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大国崛起法国篇重点介绍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社会变革，及此后法国陷入长期社会动荡的情况。1789年之后不到100年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三个共和国。激烈而反复多次的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消耗着法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动荡的局势使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稳定的社会基础，法国的大国之路因而变得格外曲折。以下是品才网小编整理的大国崛起观后感法国，欢迎阅读参考。
大国崛起观后感法国我想没有人会否认，近代以来的法国是充满了野心的。而且它的野心还不仅限于欧陆。但是，历史仿佛总是偏袒它的对手。尤其是与英国的争夺，颇让人有既生瑜而何生亮之感。仔细探究从“太阳王”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希望从细节中发现上述尴尬的成因。但越读疑问越多，矛盾越多。
法国曾经号称“欧陆第一陆军强国”(即使现今的法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就像七雄并起时的秦国，偏安一隅，虎视东方。仅就陆地上来说，在大多数时候，它的敌人只来自一个大方向上，这使得它的针对性更强，能更好的集中兵力。对于陆战来说，这样的地理条件和人口、政治、经济、传统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在欧洲恐怕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了。于是路易十四、拿破仑相
继成就了法兰西的骄傲。
但是，心在世界的法国人却怎么也冲破不了英国人的海洋枷锁，也因此永远沦为配角，衬托着对手“日不落”的骄横与诡诈。难以理解，在大陆上横扫欧陆的法国为什么到了海上就像患了肌无力，完全的无作为。据说，陆地上的地理优势到了海洋上反到成为了法国海军的先天性残疾：伊比利亚半岛将法国海岸线一分为二，使得它的对手只要扼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就能让法国的大西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不得策应。而对于法国来讲，无论是大西洋还是地中海都充满着巨大的国家利益，哪个也放弃不得。不能集中兵力，这是最基本的兵家大忌。
如上所述恐怕是个原因。但估计绝对不只是这个原因，当翻阅英法战争史的时候，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地方，就是在历次英法海上对抗中，就武器性能而言，法国几乎没有逊过对方，甚至在一些历史时期里还优于英国——这当然得益于法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基础。但是，武器的优势并没有为法国赢来多少胜利，更悲惨的是，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海战中，法国人都会犯下些幼稚的错误从而导致彻底的失败，而这些错误甚至达到了可笑的地步，常使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扼腕。
我想，造成这种结局或许只因一个原由，就是法国不懂得海洋。没有海洋谋略、海洋传统和海洋经验，用陆地思维
去思考海洋势必被汹涌的巨浪吞没得无影无踪。于是想到了我们自己，我们同样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文化到传统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大陆烙印。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法国倒是很相近，我们的百年屈辱就起因于我
们对海洋的陌生。现在总有人乐于在海洋沙盘上做加法，R国现在拥有几艘驱逐舰、几艘护卫舰、几艘潜艇；我国已经拥有几艘驱逐舰、几艘护卫舰、几艘潜艇，以后几年还将拥有几艘驱逐舰、几艘护卫舰、几艘潜艇。他们甚至雄心勃勃地认为只要我们造了多少多少航母就可以和M国太平洋舰队分庭抗礼了!法国的尴尬恰恰该点醒这些人。我们当然要拥有航空母舰以及更多的现代化主战舰艇，但拥有了它们并不代表我们就羽翼丰满了，与那些传统海上列强相比，我们还很幼稚。我们甚至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海洋上，因为陆地边境线实在太漫长了，卧榻之测不规矩的近邻又那么多。不得不用大陆思维思考大国逐鹿的问题，但在海洋上，这也许是一个弊病。这是我们的困局!
大国崛起观后感法国昨天晚上看了CCTV-2《大国崛起》之法国篇，重新了解和认识了法兰西民族和他们的历史。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巴黎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而是先贤祠。那是法国人专门为伟人准备的安息之地。
先贤祠，其法文名Pantheon源于希腊语，最初的含义
是“所有的神”。这类的建筑，通常以供奉诸神而著称。例如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人修筑的雅典巴特农神(Parthenon)，便是供奉着这世上所有的神灵。类似的建筑，意大利也有一所，也即我们所熟知的“万神殿”。
与这俩前辈相比，巴黎的Pantheon自然是年幼了许多，但若说到声誉，却是一点都不逊。它始建于17
44年，曾名为圣日内维耶大教堂，当初是法王路易十五感主恩所设。也许是上苍冥冥之中的注定，建成之日教堂恰逢如火如荼的法兰西大革命。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世俗与宗教的权威皆消失殆尽。于是圣日内维耶大教堂抛弃了上帝，摇身变为“祖国和自由的祭坛”，并更名为“先贤祠”。之后几年间，革命家米拉波、启蒙思想巨人伏尔泰与卢梭等人的灵柩，相继迁徙于此。这些启蒙与革命的子民，宣告了巴黎Pantheon作为世俗祠堂的开始。
栖身于先贤祠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的条件非常苛刻。许多享誉世界的伟人，如巴尔扎克、莫泊桑、笛卡尔，至今仍不得其门。即便是有幸入室的伟人、通常也很难觅到一个宽敞的位置。所以卢梭与伏尔泰堪称是备极哀荣。这两位思想家葬于最显要的位置，并各自享有一个偌大的墓室。卢梭棺木上镌刻的“自然与真理之人”的谥语，伏尔泰的悼词也很简洁：“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法兰西人对启蒙思想巨匠的尊崇无以复加，因此两人的殊荣并
不具有太多的奇怪。但卢梭恰巧与伏尔泰面对面，倒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两个生前的对头，死后却不得不长相厮守。置身于这般的场景，想象着左翼、平等、革命与右翼、自由、渐进就这样日复一日的面面相对，我仿佛触摸到了法兰西民族最深处矛盾又谐和的灵魂。
当然、这般神圣的地方、科学家也理当有一席之地。例如居里夫妇，以及数学家拉格朗日等人：俭朴的墓室、简单的介绍、一如他们平实无华的品质。祠里深处，多是二人一室、四人一室。卢、伏二人不远巴黎圣母院观后感
处便安息着维克多·雨果，十九世纪法兰西最负盛名的文人、一个曾因反抗专制而流落他乡的斗士。种种一切均像极了他的室友、恰巧也是一位作家、且曾为德雷福斯鸣冤而流亡英陆的左拉。不知这是否就是法兰西人眼中雨果、左拉与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不同。可以引为佐证的是，先贤祠中还镌刻着很多寂寂无名爱国者的名字，例如一战二战捐躯的烈士。
这里还有一些“伟人”，并非名人。比如一面墙上雕刻着许多人的姓名。它是两次世界大战为国捐躯的作家的名单。第一次世界大战共560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共197名。我想，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烈士成千上万，为什么这里只有作家?大概法国人一直把作家看作是“个体的思想者”，他们更能够象征一种对个人思想的实践吧!虽然他们的作品不被人所知，他们的精神则被后人镌刻在这民族的圣殿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