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作者:张景山
来源:《时代报告》2013年第05期
        青年·梦
        少年周恩来曾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理想。在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带着炽热的爱国之情从日本留学归来,投身运动;遂又带着深沉的爱国之情赴欧勤工俭学,再次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百年恩来        周恩来用毕生精力实现报国之志,终成一代伟人。
        周恩来,生于1898年,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并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
        1920年,他远赴欧洲,在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学生与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领导工作,对早期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少年老成
        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他的祖父是绍兴读书人,绍兴师爷名声在外,淮安周家就是由绍兴迁徙而来的。
        他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因为祖父生前不事生产,到了周父这一辈,只能靠房产和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日渐拮据。父母为周恩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乳名为“大鸾”,大鸾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只要大鸾现身,天下便会安宁。在周恩来不满一周岁时,叔父病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叔父如果没有子嗣就死去是无颜见祖先的,牌位也不能上祭坛。为了“冲喜消灾”,周恩来被过继给叔父。
        从4岁开始,周恩来跟随叔母识字和背诵唐诗,5岁入私塾读书。叔母出身于书香门第,擅诗文书画,略懂医理。她常给周恩来讲神话故事和一些唱词。6岁那年,周恩来一家搬到外祖父家居住。大家庭里难免有磕磕碰碰,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周恩来的生母凭借自己的精明能干,总能公道地解决纠纷。周恩来常跟随生母去解决纠纷,耳闻目睹了母亲的办事公道,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大量地读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徜徉。“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正当他有意识地孜孜不倦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时,两个母亲相继去世,父亲和伯父长年在外谋生,一位叔父偏瘫﹑一位叔父早逝。身为长子长孙的周恩来不得不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他过早地用稚嫩的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弟弟,他强装笑脸靠典当借债主持家事,养成了少年老成的稳重性格。
        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随伯父到东北求学,转入新建的奉天第六高等小学堂。此时正是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时期,他告别了私塾生活,进入新式小学堂,对一切都充满好奇。那些新鲜有趣的课程,诸如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和体操,真正激活了少年渴望窥探世界的心。这一年,国内时局风云变幻,处在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老师的影响下坚持读书看报,及时了解国家大事。“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带头剪去辫子,并接触进步书籍。他读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
和同盟会的杂志,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无论是章太炎难懂的古体文,还是梁启超的近体文,周恩来都认真阅读。虽然进步刊物的思想侧重各有不同,但朴素爱国的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周恩来的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当其他同学还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念书时,周恩来已经明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由于伯父工作调动,周恩来于1913年随之迁往天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由严修创办,张伯苓担任校长。周恩来的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周恩来十分珍惜学习机会,他为自己制订了五个“不虚度”的要求: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周恩来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他的作文曾被评为全校第一名,得到“用笔遒劲,布局绵密”的评语。
        因为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的便利条件,周恩来参加组织“敬业乐会”,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他主编《敬业》会刊、《校风》周刊,发表小说和时事评论性文章。周恩来活
跃在校园内外:他参加新剧团,扮演女角登台演出;参加学校演讲会、江浙同学会并分别当选为副会长和会长。1915年,周恩来参加了反袁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组织同学演讲、募捐,在“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还不多”的情况下,青年周恩来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深造,他筹划考官费留学生。既是官费,求学费用可暂不考虑。而伯父早已无力负担学费,又去哪里筹措远渡重洋的旅费呢?幸好爱交朋友的周恩来为人诚实可靠,一些友人愿意向他提供路费。“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临别时刻,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早在国内,周恩来就了解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初到日本的的周恩来想要实地了解日本的发展情况,探究“中国是否可以实行日本的社会模式”的问题。周恩来看到日本灯红酒绿的的城市风光,也更多地看到无业大军呆滞的目光。他渐渐否定了强权救国的想法。周恩来不喜欢条条框框的东西,枯燥的日语学习是件令他头疼的事。周恩来在沮丧中猛然发现一直未受自己重视的《新青年》上竟然登载着一篇篇充满激情和正义的文章,它们排山倒海般震荡着他,新思想、新文化令他豁然开朗。周恩来手不释卷,“晨起读《新青年》,
晚归复读之”。正当周恩来准备应考之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他在报纸上看到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渐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堺利彦创办的《新社会》等杂志。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由他出版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深深吸引着周恩来,他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倾斜。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最终促使周恩来放弃在日本的学业回到祖国。
        中国爱国学生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由北京迅速扩展至全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回国不久的周恩来积极参加了天津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为把运动引向深入,他搬进南开校园,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同吃同住,团结一致,还以南开大学校友身份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建立起天津学联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在报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 :“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我们要有准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富有感召力的文章深受学生欢迎,学联会长马峻称赞说:“你的社论真鼓舞人心,这比只站在人前面大喊一阵有用得多。”
        为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到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
责后勤供应和宣传。反动军阀强行逮捕了天津学生代表,激起更大规模的学生反抗。经过露宿请愿,代表终于被释放。在胜利返津途中,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学生提议组成一个更加严密独立的团体——觉悟社,以便领导天津学生进行爱国运动。周恩来提议出版不定期小册子《觉悟》,并起草了《觉悟宣言》。周恩来是觉悟社的中坚力量。
        “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周恩来自己曾说 :“我从事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