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孟
外资企业法相对于公司法是特别法，两者投资主体不同，出资方式、组织形式都有差异。
一、外资企业法相对于公司法是特别法。
公司法是规范、调整公司的设立、组织、行为、解散、清算、及其他对内外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广义的公司法是调整公司各种法律关系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括。外资企业法则是调整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外资企业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可见两部法律都是关于规范企业经营与管理的法律规范，外资企业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强调协调经济运行，以及特定对象是外资企业。因此，两部法律调整的对象有重合的地方，外资企业法可以看作公司法的特别法，这我们可以从公司法中到支持：公司法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之所以要制定外资企业法是因为在特定时期需要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他们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
说外资企业法相对于公司法是特别法，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外商在我国成立企业，主要是以公司的形式出现的，公司法当然地适用于公司的成立、变更、解散等。
现具体从投资主体、资本制度、组织形式、股东责任等方面进行比较。
二、投资主体之比较。
投资一般的理解是指个人或组织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付出一定劳动、资金、技术，并进行经营管理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为取得在与其不同的另一个经济体制中经营的企业的长期利益而作出的投资，投资者旨在该企业管理中拥有有效的支配权。
我们可以丛投资的概念中到投资的主体，其实很简单，投资的人就是投资主体。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七十四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募集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
其余部分向社会公开募集而设立公司。可见，我国公司法中所指的投资主体是，发起人、社会公众、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授权的部门。发起人可以是法人、组织、非法人、自然人。
公司法所指的投资主体应该包括除上述所提及的中国组织，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还包括外国的组织和非中国公民的自然人。公司法所规范调整的投资主体是广义上的投资者，没有国界之分。因为外资企业法是特别法，那么它所规范调整的投资主体可能是公司法所规范或调整的一部分。
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的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商投资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东道国提供的土地、厂房、及其他基础设施、部分原材料等，按商定价格收汇，不参与投资。所以我们认为，外资企业法所调整或规范的投资对象是外国投资者，不包括中国的投资者，也不包括外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
可见，两部法律在调整的投资主体上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外资企业法的单一性。
三、资本金制度之比较。
资本金制度也可以叫作注册资本制度，它指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和出资方式。
两部法律对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的比例都有所限制，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外资企业的比例限制规定在细则里面，在外资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关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公司法有明确的规定，外资企业法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毫无疑问，如果外资企业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那么他就必须遵照公司法关于最低出资限额的规定。
两部法律对出资方式有些差异。公司法规定投资者既可以用货币，实物，也可以用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外资企业法有点例外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可用土地使用权出资，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国有制度，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还不便于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其他因素影响了立法者。
外资企业法中关于资本金的特别规定：
一、涉及商检。以其他设备出资的，涉及进口，因此细则28条规定要求商检，细则对作价出资的设备作价、品种、数量、等做了详细规定，这是涉及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的特别之处.
二、对投资期限做了特殊规定。细则第29、30条规定了外商可以分期交纳出自。这前面提到过，是吸引外资的一种手段。
四、组织形式之比较。
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形式，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类型，没有其他类型。而外资企业法则没有具体规定企业的组织形式，他可以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还可以成为其他的企业形式比如说是合伙等，但其他企业形式外国投资者基本上没有兴趣去申请设立，一方面的原因是它不够规范，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需要我国相关部门审批，因为外资企业法细则主要提及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形式，在审批上非公司形式很难通过。
五、投资者责任。
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组织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有限责任公司一种是股份有限公司，无论什么形式的公司，股东对公司责任以出资额为限。而外资企业法与公司法有些异同。我国外资企业实施细则十八条 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
任形式。外资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外资企业为其他责任形式的，外国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适用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外资企业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外资企业的无限责任，但从字里行间来看，外资企业投资者是有可能承担无限责任的。
从公司法的完善看我国的立法水平
韩维维
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一直担当着重要的角，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法作为利益的平衡器，也越来越发挥着他的主观能动作用。
我国公司法近两年经过了循序渐进的修改，它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使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全面的保护了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从公司内部来看，以前关于股东权利的规定较少，或是有权利无救济。例如，以前公司成立后即使出现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的情况以及由于公司内部的某些事项导致无法实现预期状态的，股东也只能束手无策，进退两难，甚至采取过激的办法使事态更加恶化;但现在外资企业法
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解决了套在股东身上的枷锁。有了这些权利保障，增加了股东的投资信心，整体上起到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避免了更多违法事件的发生，使得我国公司的发展趋于良性循环。另外，对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造成公司损失的行为，股东的请求赔偿权也有了救济途径，促进了公司管理人员依法管理公司，增强了其对公司的责任心，有利于公司的稳步发展，限制了公司的一般违法行为和单位犯罪的发生。
其次，从公司外部来看，公司的法律人格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被否定的。例如股东抽逃出资或出资不实，或以不正当手段逃避债务，此时虽然公司应以公司资本对外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在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这体现了法的灵活性。实践中，避免不了有公司股东实施一系列违法活动，欺骗债权人，使债权得不到实现，这时按一般规则就等于放任此类事件的发生，债权人的利益永远得不到实现。可见，在目前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揭开公司面纱”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公司法在画兼顾经济发展和权益保护的这个密封的圈时，视野放得更加宽泛，不仅局限于对公司本身的措施上，还体现在涉及到的中介机构上。中介机构如果不遵守行业规则，与公司股东同流合污，那就等于给自己挖陷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大大增加了权力
的保障性，也促进了行业间的相互监督。
在新中国早期，我国可以说无论是在法的基础理论上还是在法的制定和实施中，都处于接近空白的阶段，要大量借鉴外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经验。而随着法学教育的进步、法学研究的加深以及立法经验的总结，我们的立法者越来越能够善于把握利益的平衡，逐步从全方位论证每一部法律的价值点，进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更改法律、完善法的实施，及时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促进市场经济协调发展。
立法是一项工程，它铸造出一个国家法律体制的基本框架，运用法律的权威性使影响国家发展的各种作用得以有效发挥。这种过程，是在总结社会的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将法律现象引发的噬待解决的问题个个击破，同时将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提前预防。所以，立法者的眼光总是在缜密地寻针对现象的最佳解决方案，在法的价值位阶中不断比较和衡量，最终达到利益的平衡。针对同一社会问题，一种解决方案在某些时候可能是最好的，但在另一个时期也许又不是最佳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已经平衡了的天平又逐渐倾斜了的时候，就要及时进行法的更改和补充。这种过程也是一种简单的立法过程。同时，它也可能是循序渐进的，即使立法者明确知道很快就会有第二次更改以及更改的内容，也要把这次更改
作为一种过渡。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变革应该是谨慎的，它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过去(怎样，有何不适应的问题发生)、现在(怎样，发现了哪些待解决的问题)和将来(会怎样，对新措施效果的预测)为人们指明了新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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