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7篇】
要求：自拟题目，不少于800字。
未必需要“正确”（一类上）
生命有自我证明和自我实现的本能，折射在现实中，好比一些人更看重那些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用它们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无论出于寻求认同感或是为了达成特定目标，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且合乎情理，但它经不起理性的推敲。
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人们坚定个人选择，减少异己干扰，主观上属于利己的行为。在一些情况下，寻有利证据的自证可视作对舆论的有力对抗；地心说尚是主流观念的时代，哥白尼的日心说堪称离经叛道，正是他在寻证据过程中不断坚定的信息和他个人不盲从大流的精神让他得以保留自己的见解，迈进科学的一步。
然而当下的人们所做的事与此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科学研究是从无数次推演和实践中得到结论，继而搜索旁类佐证的；现在的大多人没有经历全面合乎理性的思考，仅凭借有限的阅历或资料，草草定下观念，这之后才去寻求证据，属于本末倒置的行为。预设好的结论则会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影响人们的选择，使他们局部地去查阅史书或社会实事，着重于寻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于是加重了片面的看法。男女有别乃21世纪热议的话题，网民们各执一词，纷纷搬出用以自证的社会事件，不同观念的网友间常常引发语言冲突甚至上升至网络暴力。实际上，如果能跳出固有的思维成见，以全局的观念搜阅古今的资料，便可见今日之无数都来自“歧视”与“被歧视”而已，没有对错之分，而重在采取行为力求改变。
刘擎说：“一个错误的、固定的看法，比无知的状态更加危险。”处在“舒适圈”中的人们很难看到这种状态下的弊端，如果不尝试打破成见，去寻自己的认知之外，甚至与之相悖的例子，人就不会更新思维模式，学习到更与时俱进的生活方式。主动将自我纳入信息茧房中，所营造的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信”与“正确”。《三体》中的人类被打上了思维钢印，使其坚信信条，寻自己然而信条的内容被篡改，引发了人类的集体绝望与反叛。一味地看重自我正确性，而不去吸纳更多可能，无异于自取灭亡。
实际上，人们常常不是因为看不到弊端，而是出于自证、自负等微妙心理固执己见。认可与自己认知相悖的事情并不代表“我是错的”，而是让我们“更加正确”。韦伯曾言真科学都具有证伪性，即具有是错误的可能性。只有经得住实验检验的观点是值得我们追寻的，而追寻的第一步，就是要打开眼界，拓宽胸怀，去承认自己有错误的可能，寻多元的例证来丰富修正自己的思想，达到上乘的境界。
比起单单看重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来证明自我的正确，我们更应该以开拓的眼界拥抱“不正确”的可能，实现灵魂的丰盈。
莫为证据遮望眼（一类中）
生活中，不少人更看重那些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这一现象自有其科学之处，但我们更应警惕它。莫被“支持性”证据遮了自我的“望眼”。
看重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自有其道理。有生活中人们出于对自我立场的维护引用他人之语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可靠准确，由此达到说服他人的效果；而原来不确定的观点，被看重的证据亦可起到加深认知土层的作用，达到一种确认无疑的正确性。假借证据以证明自我的看法，“有理有据”的表达方式应运而生。
但不可否认，一味地看重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有其弊端。俗话说：参差多态乃是社会的本源。更看重支持性证据让我们将异见排除于外，人为将自己封锁于信息茧房之中。原的看法在巩固深化，直到达到无法改变的地步。《宽容》序言中的老人便是如此，对一味地看重外界不可去的证据直到困于其中，对支持性证据的看重让其误以为世上便只有这一种观点，最终拖累了人们走出山洞的脚步。一味看重支持性证据让我们丧失多元化思想的可能，看物“皆着我之颜”，论为与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
退一步说，有了支持性证据，看法就一定是对的吗？证据来源何方？大多是先人的言论，历史上的经验。以其作为证明观点正确性的证据难免有其笃于时空的局限性。即使是科学，也难逃一劫：中世纪的教会总喜爱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言言论以证明自的权威，与地心说的正确，而天文观测中的种种铁证则被他们抛之脑后，布鲁诺的正确思想随之化为灰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老旧的思想被抛弃，新的更为科学的思想接踵而至。当我们拾起那些老旧的思想只为证明一己思想的“正确性”，何尝不是在让其开倒车？于社会而言，若是人人都皆如教会般顽固，新思想的出现社会进步的脚步又将何去何从？
回归生活，“看重”支持自我看法的证据究其本质是一种不愿承认自我错误的人性弱点。即“即
使我错了”也要用这些证据给自己颜面的向适性心理。殊不知一味地看重只会让自我越错越深。我们应承认证据的必要性，只因有理有据方可使自我思想传播、发扬：但我们亦应意识到其局限性，以开放的胸怀包容异己之证据。黑格尔说：“人的思想正是在一次次推倒重建中才有意义。”接受异己证明而认识自我不足，舍去自我思想之弊而留其精华。拥有了接受“不支持性证据”的勇气，我们方可于推到重建中收获思想与人格的成长。
反观当下，众人总是一味看重支持性证据，有人在断章的名言中寻求一丝自我安慰，有人投诸于历史，重拾文化中糟粕，证明的并非是正确性，而是可笑性。
看重支持性证据而不囿于其中，拥抱“不支持性”，在自知自渡自省与推倒重建的勇气的加持下，重塑自我清明思想。
兼听则明（一类下）
生活中，似乎有不少人会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更看重那些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首先这反映出来的积极的一面是，人们在输出观点时都在积极寻例证，以追求充分性而空口胡言，但这样的行为其实也应引发一些我们的反思。
这样做法其实存在假设，即其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一点就值得推敲，哲学告诉我们即使真理都是有前提条件的，那么是否说明任务一种看法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呢？在这种情况下，若任观点宣泄且更看重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可能的结果是失去了纠正错误的机会而陷入错上加错的危机之中。清朝皇帝自认为“天朝上图，无所不有”，而不断地列举当时中国地大物博的证据而忽视已进入工业化的他国的成就，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固步自封与落后，可谓是“当前提都错误时”这样做法的危害的最好例证。
而当观点看法满足了基本正确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又在其他层面存在缺陷。我们可以从证明正确性的目的出发思考。
当证明正确性是为了自证，如科研领域，那么，在得到一个相对正确的看法后，不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重要程度其实不亚于支持者。因为后者此时已被充分考虑而前者是异常值，人们往往在异常值中才能取得突破与进步：如我们也许可以从这样的证据中发现我们的看法的正确性的适用条件即局限性，当我们知道这正确的边界后便可在边界外探索进一步的正确。爱因斯坦便是认识到了在宏观低迷下绝对正确的牛顿力学在微观高速下不适用，才转而投入相对论的研究并取得成就，时而更加关注不支持看法的证据有利于更进一步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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