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引发全国关注的“潘晓讨论” |
2008年12月11日 08:36:21 来源：北京日报 |
人生激辩——回望“潘晓讨论”
任何的社会变革总是思想先行。而振聋发聩的文字，往往会引发全社会的震撼，从而开启一个时代——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痛苦和创伤，甫一发表，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从1980年5月开始到这一年的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28年后的今天，回望那场讨论，虽然那是一场非黑即白、二元分明，简单而不深入、结论
匆忙的讨论，但由它引发的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识性事件。
▲刊载《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
《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中国青年说五月的惊雷
1980年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开始，延续着从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理想主义彩，一如这一年第5期《中国青年》的封面：纯洁的蓝天下白玉兰盎然绽放，花瓣上飞舞着一只蜜蜂……
然而，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滚惊雷、一声震撼。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搅动了一个时代……
在西城官园育强胡同《中国青年》杂志社办公室，工作人员从靠墙的一排大文件柜里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尘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 ▲1980年的黄晓菊。
发稿原件，用方格稿纸、蓝黑钢笔字工工整整誊抄的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最上面：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
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讲述了自己在工作、爱情、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后，潘晓最后这样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28年后的今天，人们再读这封信的时候，已不足为奇。信中关于人生的困惑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信中大胆直言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但是，时光倒回当年那个五月，当时的人们在不经意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毫无心理准备，他们的第一反应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这些词汇是当年读者们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
直接感受。
当年毅然决定要发表这封信的《中国青年》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产生巨大反响是意料和情理之中的，那一代年轻人从小受的是全红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就像关在一间封闭的小屋子里，窗外是一簇人为摆放的鲜花，只有袭人的花香和恋花的蜂蝶，但当他们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房间，发现世界不只是一个窗户那么大小，也不只有鲜花和蜜蜂，世界很大，也很复杂，有阳光也有阴暗，有鲜花也有毒草。因此，困惑是必然的，思索也是必然的，困惑和思索说明这代青年开始清醒、开始独立、开始前进。他们大有希望。”已78岁高龄的关志豪说到这里，激动起来。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盛夏的炽热
▲“潘晓”来信发稿原件。
刊有“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社会学博士彭明榜现在是《青年心理》杂志社社长，当年“潘晓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他还在中学读书，但是到《中国青年》工作后，他一直在追寻当年那场讨论所牵涉的人、发生的事、深层的理。
彭明榜说，和季节出奇的吻合，“潘晓讨论”整整“热”了一个夏天。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彭明榜说，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
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有一篇《“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说教味道很浓：
由一个阶级的人生观跳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生观，公开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曾见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先进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担心显得有些多余，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6月20日，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潘晓”来信发稿稿签。
6月18日下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胡乔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郭楠柠等谈话将近3小时。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此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展开的：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八页的版面扩大到二十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
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中的我，一下子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
、“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这种珍于一切、最真诚的心灵的交流，用任何最动人的感激之词加以报答，都只能是对它本身格调的贬低。
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记者电话采访了现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赵林，他说：“我在一封给黄晓菊(潘晓讨论的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的信中明确说，由你和潘祎(潘晓讨论的另一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拉开序幕的这场大讨论，很可能将由我来扮演主角。果然，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成了众多来信谈论的主题。”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上、署名桂钢的读者来信这样肯定赵林：
以往我所接受的现成的演绎法所解不开的生活之谜，现在用你替我寻来的这把钥匙，竟是一捅便捅开了郁结于心的种种疑惑和迷惘……自我只是为了生存得更有价值，自我乃是推动社会政治的能源。
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
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也没有了；连给乞讨者施舍的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董存瑞、黄继光的“正义冲动”了……
谁是潘晓？
那么，谁是潘晓？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在签发《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稿签上，记者发现签发编辑叫马笑冬，试图与她联系，彭明榜说：“马笑冬现在病得厉害，没法接受采访了。她离开中国青年杂志社后，
于1988年出国，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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