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早期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摘要郭沫若早期诗歌具有浓郁的死亡意识。这种在诗行中反复闪现的死亡意识，不仅强化了诗歌的情绪表达，对诗歌的内在结构进行赋形，还深深影响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美学风格。当然，死亡意识的形成根源于风云激荡的时代氛围和作家不幸的爱情经历，而它的升华则得益于作家早期浪漫唯美的美学趣味与泛神论的思想底蕴。
关键词：郭沫若早期诗歌死亡意识情绪结构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在郭沫若早期诗歌中，死亡意识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不断闪现，反复回响。如在《凤凰涅》中，那凤鸟与凰鸟又是“起舞”，又是“歌唱”，然而它们所有的匆忙恰是在筹备一场盛大的火葬；在《天狗》一诗中，那吞食一切的天狗，最终又在疯狂自虐中爆裂消亡；在《死》一诗中，抒情主体把现实世界中恐怖冰冷的死比喻成“我的情郎”；而在《死的诱惑》中，死亡又化身为多情的女郎；等等。那么，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郭沫若为什么如此青睐死亡这一意象？郭沫若的诗歌是崇尚情绪表现的，在对死亡主题的不断强化、对死亡意象的反复渲染中，诗人
究竟意欲传达怎样的情绪？再者，郭沫若的早期诗歌，以激昂的情绪、瑰丽的想象、宏伟的构思与悲壮的风格于“五四”诗坛横空出世，那么，这种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与诗人浓郁的死亡意识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加以探析。
一死亡意识对郭沫若诗歌早期情绪表达的强化
郭沫若早期诗歌特别重视情绪的酝酿与传达，他认为，“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o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他甚至更直接地用公式来表达对诗的理解：“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在这些阐释中，郭沫若把情绪放置到诗歌本体的地位。因为直觉是情绪激发的门户，想象是情绪飞翔的翅膀，它们和“适当的文字”一起，共同导向诗意情绪的传达。郭沫若早期诗歌中的情绪指向非常明确，呈现出两极对立的爱恨情绪。其间的恨主要导向对旧秩序、旧事物的批判，其间的爱主要导向对抒情主体爱欲对象的赞颂。并且，郭沫若在诗歌当中所传达出的爱恨情绪，不是那种温温吞吞、半遮半掩、欲说还休的缠绵的爱、幽怨的恨，而是激情似火、冷凝如冰的情绪极致。郭沫若善于将爱与恨的情绪导向激情状态，这种由平静向激情状态的转化，常常是靠死亡意识的纳入来实现的。例如在《凤凰涅》中，诗人通过
凤鸟和凰鸟的飞翔与鸣唱传达出了对旧世界的仇恨情绪，这种情绪最初表现为凤凰二鸟对“屠场”、“囚牢”、“坟墓”、“地狱”般的黑暗世界的诅咒，接着通过凤凰二鸟合力集香木自焚，以抒情主体的死亡与黑暗世界的毁灭将批判的情绪导向了高潮。
对否定性批判情绪的强化离不开死亡意识的引导，同样地，对肯定性爱欲情绪的升华，诗人也借用了死亡意识。在《瓶·春莺曲》中，姑娘赠抒情主体“我”一枝梅花，说明姑娘是爱“我”的。但是，这种爱在没有经过苦难考验之前是单薄的，当“我”死了的时候，她还能够遵循“我”的遗愿，把“我”的尸体葬在西湖岸边，她还能够提着琴来，在“我”的梅林中永远弹弄。此时，由于死亡意识的纳入，姑娘对“我”的爱已超越了身体的层面和世俗的界限，而达至精神的领域并趋向永恒。当然，在此之前，“我”也是爱姑娘的，“我”对姑娘的爱是“死也甘休”！在这里，死亡成了姑娘与“我”爱情纯真、热烈、永恒的惟一确证，也成了诗人表达个人情爱话语的最好手段。
二死亡意识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内在结构的赋形
死亡意识不仅强化了郭沫若早期诗歌中的情绪表达，而且还对郭沫若早期诗歌的内在结构发挥着重要的赋形作用。就外在韵律与形式而言，由于受惠特曼那“豪放粗暴”诗形的极大影响，
郭沫若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创造了与“精巧、精致适成对照的粗糙、粗粝、粗野”的“裸体诗”。这种“裸体诗”，“不借重于音乐的韵语，而直抒情绪中的观念之推移”，从而形成情绪自然消长的内在韵律。正是由于内在韵律的存在，郭沫若早期诗歌才呈现出了不求韵而有韵、不求格而有格、自然美与情感美妙和无垠的宏伟结构。在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导向这种宏伟结构的诗情往往是那种能激起爱与恨情绪极致的死亡意识。死亡意识在具体的诗歌文本中，往往依托宏大的国家民族话语或个人化的情爱话语，引导着抒情主体爱与恨、赞颂与批判的内在情绪，用两种模式完成了对诗歌内在结构的赋形。
1“诅咒—毁灭—新生”的结构模式
郭沫若诗
郭沫若早期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有“大我”与“小我”之分，当诗人站在国家、民族、时代的高度抒发他对旧事物、旧制度、旧时代的愤懑与诅咒之情时，抒情主体是狂暴超迈的“大我”形象。这个“大我”有时幻化为“飞翔的凤凰”，有时变身为“飞奔的天狗”；有时“在梅花树下醉歌”，有时“在地球边上放号”，但不论幻化为何种形象，他们都崇尚破坏，倾心死亡。当然，死亡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工具或手段，以抒情主体的死亡引爆黑暗旧世界彻底毁灭，进而在毁灭中获得新生，此即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大我”类诗歌的情感逻辑。这种情感逻辑内在孕育出了“诅
咒—毁灭—新生”的诗歌结构模式，长篇诗剧《凤凰涅》正是这种结构模式的典型体现，而《天狗》、《梅花树下醉歌》则是这种结构模式的变体。变体结构模式的诗歌在抒情主体死亡或毁灭的瞬间戛然而止，将新生的余味留在读者的想象中。这种在死亡或毁灭情绪顶点收煞的结构变体方式，进一步凸显了死亡意识在郭沫若早期诗歌结构中的强大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