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据今天三千多年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的名字是悉达多，他的姓是乔达摩。因为他属于释迦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
禅的故事《一杯茶》
南隐是日本明治时代（一八六八——一九一二年）的一位禅师。有一天，有位大学教授特来向他问禅，他只以茶相待。
    他将茶水注入这位来宾的杯中，直到杯满，而后又继续注入。
    这位教授眼睁睁地望着茶水不息地溢出杯外，直到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终于说道：“已经漫出来了，不要再倒了！”
  “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南隐答道。“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
佛教简介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讲佛教是宗教只是一种通俗的权宜方便说而已，实则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着世界上的很多人。但同时，佛教对人文社会也有着优良的影响。
佛的定义
  “佛”是无量诸佛的通义，是广义的。我试将“佛”的定义如下：
  “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让我重复一遍：“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这里请注意佛法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判我们入地狱。要为“佛”下一个定义，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地说，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觉者”由梵语音译为浮屠，佛陀等，佛是佛陀的简称。　也许更明确一点，应该说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 还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普遍地为一般人所接受，就是说：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换句话说，佛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而这种自觉（觉）和觉他（行）的工作，已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
佛经的由来
  佛陀入灭后，第一个夏季，在阿阇世王的绝对保护下，五百阿罗汉会聚于王舍城七叶岩，以大迦叶为首，举行第一次结集。这时的法，即是经，由阿难诵出，律由优波离诵出。阿含经的渊源，即导源于此时。律与经为同一渊源，故其取材诸多相同。佛灭百年顷，因东印度
吠舍离比丘提倡新佛教，遭保守派反对，于吠舍离城，会集七百僧众，以耶舍为上首，举行第二次结集。这次结集以讨论律为中心。佛灭后二百三十年顷，于波咤利弗城，依阿育王命，以目犍连帝须（不是神通第一的那个目犍连，此大师名为目犍连帝须）目为上首，举行第三次结集，于是三藏教法始行完成。
佛教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历史最悠久的宗教之一。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都加入这个行列，终于使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它的信仰深入民间，‘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佛经经典’正是忠实的写照；而佛教的哲理部份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 文化的内容极其广泛，项目极其繁多，凡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一切总成绩，都可以叫文化。因此，这里我仅想举出文化中的‘文学’一项，用梁启超、胡适等先辈们的话来说明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贡献
  。 一、梁启超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学有五大影响：
  （一）国语实质的扩大：因佛典的翻译，我国词汇即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
  （二）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佛典的科判疏钞之学，为有组织的解剖性文体首次在中国的出现。而禅宗的语录，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革命。
  （三）文学情趣的发展：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孔雀东南飞、水兰辞等长篇叙事诗的产生，大概就是受东晋昙无谶所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影响。又大乘经典，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绎极微妙之教理，增进了中国人的想像力，革新了中国人的诠写法，宋元以后章回小说受其影响不少。
  （四）歌舞剧的传入：我国最初的歌舞剧——拨头（亦名钵头），据近人考证，就是从南天竺附近的拔豆国传来的。
  （五）字母的仿造：随着佛教的输入，梵文也跟着进来，我国高僧仿照梵文字母来应用汉字切音，因此有唐代守温‘见溪疑’等三十六字母的制作。
  二、胡适则认为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有三大影响：
  （一）佛教的译经诸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形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二）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对于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像《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下的产物。
  （三）印度文学很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须赖经’一类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等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这些佛经的输入，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又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体裁产生影响。
传入中国
  此段以下内容节选自赵朴初老居士所编著之《佛教史略》　东汉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　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
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
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