦男性，从而获取生活
来源，但喜爱诗书雅乐的艺伎也不在少数，唐代才女如薛涛、李冶、刘采春皆擅歌咏奏乐、文学创作，她们的作品被收录在《全唐诗》中。闺阁女性接受知识文化教育，可以陶冶性情、开阔眼界，助其日后相夫教子、成为贤妻良母，因此受到家庭鼓励支持。如诗人元稹的母亲郑氏及妻子韦氏都具有较高的文艺素养，
母亲郑氏承担了教育元稹的责任，“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15]；妻子韦氏贤惠持家，元稹的悼亡诗中
有记载，韦氏爱好风雅，善奏箜篌，“公无渡河音响绝，已隔前春复去秋。今日闲窗拂尘土，残弦犹迸钿箜
篌”[11]103，即便生活困窘，二人也能苦中作乐。
当物质条件有所改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时候，人们便将注意力转向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追求更深层次的美。即便在今天，人们依然承认才华、学识是内在修养的一种体现，也是衡量美的一种尺度。4结语
文学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美的要求，反映出人们审美意识的演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深化，男权意识不断增强，女性开始有意迎合男性审美。从先秦到唐宋，人们的审美意识在性质
上发生了改变，从功利性审美转变为非功利性审美，因而文学中的美人形象也从形体向性格、修养等方面发生转变。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了解先秦至唐宋时期的审美演进有助于深化对古典审美的认识，也可以从时代审美的角度反思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束缚，认识审美多元化以及女性解放的重要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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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male Image and Aesthetic Evolu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Guofeng and The Collection of Yunyao ZHAO Yib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China)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Guofeng and The Collection of Yunyao share a lot in common.Both in
clude works describing the image of beauty and reflect social reality.Besides ，the female images in both books display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of that tim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male images in both the book from the aspects of appear⁃ance ，character and self-cultivation.By examining the changes of female images in these 2books ，the evolution of people ’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from pre-Qin to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s explored so as to unveil the ori⁃gin of aesthetic standards.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Guofeng ；The Collection of Yunyao ；femal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赵艺博：《诗经·国风》《云谣集》中的女性形象与审美演进第1期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