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peech of Lonelines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ffering ：
an Interpretation of Liu Zhenyun 蒺s One Sentence Tops 10，000Sentences
WANG Yan ⁃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Loneliness is an inherent spiritual phenomenon of mankind.One Sentence Tops 10，000Sentences reveals the inner
spirit state of Chinese civilians in the dilemma of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the loneliness consciousness of the character is most
vividly revealed.Everyone in the novel is lonely and behind this lonely sense ，the author reveals to us the absurdity and nothingness of the existence of human life ，interprets the unspeakable suffering of the individual spiritual world and the mental dilemma that mankind will never be able to get out of.In the face of loneliness ，they dare to resist ，face the existence of loneliness ，eager to
dispel loneliness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e plight of loneliness.
Key words ：One Sentence Top 10，000Sentences ；
loneliness ；
language ；
spiritual dilemma ；
suffering
孤独的言说，苦难的诠释
———解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王妍妍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摘
中将人物内心的孤独意识展现得最为淋漓透彻。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在这孤独感的背后作者向我们揭示着人类生命存在的荒诞与虚无，诠释着个体精神世界所遭受的无以言说的苦难以及人类永远也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面对孤独，他们敢于反抗，直面孤独的存在，渴望消解孤独，从孤独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孤独；
语言；
精神困境；
苦难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18）06-0101-05
收稿日期：2018-03-13
作者简介：王妍妍，1993年生，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自新世纪的《一腔废话》发表以来，刘震云开
始由对人物外在的物质生活的关注转向了内在的精神生活，从而开启了对人物内心的精神状态的挖掘和呈现之旅。从《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近年来的小说持续对语言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写出了人类语言表达的困境。他笔下的人物一直都在试图寻可以说话的人，却越说越孤单。无论是“五十街西里”的人们，还是严守一、刘跃进、杨百顺和牛爱国，他们都渴望在与人说话中到一种沟通的安慰和心灵的慰藉，但事实却是那深入骨髓的孤独感愈来愈浓重，终将难以排遣。可见，孤独意识在刘震云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中日渐显现，到2009年《一句顶一万句》的出版更可谓达到了巅峰的状态。《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上下两部，上下部分别
讲述了吴摩西与牛爱国关于出走和寻的故事。小
说以底层百姓为视角，通过语言来描写人们日常生活的说话和对话交流活动，揭示了中国平民的内在的精神状况，从而书写出一种平民式与全民式的孤独感。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字里行间无不言说着沉重的孤独感，在这孤独感的背后作者想要揭示出人类生命存在的荒诞与虚无，诠释出个体精神世界所遭受的无以言说的苦难以及人类永远也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
一、孤独意识的根源
孤独是人类固有的精神现象，始终存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在生命的旅程中，孤独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周国
平曾坦言，孤独是人的宿命，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一个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从无中来，又要到无中去，
第37卷第6期2018年6月
怀化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
Vol.37.No.6Jun.2018
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1]158。我们无法逃离生存的凄清与孤单。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提及“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孤独与生俱来、与生命同在，是生命不可避免的一种存在，是我们每个生命个体所普遍感知的精神体验。
（一）历史的沉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拥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累。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整个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都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侵蚀和影响。儒家文化在长久的发展过程虽然相当曲折，但其长久的生命力始终未曾中断
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儒家思想的基本核心是“仁”，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对后世影响深远。儒家注重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主张将人的情感脱离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人的情感必须注重现实社会的融合，因此中国人看重现实人生的心里满足和社会效用。而西方社会是一个宗教国度，一个人心里有事，可以跑去教堂，与神进行对话、交流与忏悔，西方人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在人神社会中到了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的皈依。然而中国缺乏西方社会中关乎神的存在，宗教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西方那样起到安抚人的心灵和解决人的精神困惑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内心孤独和苦痛的根源之一。人很难在人人社会中得到精神上的倾诉和交流，人际关系复杂多变，朋友一旦变化了，很可能就出卖了自己，人的情绪无处宣泄、精神无处寄托和安放，增添了心灵深处的孤独与烦闷。
（二）时代的进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和金钱对人类精神的异化，已经使人日渐成为其附属品。当今社会的很多人都已经麻木于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存压力的加大，他们每天忙于事业，拼命地工作与挣钱。为了给自己给家庭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保障，他们满脑子都是赚钱，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他们没有太多的闲暇来顾及自己的精神生活，也没有心情去享受生活和大自然带给他们的无限乐趣。然而，现代人最为缺乏的并非是物质财富，而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当夜幕降临、华灯初放，身心俱疲的我们突然发现内心是如此的空虚与孤独。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科技产品的迅猛发展，手机、电脑、互联网等随处可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也在无形之中缩减着人与人之间的透明度，造就了情感的欺瞒与远离。现实生活的残酷、社会竞争的激烈，让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总是不自觉地戴着一层面纱，少了一份真心，多了一份违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充满了谎言
与隔膜，整个世界都弥漫着现实功利的彩。在繁华、喧嚣、热闹的背后，我们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身心的孤独。
（三）个人的经历
刘震云在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祖母抱回乡下抚养长大，乡村的生活和善良的祖母构成了刘震云全部的童年记忆。刘震云从小和祖母相依为命，一老一少的生活使他免不了受到许些委屈和伤害。而童年里的他，又没有亲生父母的陪伴，所以尽管刘震云的童年充满了乡村的记忆，但却从根本上没有产生对乡村的归属感。直到1978年通过参加高考，考上大学，才回到了那个所谓的出生地——
孤独的人生—城市。一别20多年，城市给刘震云的感觉是陌生的、触不可及的，他在城市面前就是一个局外人，他的一切都与城市不相融合。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两者都充满着黑暗，世界上不到灵魂的净土，不到精神的栖息之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面前，他是一个局外人，十分的陌生；而对于童年生活过的乡村，他又没有来自血缘关系的归属感。刘震云就这样在乡村和城市间往返，使他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漂泊者，孤独的种子早已悄然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后，当他的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他的心灵也渐渐地趋于平和，他开始更大程度地回归到了自己的心灵世界，揭示人类世界精神层面的孤独。纵观刘震云新世纪以来发表的作品，他似乎要将对孤独的探寻进行到底。
二、孤独体验的呈现
读完《一句顶一万句》，内心不乏阵阵的悲凉与震撼，产生强烈的共鸣，不免发出“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的
感慨，知音难觅，知己难寻，“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向我们揭示了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容易遭受精神上的孤独。这样一种典型的平民式与全民式的孤独，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小说中出现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它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些形形的人物要在人中到一个知心朋友，和他说句知心话来排遣自己内心的孤独。无论是底层大众的代表者杨百顺、牛爱国，还是乡土知识分子老汪、传教士老詹，尽管他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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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面临着孤独，但却有着不同的孤独体验。
（一）底层大众形象：杨百顺、牛爱国——
—说不上话的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中，上部的主人公杨百顺从家庭情感的孤苦无依中逃离了，从杀猪到卖馒头，一路走来依旧没个知心朋友，婚后与吴香香没话说，岁月的流逝带来了吴香香和老高的私奔，为了逃避舆论的压力，便和唯一能够说得来的巧玲踏上了假吴香香的路途，但命运好似跟他开了个玩笑，巧玲的丢失让他又重新陷入了孤身一人的境地。辗转七八年，一个人独自承受着生活的坎坷与不平，巧玲的丢失让他身心遭受着巨大的孤独，情感无处宣泄、无人诉说，最终独自一人踏上了走出延津的旅程，孤独而又苍凉的身影消失在延津的大地上。下部的主人公牛爱国同样遭受着妻子的背叛，这些年来和妻子说不着，孤独感涌上心头。在妻子有了外遇的流言蜚语下，牛爱国想要通过各种途径来挽回妻子庞
丽娜的心，但庞丽娜最终还是和老尚私奔了。在人生的路途中，好不容易有个能说得来的章楚红，一个人说:“咱再说点别的。”另一个人说:“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2]306牛爱国在心里盘算着带着章楚红逃离，但还是与她错过了。人生的路上越想逃离生存的精神困境，越是无法摆脱内心的孤独与悲凉，他们的孤独主要体现在话语层面的孤独。
（二）知识分子形象：老汪——
—无人理解的孤独私塾先生老汪在学堂讲解孔子的《论语》，老汪对《论语》的理解之深与徒儿们的理解之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时，指人要知心朋友，远道而来的朋友是不是知心朋友还不一定呢。“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留下了眼泪。”[2]26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老师与学生们互不懂，给老汪增添了许多烦恼。老汪看似桃李满天下，可又有谁人能真正明白老汪的内心呢？老汪在教学之余，每个月有两次，喜欢一个人在野地里四处乱走，心里憋得慌，总想着一个人，却也说不清道不明，没法和别人说。老汪是个有学问的人，作为小说中唯一的乡土知识分子形象，仍旧处在孤独的人生中，而他的孤独主要体现在理解层面的孤独。
（三）传教士形象：老詹——
—无人信仰的孤独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宗教是人心灵之梦。”[3]19宗教总是在无形之中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心灵深处的寄托。《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天主教神父老詹是个意大利人，早年追随他叔来到中国传教，老詹本人在虔诚的天主教的信仰中得到了灵魂的栖息和精神的依托，然而他却并未能将天主教在广大的延津百姓中发扬光大。“老詹四十年过去，只在延津发展了八个信徒。”[2]112尽管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老詹依旧风里雨里地跑着，渴望发展第九个信徒；尽管
条件苛刻，老詹从未气馁，未曾想过放弃。老鲁贩茶时，老詹就想发展老鲁信教，老鲁说:“忙得过，你要能让主来帮我贩茶，我就信他。”后来不贩茶了，开了竹业社，老詹又劝他，他改成:“你要能让主来帮我破竹子，我就信他。”[2]114而杨百顺答应老詹信主，却是为了一个事由:“我信了主，你能给我个事由吗?”[2]107但改名为吴摩西的杨百顺一听老詹讲经就打瞌睡，老詹发展第九个信徒的计划终究还是泡汤了。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缺乏虔诚的宗教信仰，国人对宗教的信仰往往还停留在表面，注重的是现实功利彩，并未触及灵魂深处。在几十年间的传教过程中，老詹未能让延津百姓在天主教中到精神的依托，更多的是有心无力，因此，他的孤独主要体现在信仰层面的孤独。
三、孤独言说的方式
孤独构成了小说的主旋律，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对孤独意识的书写有着自己的另类的表现方式，他从底层百姓日常口语化的说话与对话交流中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小说的叙述方式。
（一）以底层百姓为视角
在世俗的观念中，知识分子似乎是孤独感存在的代言人，认为孤独是知识分子的专有。如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等。他们受到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作为思想觉醒者，率先发现封建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渴望挣脱旧传统的束缚，企图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却受到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与限制，在孤立无援中饱受内心的煎熬与挣扎，知识分子最终陷入深深的孤独之中。其实不然，正如刘
震云所言，“所有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过去的文学作品，讲到孤独，往往是在知识分子层面，知识分子的孤独处在高级的精神活动中，当然也会有非常好的作品，而我觉得更大的孤独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劳苦大众中间，他们从事的体力劳动越是繁重，精神上的孤独感越是剧烈。”[4]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旨在表现底层人物精神上的孤独，而非底层人物物质生活上的艰难。比起贫乏的物质生活，最痛苦的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挥之不去的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刘震云在文学创作之初，便已深深地扎根于底层百姓的生活，对底层民众投入了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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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平淡琐屑的日常生活出发，不掺杂任何情感，真实地描写了底层人物精神世界的心灵遭遇，诉说着中国人所普遍存在的生命最本真最纯粹的孤独感，向我们揭示出了这些平凡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一句顶一万句》中形形的小人物形象，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平民形象，有卖豆腐的老杨、赶马车的老马、铁匠老李、剃头的老裴、杀猪的老曾等等。刘震云真实地还原出了这些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关注着他们的精神世界，站在民间生活和底层百姓的立场上来书写出一种平民式的孤独。
（二）以民间口语化的语言和说话为载体
格非在《小说艺术面面观》一书中认为:“伟大的小说家似乎从不被动地摆脱语言的定势，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处在创造之
中。他们总是致力于到一种新的语言的组合关系，这种组合关系不仅存在于语言教科书中，更为重要的是，它存在于作家的血液和生命之中。”[5]146刘震云一直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为他的作品寻求最合适的语言表达，不断革新与挑战，渴望突变与创新，而他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将语言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是一次成功的挑战。看完《一句顶一万句》，想必给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语言的重复又重复、绕过来绕过去、一件事情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如“喷空”、“过心”、“说得着”、“说不着”等词的不断重复，“不是…而是…”等句式的反复使用，把一件事情说成另外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绕成另外一件事情，等等。小说中鲜少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动人的故事，也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言简洁朴实，缓慢道来，运用的是日常口语化的语言、底层百姓最日常的说话。“日常的说话成为刘震云小说语言与人物语言的基调。”[6]说话不仅仅只是一种与他人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更是打开精神世界、建构精神交往的窗口。但小说中的人物却越说越孤独，无法通过说话真正实现心与心的交流。这种民间口语化的语言与日常的说话是书写底层百姓内心孤独感的最真实的表现方式。
（三）以说得来和说不来的对话交流为语境
《一句顶一万句》里，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具体呈现为说得来与说不来这样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7]。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在说得来和说不来的对话交流中，向我们诉说着其厚重的孤独感。在亲情的冷漠与算计中，杨百顺同自己的父亲老杨和兄弟杨百业、杨百利均说不来，在他眼里逃离出那个没有温度的家未尝不是一种解脱。阴差阳错之中，杨百顺改名为吴摩西与吴香香结合，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家，婚后却发现自己与吴香香说不来，但吴香香却与老高能够说得来，与亲生女儿巧玲也说不来，但吴摩西却与继女巧玲说得来。巧玲被老尤拐卖后，继而被老曹夫妇收养，收养其间与老曹说
得来，与老曹老婆说不来；结婚后与牛书道说不来，后来又与老曹说不来，反同老曹老婆说得来；晚年与其他人说不来，唯独和牛爱国说得来；生命弥留之际，独与孙女百慧说得来。牛爱国同妻子庞丽娜说不来，但庞丽娜却相继与小蒋、夫老尚说得来，牛爱国在出走的路途中遇到了章楚红，和章楚红说得来。牛爱香为了一个能够说话的人和宋解放结婚，结婚后却发现与他说不来，但宋解放却与百慧说得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是人类精神沟通的纽带，是情感的寄托与安放。在说得来与说不来的言语交流困境下，人心灵深处的孤独感无处诉说、无处消解。
四、人类永恒的精神困境
人与人之间通过日常的说话和对话来进行交流，而说话和对话又借助于语言的表达，于是语言就成为人和人彼此间相互了解和情感诉说的媒介。海德格尔曾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惟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8]1。由此可见，语言是一切存在的基础，人只有借助语言才能确立其作为生存者的身份，从而有了生存的意义。《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每个人都在试图寻一个可以真正说得上话的人，却无人可说或越说越孤独，有的只是那绵绵不断的孤独感。语言仿佛是孤独的滋长者，人就是要带着语言所滋长的孤独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人依赖语言，但语言却无法缓解生命存在的孤独，反而助长了孤独。语言的苍白与无力所散发出的浓重的孤独意识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的荒诞与虚无。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是被“抛入”到世界上来的，是被抛弃的个体。在荒诞的社会中，人就像个“脆弱的东西，淹没在无限的大千世界里，孤立软弱，每一个瞬间，虚无都在袭击他。”[9]14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对底层百姓内心孤独感的揭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是孤独的，他们永远生存在孤独之中。杨百顺一生坎坷，经历种种变故，卖过豆腐、杀过猪、染过布、破过竹子、沿街挑过水、种过菜，最后“嫁”给吴香香，一路走来
没有一步不是坎坷的，内心悲苦，而苦的根源在于没有人能够说得上话，说不来，无话可说。遇到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巧玲，却在假吴香香的路途中丢失了，从此没有一个人能和自己说上话，所有的苦所有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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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一起都比不上巧玲丢了。巧玲丢了，再也没有可以说得来的人了，哀莫大于心死，寻而不得，吴摩西想要离开这个伤心之地。而牛爱国好不容易遇上能够说得上话的章楚红，却由于自己的软弱和害怕而退缩了，等想明白了以后再去章楚红，却终究还是与她错过了。在孤独的困境中不断挣扎与尝试，却始终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最后陷入彻底的虚无境地中。
上下部的主人公吴摩西和牛爱国，两人有着相似的人生遭遇，妻子有了外遇，为了不被别人说，假装出门去寻自己的妻子。主人公终其一生都在寻一个能够说得来的知心朋友，想要从孤独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却终而不可得。每个生命个体都渴望自己的话语能够被他人理解，但人和人之间却无法凭借语言得到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对话消除不了生命带来的孤独。他们四处寻觅，想要到能够打开自己心头那把锁的一句话，解开心中积聚的烦闷，但所有的付出都变成了虚无。
主人公命运的重复，命运的轮回，命运的悲剧，揭示了人类永远也无法摆脱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上部在介绍瞎老贾这个人物形象时，引出了这样的一段话:“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2]33故事的开篇就为我们揭示了人类存在的荒诞与虚无，暗示
了命运的无可奈何，人终究也无法摆脱的宿命与苦难。
精神的困境，命运的苦难，是人类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故事的结尾，牛爱国最后的那句:“不，得。”[2]362尽管精神上孤独无依，但他依然执着地反抗着、追寻着，去寻求语言给人带来的丝丝慰藉，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追求，像人一样活着，活得像个人，有尊严地活着。吴摩西在西行的火车中，中年男子与他搭话，人家问他:“你叫个啥？”吴摩西愣了半天，最后在火车长鸣声中，他想起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答:“大哥，我没杀人，你就叫我罗长礼吧。”[2]208从“杨百顺”到“罗长礼”，吴摩西一路走来的改名史，一方面是他一生苦难史的见证，另一方面也是他对自我寻的坚守。杨百顺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他想像罗长礼一样活着，在喊丧的声响和喧嚣中排遣孤独。如果说上部的主人公杨百顺的反抗是微弱的，那么下部的主人公牛爱国的反抗则是坚定的，敢于面对难以挣脱的宿命，迎难而上。
五、结语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都和说话、孤独有关，可以说是在人类语言表达的困境中展现出的一种全民式的孤独，在学术界和评论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人也许能够忍受诸如饥饿或压迫等各种痛苦，但却很难忍受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
—那就是全然的孤独。相比物质上的苦难，更为痛苦的是人在精神上的苦难。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所揭示的就是一种全然的孤独，小说里的每个人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孤独，而语言作为工具却无法达到心与心的交流的效果，人类存在的荒诞与虚无是人类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宿命。面对孤独，他们敢于反抗，渴望消解孤独，寻到能够说得
来的知心朋友，从孤独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我想刘震云写《一句顶一万句》并非只是为了揭示当下中国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以及人类永远也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他所要向我们传达的是一种在苦难的精神困境中寻出路，始终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迎难而上，在孤独中寻心灵的抚慰。他希望每个人都敢于面对精神上的苦难，直面孤独的存在，战胜孤独，超越孤独，最终活得像个人，活出人的模样。然而在孤独的精神困境中，中国人总是寄希望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向外去寻求消解孤独的方式。《一句顶一万句》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敢于反抗，却总是寄情于现实的人情中，寻求打开心门的那句话，但语言却无法对抗孤独，反而助长了孤独，他们终究也无法摆脱孤独的折磨与困扰。孤独的消解方式只有真正面向自我的内在心灵，在精神的皈依中达到灵魂的净化，审视自己的灵魂，与灵魂对话，才能化解内心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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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妍妍：孤独的言说，苦难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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