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明珠—唐代诗歌的思想内容
前言
政治理想
唐代诗歌，特别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强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生活。李白是惯用大鹏鸟来象征自己的豪迈气概和不羁精神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正面提出了理想；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巨大感叹也包含着对创业的强烈渴望。杨炯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也说：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这两位并不以政治抱负见称于世的诗人，也都表示出从军报国的热情。
中国诗歌大量而集中地表现诗人的政治抱负，始于建安时代。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
曹植的《杂诗六首》、《白马篇等，都表达了平定战乱的要求，带有那个历史动荡时期所特有的悲壮彩。这个主题到了两晋南北朝几乎中断。
唐代的许多诗人又大量地表达政治理想，充满着积极乐观的精神。李白和杜甫的“布衣卿相”的抱负就是典型的代表。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都表现了以前的诗歌中较为罕见的宏图壮志。
这些唐代诗人的政治理想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和阶级根源。唐初的经济繁荣，政治统一，国力强盛，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诗人们对于建立功勋的种种幻想。唐代世族地主阶层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活跃于历史舞台，他们表现了革新政治的精神。唐太宗时的魏征、马周，唐玄宗时的张九龄等，都是庶族出身的著名宰相。从布衣至卿相，不是诗人们一时的狂言妄语，而是有现实依据的。总之唐代这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所歌唱的理想，在实质上正是代表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要求。
思想开放
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家教礼法，思想上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也放浪不羁，“不护细行”cuican一直被世族所讥笑、鄙弃。其实他们借助“任侠”的形式，“好语王霸大略”、要“游说万乘”、“喜仗义疏财”等，正是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另一种说明补充，他们的纵情狂放有时表现了理想不得实现后的牢骚情绪。而对权贵的蔑视和鄙夷，则是一股冲击封建礼教的力量。
李白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一醉累月轻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真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在这一点上，他发展了左思、陶渊明、鲍照的反抗权贵的精神，为后代封建社会有不满情绪的人们所仰慕和学习。然而，这种思想性格有它软弱和消极的一面。李白实际上无法“不屈己，不干人”，无法脱离对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依附。他严厉地责骂哥舒翰，但仍不惜向他“述德陈情”，吹嘘为“天为国家”所造就的“英才”，就是一个例证。李白还美化了他的放诞生活和傲世态度，并导向避世退隐、寻仙问道的消极倾向，这些容易产生坏的影响。
民族融合
唐王朝和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是我们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
中的历史现象。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经历过国内各民族间的斗争和融合；然而，根据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原则，对于这些战争的性质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大致说来，天宝以前只要是解除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保卫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和平生产，保卫河西走廊的国际通道；天宝以后转为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伐；安史之乱后被侵扰的局势又逐渐形成。
边塞诗历来就有歌颂和反对战争两种态度。六朝乐府中的《陇头水》、《出塞》、《入塞》、《从军行》等，偏重于战争苦难的描写，唐诗同时发展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尤以歌颂较为突出。唐代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正确地歌颂了将士们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英雄气概，但他们常常把爱国和封建忠君思想混淆起来，“丈夫誓许国”和“归来报天子“在他们看来是同一回事；他们还往往在“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的理想中，夹杂着“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中异姓王”这一类对功名庸俗的追求。唐代诗人又正确的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尖锐对立，同情人民的苦难，但有的又抽象的反战，无原则地要求和平，这在中晚唐诗中存在不少的例证。
审美情趣
田园山水的描写也是唐诗的一个重要内容。陶渊明是中国田园诗传统的奠基者。他的田园诗固然表现了安逸闲适的避世思想，但他有“躬耕”的劳动体会，对劳动人民有较为真切的感情，同时又含有洁身自好、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反抗意味。
唐代王维、孟浩然等田园诗人，他们的隐居田园，有的是政治失意的归宿，有的是正在做官偶居“别业”，有的是致仕告退修养心性，有的是当作仕进的“终南捷径”，因而大都失去对现实黑暗政治不满的意义；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优越，又大都失去歌颂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内容。不少诗人笔下的“田叟”、“溪翁”，实际上是隐士的化身。他们对于陶渊明的追慕，着重在“陶潜任天性，其性颇耽酒”，“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很少认识陶诗的积极内容。因此，唐代以王、孟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其思想价值是不高的。至于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和陶渊明一样，他们也没有接触到。这个主题是后来由象元稹的《田家诗》、王建的《田家行》、柳宗元的《田家》聂夷中的《咏田家》等来发挥的。
自然山水是客观存在，反映自然山水的艺术作品却总是渗透着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要求，因而具有不同的思想意义。六朝时的谢灵运、谢朓是山水诗的著名作者，他们的作品以细致而逼真地描摹山容水态为特点，曾给唐代诗人以有益的影响。在唐代写景诗中，一类是描写
祖国山河的壮丽，给人以雄伟的艺术感受。如李白、杜甫等的许多名作，能够加深人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唐代诗人差不多写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留下一幅又一幅的彩画卷，是对六朝谢灵运、谢脁以来山水诗的巨大发展。另一类描写的境界比较狭小，给人以幽邃闲寂的感觉，这又常常跟作者的隐逸思想有关联。如王维、孟浩然、刘长卿、储光羲、韦应物的一些作品。自然，它们从发掘自然美的多样性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社会现实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矛盾的大爆发，也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交织着已经激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形成了唐代后期复杂、混乱、动荡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进步的文学创作的源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极大地深化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诗人们正视残酷的现实，收敛起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想，把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作为共同的主题，从而把唐诗的思想内容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照耀整个诗坛，白居易明确的提出“文章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开创了新乐府运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晚唐。这个主题在中国诗歌史上历代都有吟咏，然而，从作家队伍的广泛和作家的自觉性来看，却是唐代的一个新特点。
其次，唐代诗人对现实生活做了比较全面的观察，因而在反映现实的广阔性上也大大超越了前代。他们从许多方面接触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等重大社会矛盾，诸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拒谏饰非、斥贤用奸和农夫、织女等被压迫人民的种种痛苦。他们还提出了妇女问题、商人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其中不少方面是前人极少接触或不曾接触到的。如反映宫女生活的诗篇，一方面写出这些失去青春和自由女子的哀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宫廷中的夺爱争宠、勾心斗角的现象。虽然有的诗人倾心于宫廷繁华生活的描写，如王建的若干宫词，但是大多数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宫廷压迫和被压迫、损害和被损害的内幕。又如随着唐中叶商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描写商人活动的诗篇。象元稹的《估客乐》、白居易的《盐商妇》、刘禹锡的《贾客词》、张籍的《贾客乐》、《野老歌》、姚合的《庄居野行》等，都揭露了商人“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的富豪，并和农民的贫困作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比过去《估客乐》等乐府旧题有了更多的现实内容。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愁水复愁风”的商人妇形象，如李白的《长干行》、《江夏行》、白居易的《琵琶行》、刘采春的《啰唝曲》等，也为传统的“闺怨”扩大了描写领域。
唐代诗人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具有比前代诗歌更大的批判力量。他们对于贵妃、权臣、宦官以及各级官吏、差役所组成的统治机构的腐败和罪恶，大胆加以揭露和谴责，
有时甚至把矛头指向皇帝。如杜甫的《兵车行》、《忆昔二首》、《解闷十二首》、李商隐的《马嵬二首》、曹邺的《捕鱼谣》等，都直接针对最高统治者，或则委婉讥讽，或则尖锐揭发，在我国诗史上是很少见的，引起后代不少文人的惊异。白居易曾说自己的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正说明这些诗篇的战斗作用。唐代诗人虽然还没有提出许多新的进步思想，然而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察确比前人深入一步。杜甫反复地作过这种对比：“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抒轴茅茨空”，白居易的《伤宅》、《买花》、《轻肥》、《歌舞》等更用全篇对照，使人们对于这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获得深刻的印象。晚唐诗人在整个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对社会贫富不均所进行的批判，实际上已预示着唐末农民大起义风暴的来临。
结语
当然，由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属性，唐代诗人不可能怀疑整个封建剥削制度。例如他们反对过重的官税徭役，对劳动人民表示同情，但是他们对于几十倍于官税的私家的高额地租，却一无反映。他们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巩固，防止矛盾激化引起农民起义。至于那些歌颂愚忠、粉饰太平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即使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
也往往参杂着不少封建糟粕。我们对待唐诗，和其他文学遗产一样，都必须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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