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近旨远理明意深
——读陆九渊散文《赠金溪砌街者》
吴牧山在初秋夕阳西下之时，我乘着凉爽的晚风，登上象山阁的四楼，站在西边碑廊旁，举目向西远眺，天边晚霞烂漫，绚丽一片；近看，在一片片绿茵草地间的公园内人行道上游人，或三五成，谈笑风生地撒下一片片欢乐；或双双对对，窃窃私语，情意绵绵，播下一串串清香；或扶老携幼，一字排开，迈着小步游园，其中老者已年近九旬，幼者才六七岁模样，一家四代，赏着美景，留下一路温馨与和谐。在这种意境下，我尽情地欣赏南昌大学教授杨雪聘手书的陆九渊《赠金溪砌街者》石刻碑文，观赏着清秀的文字，品赏着言简意赅而又理明意深的文章，也和公园的游人一样，十分惬意。
这是象山先生对金溪出现的一件善事，写了一封有些类似于现代社会表扬信的赠文。表扬的对象是金溪砌街的人。文章的开头，他借题发挥，说明他的道德评价标准：“为公为善，心之正也；为恶为私，心之邪也。”意思是；为公众利益着想做好事，这种心思、动机、意志就是正确的；为谋私利而做坏事，这种心思、动机、意志是邪恶的。接着他又就良好的道德风尚的生成、维护、发扬及幸福观和民众的愿望阐明观点、大发议论。他说：“为善为公，则有和协辑睦之风，
是之谓福。为恶为私，则有乖争陵犯之风，是之谓祸”。指出：做好事为公众利益着想，就会形成和睦互助的良好风气，这是真正的幸福。只为私人利益打算而去做坏事，就会产生勾心斗角、争夺侵犯的败坏
风气，这是真正的灾祸，团结互助、和睦相处，是人们所迫切希望的而勾心斗角、争夺侵犯、是人们所厌恶的。在文中，他谈明了为民众做好事的人，既会产生示范的作用、榜样的力量，又会得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乐和幸福的道理。读罢，顿时使我对文章中的道理和文章的作者肃然起敬。
这篇赠文作于1189年。象山先生时年五十，已是知天命之年。据文献记载，这一年，象山精舍正美名远扬，各地前来求学的学子越来越多。先生祠禄到期，朝廷中止了他的俸禄，夫人吴爱卿已在前一年将奁中物捐出办学，经济困难到了买粮钱难以筹措的地步。为了缓解经济困难，他带领学生和儿子垦荒种粮维持生计。可见，筚路蓝缕是其此时创业艰辛的真实写照。这是其家的困境。
遥想当年，陆九渊身处乱世。据史学家考证，高宗赵构为帝时，临安曾出现人吃人的惨状，甚至在小街小巷公开卖人肉，挂牌曰：“两脚羊”，且人肉品种各有别名，瘦男瘦女叫“烧把火”，女孩叫“下羔羊”，小孩叫“和骨烂”，想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却是不容回避的历史。至孝宗赵时，情况略有好转，但总体还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这一年，老皇帝孝宗赵退
为太上皇，儿子赵惇即位为光宗。新皇帝赵惇却长期不去向老皇帝请安致礼，孝宗儿子为帝不孝，路人皆知。朝廷内外人伦几乎丧尽，这对于号称以“礼”治国的南宋王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积贫积弱的南宋王朝，设行都于临安即现在的杭州后，既不图收复中原大地之业，也不思雪徽、钦二帝被虏之耻，偏安江南，苟且偷安；多数官员毫无进取之心，为升官发财，勾心半角，结党营私，借力诛杀忠良，
排除异己，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暗中通敌、屈膝求荣。各州县内库空虚，盗匪烽起，半壁江山摇摇欲坠。然而，无耻的统治者一面卖国求荣，；一面穷奢极欲，粉饰太平，日日逍遥，夜夜笙歌。诗人林升面对当权者政事荒废、流连嬉戏，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汴州即北宋京都开封。此诗把对敌屈膝投降、握手言欢、认贼作父的南宋权贵们——一帮无耻之徒的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嘴脸描写得声并茂。那时期，朝廷，礼义廉耻全无；民间，道德善举鲜见。百姓税负沉重，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这是国的困境。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金溪作为一个五年三旱的小县，既非商贾云集之地，又非水陆交通便利之邑，县贫民穷，修桥补路砌街之类公益之事荒废已久。此时，困境中的陆九渊看到并不富裕的金溪的一些好心人主动将县城的破烂街道砌
好，深受感动，写下了这约二百多字的道德文章，对砌街者善良的动机和美好的德行大加赞赏，对这件事将带来的社会效果寄予期望。
动机和效果，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称“志”与“功”。它也是近代伦理学界评价善恶的依据。德国思想家康德就是著名的动机论代表。他认为，从道德评价角度来说，除了一个善良意志外，再也没有称得上道德的。就比如一个人看到另一个失足落水，他尽力营救了，即使落水人因被水冲走而没救出，因为救题西溪无相院
人者的动机的善良的，并且依善良的意志尽力行动了，他的行为从道德评价来说，仍然是绝对善良的。从赠文中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陆九渊和康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康德却比陆九渊晚六百多年。
文章的后半部分，介绍了当时金溪县城街道年久失修，行人抱怨，有好心人出钱出力将街道砌好，认为这是真正的为公为善。他在赞赏和褒奖中，坚信通过这种行为示范，会给金溪带来良好的民风，由民风淳朴继而形成金溪满街民众尽是唐虞成周之人，即人人善良的景象；也以此寄期望金溪民众在获得行路的便利后能有所觉悟，致力于社会风气好转，出现由此及彼的良好的效果。对于效果在道德行为的评价中的地位，我想到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著名的效果论代表穆勒。他认为，只要某一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好的，那么他的行为就是道德的；比如，为了获得报酬去救落水者，只要
使落水者免于死亡，救人者的行为就是道德的；有些人甚至无意做好事而“歪打正着”、取得良好的效果，其的行为仍就是道德的。他认为效果或后效才是唯一值得重视的。相对而言，陆九渊在文中的观点比较康德和穆勒两位哲学家的理论都要高明一些。
“为公为善”，是陆九渊在文中倡导为人行事应有的动机；“和协辑睦之风”是他的理想社会风尚。在这短文的字里行间，让人深切地体会到，身处乱世和困境中的象山先生，怀见贤思齐之德，借金溪发生的一件为公为善之事，阐述的其高明的道德见解和高尚的道德情怀。尽管此文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论述不够，没有、也不可能深刻阐述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的问题。但
瑕不掩瑜，作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写下的短文，借题发挥、言近旨远地涉及的动机和社会效果对道德影响的观点，立意深远地评论的道德行为在道德风尚形成中作用的言论，言简意赅地表达的实现“和协辑睦之风兴”的愿望，流露出的致力于社会的“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心学”思想及其“发明本心”和尊德性的主张，给予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我们的启示却很多、很多……
附原文：
为公为善，心之正也。为恶为私，心之邪也。为善为公，则有和协辑睦之风，是之谓福。为恶为私，则有乖争陵犯之
风，是之谓祸。和协辑睦，人所愿也。乖争陵犯，人所恶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疾之，乃有肯出心出力捐货财，辛勤而为之者，此真为善为公，而出于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岂得不翕然相应而助成之乎？将见和协辑睦之风兴，而乖争陵犯之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诸君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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