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代饱受批评是因为其初衷与最终结果之间的距离。正视现实而又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重视美育，尤其要重视日常生活美育。它要求从政府到个人，从企业到家庭，从传媒到受众，都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并认真汲取传统美育资源，真正做到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审美追求。
由此可知，正是各种生产技术、市场手段和传媒文化通过商品与符号，大规模地进入、改造和建构人们的感官、日常生活环境及其生存体验，才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潮流。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代面临的困境
尽管我们应该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能够在当代社会实现足以说明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但人们对此却没有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如韦尔施就说过：“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4](P6)中国更有學者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本质是向富人们投怀送抱的“食利性”，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背后是当代学者与资本家的联姻。[5]这就难免让人感到困惑，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不是人们自古就有的吗?连最崇尚俭朴的墨家代表墨子都承认：“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6](P22)说明只要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有对美的追求。那么，这种追求
为何会受到如此激烈的批判呢?其深层原因恐怕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绕开的悖论有关，即人类行为之目的与结果之间的悖论，换句话说，人类的很多行为，其最初的目的与最终的结果之间往往不一致，会有一定距离，并由此产生悖论。
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初衷是想改变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产品粗糙、缺乏美感等现象，以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与审美水平，但我们回过头来反观，当“日常生活审美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潮流时，大众的生活质量与审美水平真正得到提高了吗?没有。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众被极力刺激、调动起来的所谓“美”的追求，其实主要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而且是以炫耀式消费为主，购买者对这些以审美方式呈现的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不是为追求其审美价值，而是为了夸耀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的地位。显然，这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正逐渐由以审美的方式对待日常生活转变为以审美的方式呈现日常生活，也由精神追求蜕变而为物质追求。
荀子认为人的爱美之心与生理本能一样，属于自然禀赋，但这些无可厚非的生理本能如果没有道德与法制的控引，一旦肆无忌惮的放纵下去，就会使社会走向崩溃[7](P67)。对当代社会而言，在大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前提下，追求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它带来的过度消费甚至是炫耀式消费则是一无可取的，无论是就个人、国家还是社会而言都不值得提倡。怎样把握这个度，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教育，尤其是审美教育。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背景下的当代美育策略
美学家李泽厚曾指出：“审美不能是很久的态度”，“但如同经常进入神的世界使精神不断得到洗涤净化而有益于人生一样，审美亦如此。它在你一生中的反复来去，就极大地丰富了你的现实人生。”[8](P107-108)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创造了“审美”奇观的当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思考、放弃了批判，相反，如何削减审美物化、审美异化的负面影响，同时充分利用审美泛化带来的丰富的审美资源，为中国当代审美教育服务，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要求我们要重视美育，尤其要重视日常生活美育，同时要认真汲取传统美育资源，真正做到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审美追求。在具体策略上，则意味着从政府到个人，从企业到家庭，从传媒到受众，都须参与其中，各司其职，方有助其实现。
(一)政府的职责：美化城乡居住环境
蔡元培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要之美育之道，不达到市乡悉为美化，则虽学校、家庭尽力推行，而其所受环境之恶影响，终为阻力；故不可不以美化市乡为最重要之工作也。”[9](P212)并详细介绍了城市应该设置习艺所、公墓、公园、植物园、动物园、自然历史标本陈列所、美术院、历史博物院、民族学博物院、公立剧院及影戏院等公共场所，而街道的布置则应包括广场、花坞、喷泉、植树等内容，甚至对招牌广告的悬挂都提出了要求：“对于商品之陈列货物、悬挂招牌，张贴告白，皆有限制，不使破坏大体之美观，或引起
恶劣之心境。”[9](P211)这些要求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有见地的。距离蔡先生这些话已近80年过去了，中国的众多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仍要继续努力争取早日达到这样的要求。
(二)企业的职责：美化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日常生活审美化”在物质层面的实现主要得力于企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过去只能出现在深宫大院、王公贵族家庭的精美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走进了千家万户，装饰、美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这一点而言，企业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企业毕竟是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因此，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如何平衡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既反对只重使用不重审美的“唯用型”产品，因为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更反对打着“审美”、“文化”旗号的过度包装、过度消费。
韦尔施曾区分出两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和深层审美化。浅表审美化指物品的装饰、包装、外表的美化，以及流于表层的审美现象。深层审美化指的是：“审美过程不仅包裹了业已完成的、给定的物质，而且甚至决定了它们的结构，不光影响它们的外表，而且甚至影响其内核。”[4](P6)而过度包装其实就是一种浅表审美化，它会助长奢华浪费、畸形消费的不正之风。对企业来说，既要做到既提升产品的审美文化内涵，又要避免过度包装，就应该追求产品内部形成的技术和艺术、功能和审美的统一，真正实现产品的深层审美化，才能对大众的日常生活美育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家庭的职责：美化家居环境
家庭是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场所，因此，在日常生活美育中的地位也尤为重要。中国古代文人对日常家居环境的美化有颇多心得，如苏轼的名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以及《老老恒言·消遣》中的一段话：“院中植花木数十本，不求名种异卉，四时不绝便佳……玩其生意，伺其开落，悦目赏心，无过于是。”[10](P139)而清代画家郑板桥对居室的设计：“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惟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11](P109-110)更是在家居环境审美追求中以少胜多、小中寓大的妙笔。虽然这样的追求从物质角度来说，在人口日益庞大、人均住宅面积较小的当代中国对普通百姓而言并不太现实，但将“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11](P110)作为当代家居环境的精神风尚还是可行的，至于要做到蔡元培所说的则更不难，即“卧室之床几、膳厅之桌椅与食具、工作室之书案与架柜、会客室之陈列品，不问华贵或质素，总须与建筑之流派及各物品之本式，相互关系上，无格格不相入之状，其最必要而为人人所能行者，清洁与整齐”[9](P210)，只是需要主人的用心及传媒的正确引导。
(四)传媒的职责：倡导、推行积极健康的审美生活方式
大众传媒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代实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在教育民众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与品位方
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P112)“当代大众文化(时尚、音乐、电视、录像、喝酒、跳舞、参加俱乐部)被‘仿佛是……’的广告世界所统辖。服装、身体、面孔都‘来自于他人，来自于对生活的想象，即出自于时尚、电影、广告及无数城市偶像的暗示。’”[2](P146)可见，大众传媒或者说文化媒介人，正是通过对符号、影像的操纵，虚拟空间的建构，利用大众追求享乐的需要，告诉我们怎样消费才有品位，穿什么样的衣服，佩什么样的领带才有男人气概等等，成为大众在日常生活的美化方面的引路人与设计师。如果这些引导真正具有审美价值，对大众倒也有益，只可惜不尽如此。
以被炒得如火如荼的身体美学为例。蔡元培在著名的《华工学校讲义(智育十篇)》中指出：“身体之装饰，一曰文身，二曰亏体。文身之饰，或绘或刺，为未开化所常有。我国今惟演剧时，或以粉墨涂面；而臂上花绣，则惟我国之拳棒家，外国之航海家，间或有之。亏体之饰，如野蛮人穿鼻悬环，凿唇安木之属。我国妇女，旧有缠足穿耳之习，亦其类也。”[9](P24-25)其实，当代中国人对身体装饰之关注，已远远超过蔡元培所说的范围與程度。鲍德里亚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12]((P139)这是一个痴迷于青春、健康和肉体之美的时代。为了达到所谓的“美”，有的人不顾自己的具体情况，去隆鼻、隆胸、抽脂，对心灵和身体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大众传媒在这些问题上显然难辞其咎。日常生活审美化
当然，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已成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状况下，还要求大众传媒如墨子、韩非子等人一样倡导衣食住行等只要能够满足人们的实用功能，而不必求其外观的美丑妍媸，显然已经过时，我们只希望作为审美生活方式之积极倡导者、推销者的大众传媒千万不要忘记德谟克里特的一句名言：“那些偶像穿戴和装饰得看起来很华丽，但是可惜!它们是没有心的。”[13](P16-17)倡导、推销积极健康的审美生活方式，力戒“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背景下的“非美”因素，应该是大众传媒不可推卸的责任。
(五)个体的职责：加强美学修养，赏玩生活美学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对大工业生产条件下人类的生存状态有过这样的描述：“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它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14](P48)这是当代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与社会要求的“专家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矛盾。席勒对此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14](P181)对每一位个体而言，加强美学修养，培养、提高自己的审美感受力、鉴赏力与创造力就是使自己成为“审美的人”的绝佳方法。在这个日益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记住苏轼在《宝绘堂记》中的一段话对我们不无裨益：“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
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7](P172)他认为对生活之乐既要关注，又不可沉溺其中；对生活完全不感兴趣则人生索然寡味，对生活一味沉迷则亦玩物丧志，不足为乐。我们完全可以将此视为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佳态度。
四、结语
“五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12章)先哲的话至今振聋发聩，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既要正视日常生活日益审美化的现实，并利用它带来的大量美育资源更好地开展美育，但也应警醒，不可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地追求审美化，尤其要避免使之从美感滑到感官享受直至跌入官能放纵的危险，这种追求在古代会带来亡国的危险，中国历朝历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当代同样会腐化民风。其实真正追求精神层面审美化生活的人是不会太在意物质生活的，一如孔子对颜回的赞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而著名的犬儒主义者戴奥基尼斯，用一袭斗篷、一个面包袋、一个木桶和一根棍子就把自己衣食住行的全部需求囊括进去了。在瓦尔登湖独自耕作、居住了两年的美国著名作家梭罗则发现，他一年中只要工作六周就足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们都在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活中到了真正的意义，到了真正审美的日常生活。明代学者张懋在《语录》中中肯地指出：“学者奉身，务
要俭约，不可好毕侈。苟好毕侈，必至贪得，他日居官决不能清白。盖宫室、妻妾、饮食、衣服之欲，难足故也。人能俭约，自无此项病痛。”[15](P97)个人如是，国家如是，社会亦应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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