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949年归国初探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了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老舍便是其中一位，他于1946年启程赴美，留居至1949年回国。老舍回国前后，正值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掌政权。其时，国内因遭受连年战争破坏与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经济破败不堪，民众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新中国赖以支持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财力物力非常有限。是什么原因促使老舍放弃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呢？透过老舍参与政治和进行文学创作中的若干思想变化，以及他对美国学术环境的感触，便能看出其中奥秘。
    与政治活动从“刻意远离”到“密切相关”
    老舍对政治本无兴趣，更不想与政治有所“瓜葛”，但后来他与政治活动的关系却经历了一个由疏渐密的变化过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关心国事，讲救亡图存，在其时青年人中蔚为风尚，但老舍却说自己“并没有在里面”（老舍《我的创作经验》，下同），“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是个悲观者……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只
好冷笑。”求学时的困顿经历，使老舍甫一工作，自然会较旁人更加珍惜生活条件的改善。他说，“二十三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于是他“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也学会了打牌”，乐于享受生活，作个与政治无关之人。而老舍去英国，也并非带有政治抱负，是要出国去学英语，也是想多长些见识。但是抗战爆发，使得老舍不管情愿与否，都已不能再“刻意远离”政治活动。
    一旦抗战爆发，危急时刻，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无法置之度外，“抗战”还是“投降”，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老舍可以不讲党派之“政治”，但却不能不讲抗日之“政治”。正是在此背景下，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选出老舍等45人为理事，由老舍负责协会的工作。
    经过抗战，老舍已经与政治活动密不可分。他已成为自由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代表人物之一，于抗战中和抗战后皆为中国共产党所竭力争取。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很重视自由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7月10日，即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即同中共党员夏衍谈话，要他今后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9月中旬，周恩来又和彭德怀等出席由文化、教育、新闻
各界人士召开的欢迎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1年7月1日，周恩来曾专门致电廖承志，嘱咐他“支持统一建国同志会和文化协会，多鼓励老舍”。
    在全国各界团结抗战的过程中，老舍一方面对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深表赞同，另一方面又因工作和私交关系同许多共产党籍文化人士，进而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而到抗战结束，共产党顺应时势，号召争取和平与民主，反对内战与独裁，这也为老舍赞同。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如果不到强国复兴之路，又如何保证不再受外族入侵之苦？这种深深的忧虑，业已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参政热情”，当时身在美国的老舍也不愿留在异国他乡做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写家”。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励精图治与国民党在国统区统治之混乱亦形成鲜明对比。这无疑让老舍看到了共产党执政后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实际上，经过抗战洗礼，老舍已经由一个与政治刻意保持距离的“写家”，转变为一个愿意贡献自己所有，为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而继续打拼的奋斗者，做好了离美回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思想准备。
新闻晚知道
    文学创作从“无关政治”到“饱含政治热情”
    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本人对世态民生，理应有一定政治关怀与取向，只是，他主张，只有超脱于现实政治之上，方可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是，经过抗战，他的创作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出作品已然逐渐蕴含越来越多的“政治热情”。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学主张相契合。
    老舍走上创作道路伊始，本和政治无所关联。回顾写作《老张的哲学》的初衷，老舍坦陈，“到了英国，我就拚命的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时常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怎样写，一点也不知道，反正晚上有功夫，就写吧，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这便是《老张的哲学》。”
    但是，对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对时代特征的整体考察，是无法逃避的。而通过这种思考与考察而获得的认识本身，就是政治态度。有了政治态度，就会思考，是维持现状，还是打破现状，抑或改良现状，这又是政治主张。老舍在《论创作》一文中说，“我们的国家已经破产，我们还甘于同别人一块儿作梦吗？”在这里，他其实已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绝望的政治态度。也表达了要打破现状的政治主张。
    老舍也曾做融合文学与政治的尝试。例如，他创作《二马》，本意就是要“比较中英两国
国民性的不同”。但他感到，这种写法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就要抵制政治观念的先入为主，专注于创作本身，“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这样，作品“才有生命”，使读者心生感动而“渐次的宣传了主义”。
    虽有了政治态度与主张，老舍却极为担心写作时如何才能不受其干扰，担心“粗劣的宣传，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因此，他选择隐去主张，写作中采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冷酷笔调，只“破”不“立”。他有打破现状的诉求，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打破，甚或悲观地怀疑还有无打破之必要，于是便有了《猫城记》。完成这部小说时，老舍曾“轻松”地表达其创作“无关政治”之的立场：“外甥问我是哪一派的写家？属于哪一阶级？代表哪种人讲话？是否脊椎动物？得了多少稿费？我给他买了十斤苹果，堵上他的嘴。他不再问，我乐得去睡大觉。”虽然老舍对《猫城记》并不很满意，但这次练笔却是《骆驼祥子》成功的基础。
    这样，老舍已可以熟练地将自己的“政治关怀”隐蔽起来，“面无表情”地展现社会底层民众的悲惨命运，达到一种“无关政治”的理想的创作状态。而这种状态得以保持的条件，于老舍主观而言，是做“无党无派”的自由作家，远离具体的政治活动。但抗战爆发，使得老舍无法再回到这种状态里去了。
    抗战伊始，老舍“放下了小说……小说写得很少”，究其原因，忙于宣传抗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他感觉里，文学创作就是“莫谈国事”，即便要写“国事”也需先有生活体验，而“经验不是一眨眼就能得来的”，所以“只好放下笔”，去写“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这些“救急的宣传品”。他原以为战时可专作“通俗读物”，也给自己打气说“通俗文艺未必俗浅”，“须当作一回正事去作了”，但是，他仍感觉这是“工作上与心理上的双重别扭”。他问道，“为什么要纳气下心的写这种玩艺儿呢？抗战高于一切，不错；可是牺牲了文艺是多么狠心的事呢？”
    老舍还能还原战前那种创作状态吗？于公，老舍肩负着领导“文协”，宣传抗战的重任，业已被赋予浓厚政治彩，他必须要考虑自己言行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他还要担起反击“‘文艺不得抗战’与‘文艺不得宣传’的理论者”这一政治任务，亦要对广大作家提出号召“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艰苦，而更加深刻”。于私，若仍去写那些“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即使有些个读者还需要那细微的情感与趣味，作为一种无害的消遣”，可老舍自己“这颗心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
    事实上，经过抗战的洗礼，“政治”已悄然内化为老舍人生中一段长达数年的生活经历。
    1941年，中国著名现代作家、学者，老舍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见证人”，与他为抗战而并
肩战斗的多年好友许地山，终因劳累过度而病逝。在《悼念许地山先生》一文中，老舍所表达的，已不仅仅是对故友的深切怀念，更是一种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思考：“我们的新文艺还缺乏伟大的作品”，但“从一发芽，中国新文艺的态度与趋向……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地方。它要革命，它要作不平之鸣，它要追求真理与光明……我们的才能也许很薄弱……但是我们并没有怕它沉重而放弃它。我们二十年来的成就，虽然还没有一鸣惊人的杰作，可是我们也干干净净，并没有去作像英美诸国那些专为卖钱而写出的侦探小说与大减价的罗曼司。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较比优秀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使世界上知道我们的黄皮肤下的血也是红的，热的，崇高的。”在这里，失去至交之悲痛，团结抗战之紧迫感，业已交织在一起，使老舍感觉到，于公于私，一个作家都不应再自怜自赏，而是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为捍卫中华民族的荣誉和尊严而写作——其实已开始赞同进行“有关政治”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