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
试论叶圣陶童话集《稻草人》中的“常”与“变”
庹银泽 武汉大学文学院
摘 要：叶圣陶早期儿童文学创作成就的代表是后来集中收入《稻草人》的23篇童话。这23篇童话反映了叶圣陶在中国童话创作道路上的探索：各篇童话中一以贯之的内容体现出作家的儿童观与语言意识，而前后期童话创作所表现出的创作题材、主题上的嬗变，则是作家的思想自觉与时代精神潜在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儿童观；白话文；本土化；现实化
作者简介：庹银泽，男，武汉大学文学院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42-03
“五四”前后，伴随着“人”的解放，社会对于儿童的关注也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儿童教育得到重视的前提下，在文学领域，儿童文学开始逐渐发展。中国传统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因此新
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西方。以商务印书馆《童话》丛书等为代表，西方儿童文学的输入为中国的现代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的方向。童话作为儿童文学重要体裁之一，在20年代初已经不令人感到陌生，茅盾、郑振铎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已经开始了以改写为主要形式的童话创作。评论界一般认为，叶圣陶的《稻草人》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开端，鲁迅更是称赞叶圣陶“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稻草人》收录了叶圣陶从1921年11月15日到1922年6月7日，7个月创作的23篇童话。《稻草人》中的各篇童话在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白话语言上存在着一致性，而题材与主题等方面则有一个嬗变的过程，总体呈现出“常中有变”的特征。
一、儿童本位观与规范白话文的坚持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儿童观与旧时代相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儿童作为人的生长发展阶段的独立生命意义与妇女的解放一起构成了“人的发现”的外延内容。鲁迅在1919年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文章中，认为“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1]，正式提出了“幼者本位”的口号。周作人在1920年12月发表的《儿童的文学》一文中，也提出了“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2]的设想，反对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和“不完全的小人”。在文中，他首次提出了“儿童的文学”的口号。在此前后，也有多位新文学家与教育家提出了对于儿童文学的看法，大多都明确表达了对儿童的重视。“儿童本位”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叶圣陶同样秉承着这一观念，并在儿童本位的基础上对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要求。他在1921年发表于《晨报副刊》上的《文艺谈》中大声呼吁：“为最可宝爱的后来者着想，为将来的世界着想，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3]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创作儿童文艺的文艺家当然着眼于儿童，必须给他们以精美的营养料。”[4]将儿童文艺视为“养料”的观念，无疑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用以规训儿童的《三字经》、《弟子规》等“童蒙读物”的反拨。他又谈到，“儿童不能自为抒写，文艺家观察其内在的生命而表现之，或者文艺家自己永葆赤子之心，都可以开拓这个最灵妙的世界。”[5]这一点落实到创作中，便是叶圣陶童话中所体现的对儿童精神世界的营造与真挚情感的表达。
他早期的童话作品中，对真善美的表达尤为明显。在《小白船》中，他通过一对男孩女孩乘坐小白船的奇妙旅行描绘大自然的美好，以对话的方式描写孩子的童真；在《燕子》中，他借助青子、玉儿这两个孩子对受伤的燕子的照料，写出了儿童对动物的爱。在这些作品中，想象和夸张的成分不多，故事情节淡化，重点在于作家倾注于童话中的真挚情感，即对孩子纯真天性的赞美与歌颂。在他后期的创作中，现实因素明显增多。叶圣陶将情感更多地投入到了对于弱小体的关心上，如《画眉》中对卖唱女孩寄予的同情，《跛乞丐》中对邮差成全他人幸福而自身受难的叹息，以及《稻草人》中对病小孩、鲤鱼等的同情与自身无能为力的悲切等等。通过童话人物的眼睛，叶圣陶表达着自己的人生情感。虽然在内容上，童话创作由前期的浪漫想象转向了后期的现实抒写，但叶圣陶小说中体现的情感始终是真挚的，是作家本人竭力表达的生命体验，也正是这一点始终吸引着读者的关注。通过情感来对儿童产生好的影响，无疑是他的目的所在。
在叶圣陶前期的童话创作中，情感的丰沛营造出真善美的意境，增添了作品的生命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容的不足，这是积极的一面。虽然在后期，他在文字中表现出了对黑暗现实的慨叹，但浓郁的情感依然传达出对儿童的关怀。
《稻草人》中的童话前后创作与发表时间的跨度不大，这是作品在语言上没有明显变化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叶圣陶本人的经历与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也密切相关。在叶圣陶开始童话创作前的几年，白话文运动蓬勃开展，白话逐渐成为时代主潮。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这就使得白话正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时，叶圣陶还在担任小学教师，这一举措对他有着直接影响。在1922年发表于《教育杂志》上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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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他提出了“小学国文教材宜纯用语体”的看法。从儿童教育的角度出发，叶圣陶在白话文的书面运用上提出了要求。
学校与童话所面向的体都是青少年儿童，这就使得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创作在对象的层面上得到统一，语言自然不例外。叶圣陶注意到了这一点。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叶圣陶在童话中所使用的文字无疑
是经过审慎选择和安排的结果。在同一时间段创作的小说、散文中，我们还能够看到“离感固然不可堪，但也得善为排遣，不宜自损怀抱”（《醉后》）等文言式的话语，但在童话创作中，这些语句都已经完全摒弃。与《醉后》创作时间仅相隔五天的童话《眼泪》中，叶圣陶这样写道：“他想：‘许多人丢失的东西，现在让我给着了。把这同情的眼泪送还给他们是我的责任。’”此外，在结尾处他还这样描绘到：“他大概就要来到读者跟前了，请你们做好准备，受领他的礼物吧。”不难看出，在童话中，叶圣陶流露出了一种与儿童对话的意愿，想要对儿童传达自己的教育理念，而沟通则是以双方均能够理解的话语作为前提。因此，语言的调整是必要的。
除童话以外，其他儿童文学文体的创作也是如此。在发表于1922年的《地动》、《小蚬的回家》等儿童故事中，第三人称的叙述语言同样浅显易懂，属于规范的白话。叶圣陶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小蚬的回家》讲述了一个孩子受到大人的教导，放生动物的故事。在故事中，他如此描述：“孩子忽然问：‘要不要让小蚬回去，看他的母亲？’他低头看着河水潜隐地流动，面上现出趣味的笑容。他的小心里不知正作什么幼稚的玄想呢。”通过揣摩儿童的心理来代儿童发声，塑造出一个个生动可爱的儿童形象，这也是叶圣陶的特长。白话语言与儿童形象，在他的笔下是同时出现的。
通过与同一时期创作的散文和其他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叶圣陶在童话创作上所运用的纯熟的白话语言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运用相当纯熟的白话进行童话创作，使得叶圣陶的语言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对后来的童话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方面看，白话创作童话是一个好的开端。虽然
也有评论家以为叶圣陶的语言过于浅白、内涵不足，这一点不无道理。不过，在传统的儿童教材被新的儿童观念否定后，儿童教育领域的空白亟待填补。而通俗易懂的白话恰恰符合儿童的理解能力，满足了这一空白领域的需求。在诗歌等文学体裁的作品中，语言的过分浅白大概会存在某种缺陷，比如文学语言美感的流失，但在童话中却正是宜于儿童接受的。因此，在《稻草人》中的白话语言是对特定阅读对象的合适选择。
二、题材与主题的嬗变
童话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文学体裁，对于中国的作家而言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因此在最初的创作阶段，模仿是难以避免的。比叶圣陶更早涉及童话的茅盾、郑振铎等人的作品中便有明显的模仿的痕迹。对于这一点，叶圣陶有着明确的认识。在《文艺谈》中，他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外国文学，摹仿或袭取是自堕魔道。但感受而消化之，却是极其重要。”[6]可见，叶圣陶对于外国文学的吸收与转化是有着自觉的精神的。以自觉的革新意识作为指导，是他能够开辟新路径的关键所在。此后不久，他便开始进行童话创作。
在《稻草人》中收录的较早发表的数篇童话创作中，叶圣陶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个人特，童话中的地域彩并不浓郁。在1921年11月最初创作的3篇童话中，《小白船》中男孩女孩乘坐小白船的经历，主要在于对自然景物的欣赏和对孩童纯真天性的歌颂；《傻子》中的国王，借鉴了西方童话中常用的人物形
象；《燕子》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角，也是常用的童话创作技巧，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与西方童话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别。
在持续的创作过程中，叶圣陶童话中本土化的彩开始增强。表现较为明显的是1922年3月、4月间的创作。如《眼泪》中的人力车夫、《祥哥的胡琴》中的民族乐器胡琴、《跛乞丐》中的棺材匠……在这些创作中，社会生活与民族生活的内容得到展现，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息和乡土彩。这样的童话创作已经有针对性地指向了它的读者——中国的儿童。创作素材的本土化，增强了童话的现实性与民族性。在特殊的国情之下，儿童读到这样的文字，能够在对熟悉环境的联想中产生情感的共鸣。这是本土化所造成的效果，也是叶圣陶对于西方文学体裁的成功转化。凭借着作品中特有的中国元素与鲜明的指向性，叶圣陶的童话开始与西方童话有了本质上的差别。
同创作题材本土化紧密联系的，是创作主题的现实化。五四以来，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联让文学创作背负了强大的现实使命，而过于沉重的社会现实又让忧患意识强烈的文学家们无暇对儿童文学的文体本身进行足够深入的探讨。在现实环境的巨大压力下，叶圣陶的童话创作逐渐发生转向。
在前期的创作中，《小白船》、《傻子》等作品都有着对于真善美的歌颂。然而，在随后的创作中，浓郁的现实气息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期的作品，如《画眉》之中，画眉鸟对于辛劳的人力车夫、卖唱的女孩以及种种不平之事，与文末自由的歌唱、给人带来的欢乐糅合在一起，还可以说是美丑各半，可
内容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趋近了社会现实。在《玫瑰与金鱼》、《花园外》两篇童话中，美好事物的毁灭和穷孩子难以实现的梦想，更加显示出叶圣陶对于丑的披露。直到最后，终于有了《稻草人》对于丑恶的世界的赤裸裸的展现。稻草人在田间所见的小孩病倒、鲤鱼受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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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河等惨剧，正可以说是对黑暗社会现状的揭露，集合了世间种种惨剧。
过于贴近生活的现实经历让叶圣陶很难寻到精神支撑，因此也无法完成对美好而又诗意的意境的回归。这里所说的现实化就在于，即使抽取了稻草人的童话角，也无碍于情节的展开与内容的完整——这已经是对于黑暗的现实社会的直接表达。叶圣陶自己也不无悲哀地说：“经朋友一说，我也察觉到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些嘛。”[7]当童话中的厚重压倒了轻灵，这样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混淆了童话和小说的界限。
然而，在现实化的问题上，叶圣陶的《稻草人》出版不久便引发了争议。同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的赵景深在1927年就指出：“我以为叶绍钧的《稻草人》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了。”[8]在文章里，他对叶圣陶童话创作后期表现出的现实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叶圣陶本人也有这样的
感受，他后来回忆中说：“我只管一篇接一篇地写，有的朋友却来提醒我了，说我一连有好些篇，写的都是实际的社会生活，越来越不像童话了，那么凄凄惨惨的，离开美丽的童话境界太远了。”[9]他明显意识到，主观的创作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背离。不过，郑振铎先生则在为《稻草人》童话集所做的序中为之辩护：“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10]可见，在五四一代作家们的观念中，虽然对“儿童本位”表达了较为一致的认可，但在具体阐释上却各有主张，出现了分化，这是导致评价走向完全不同的原因。必须指出的是，五四时期尚且没有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这一时期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们有着不同目的，即使叶圣陶也不例外。在此情况下，对童话主题现实化的评价，不完全是儿童观的问题，在某些时候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叶圣陶童话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在不同时期中的评价也不断变化，褒贬不一，说明在这一问题上仍有可供探讨的空间存在。现实化对于拓展童话的深度确有帮助，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当现实化的程度超越了一定的界限，也容易使童话本身的面目模糊不清。
纵观《稻草人》中的23篇童话，叶圣陶“儿童本位”的观念让他能够将充沛的情感融入童话创作之中，也因为对儿童教育的深刻认识，能够自觉进行语言的调整，运用规范的白话写作。作家自觉的创作精神使得他较早脱离了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在本土化的方向上有着巨大的突破。不过，社会环境的潜在影响使得作家笔下的现实主义倾向日益突出。以“常”而论，情感与语言的重要性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已经成
为共识，对于创作资源的广泛利用同样是一个颇具意义的话题；在“变”的层面上，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问题日益得到重视，而通过对现实性的合理把握，童话的创作空间也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拓展。叶圣陶的童话创作为中国现代童话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他的童话创作经验也对后来专业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2]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1920年12月第8卷第4号。
[3]叶圣陶：《文艺谈》（七），见《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14页。
[4]叶圣陶：《文艺谈》（八），见《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17页。
[5]叶圣陶：《文艺谈》（十），见《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0页。
[6]叶圣陶：《文艺谈》（二十七），见《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52页。
[7]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叶圣陶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页。
叶圣陶的稻草人
[8]赵景深：《“五四”时期研究童话的途径》，见《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83页。
[9]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叶圣陶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页。
[10]郑振铎：《<；稻草人>序》，《叶圣陶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参考文献：
[1]王泉根.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0.
[2]叶圣陶. 叶圣陶集：第四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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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其南. 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王泉根. 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评[M]. 太原：希望出版社, 2015.
[7]王泉根.稻草人主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美学精神[J]. 浙江师大学报,1990(02):7-13.
[8]黄云生.《稻草人》和“现实主义童话”[J]. 浙江师大学报,1999(04):53-57.
[9]刘绪源.重评童话集《稻草人》——兼论叶圣陶何以中断1922年的童话创作[J].南方文坛,2012(03):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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