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在这里他建构了“希腊小庙”来供奉“人性”，建立了一个美丽宁静，平淡质朴，如诗如画的湘西，它与世隔绝，在那里时间是静止的，空间是被定格的，这个世界远离历史的长河，远离现实世界与时代。本文旨从时间叙事、空间叙事叙述看沈从文在《边城》如何构建一个极度净化、理想化的“湘西”，以及在时空叙事中他如何“在想象中（这应该算是‘未来’）用理想之光烛照湘西人生历史图景，再造了完美的人生形式。”[1]
关键词：边城：时间叙事：空间叙事：“水”意象
文章编号：978 -7 - 80736 - 771 -0（2019） 01 - 043 - 03
沈从文曾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她的意义。”这“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的原因。”[2]作者要展现“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也是作者的心
灵栖息地，与作者现实中现代化的世界相异。作者关注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并把《边城》给“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3]作者关注人性原始、自然、健康的美，并在历史的时空中保持人性之“常”，以此重造国民性，使国家和民族强盛起来。
一、《边城》时间叙事
中国与西方在叙事时间上存在着差异。中国以“年月日”——以大观小的叙事时间，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划分体系中，季节、月、节气、节日、日期、时辰是基本刻度，其中又以季节、节日、时辰为小说叙事最重要的时间点。古老的中国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它遵循的是天气与自然作物成熟的时间规律。西方以“日月年”——以小观大的叙事时间。工业革命的变革，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这都与以农业为主生产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是按小时制来获取劳动报酬。因此，西方以日为单位的时间划分体系中，确立二十四小时、六十分、六十秒精准的时间，小说叙事主要为逐日叙事和精准的钟点化叙事。
时间具有两种形式：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首先，客观时间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改变，
无论物质是在空间的运动过程中，还是在空间循环变化的先后逻辑关系和变化过程中。《边城》以节日叙事为主要时间。边城“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文中以端午作为小说的叙事时间，文章共二十一章，除去第四章和第五章以插叙的手法描写两年前的两个端午节，其余章节描写“今年”的端午节。作者以节日、清晨、黄昏、夜晚等时间，呈现一种循环式的时间发展而非现代性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增强文化性，淡化历史性。沈从文以这种“无时间意识”的时间观，构建一个原始化、自然化的理想的湘西，这是不仅意识上还是文化上都对现代文明的抵抗。
其次，心理时间是个体对客观事物延续性和顺序性的反映，个体主观对时间的感知。文中描写了祖孙二人意识的心理时间：一是爷爷的心理变化，主要是围绕翠翠的婚事。祖父愁喜交加，把翠翠给一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翠翠是不是愿意。”[3]但是当祖父知道唱歌是二老不是大老时，由“快乐”到“莞尔而笑”，心中明白翠翠喜欢的是二老。天保的死，二老怪罪于老船夫，此时老船夫不安、忧愁。二是翠翠的心理变化，翠翠端午节这天在顺顺家看龙舟的羞怯与不自在，面对傩送时“脸还发着烧不便作声”。两年前的端午是“甜而美”对翠翠来说。“为了不能忘记那件事，上年一个端午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去看了半天船，”[3]之后傩送要做渡船时“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3]描
写出翠翠欢喜、留恋、害羞和慌乱的心理变化。作者采用回忆式描写和现实描写呈现人物的心理变化，从而增强故事性、情节性。同时也强调了人物心理变化都最终消逝在时间里，归于平淡，“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皆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3]客观时间的笼统性与心理时间的变化性，展现了湘西世界中人生形式的一种“常”态——在一个独立于历史和时代之外的“湘西”，这里人事之间的变化，没有时代和历史的干扰和侵蚀，是一种“原始”、“自然”的变化，终会在生活中消逝归于“常”态。这“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4]
二、《边城》空间叙事
二十世纪空间叙事受到关注，它是后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提倡跨学科研究的方式之一。空间和时间分别为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物质存在的延展性，它们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与基本属性。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文中说“时间维度只是叙事的表征，空间维度作为叙事维度的前提，本来就是叙事表征所内涵的维度，是使时间维度成为可能的维度”。[5]时间延展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中可以体现出来，中国的传统小说主要以线性时间为主，以此处理故事并形成情节来推动叙事的发展。而在近现代都市叙事中，空间叙事中空间的转换会使时间产生停滞的叙事错觉，空间的并置使时间产生叠合效应，空间叙事使小说的空间感增强，
而时间明显缩短以及淡化。空间叙事分为地理、心理和文学这三个空间。首先，地理空间又是客观空间，即故事发生的地点。沈从文《边城》以“茶峒”为大空间背景，以河街与碧溪蛆空间和祖孙与顺顺家庭空间这两组为小空间背景，其中河街与碧溪蛆空间是物理空间上的并置，祖孙与顺顺家庭空间是抽象空间上的并置。碧溪蛆和河街这两地理空间是湘西一部分，是故事事件的发生地，在这不仅叙述凄美动人的爱情，也呈现出山美、水美、人美的湘西风貌。《边城》的前三章描写了湘西葱郁清澈的山水、水边的白塔和河床等自然风景，以及描写边城中的赛龙舟、抓鸭子、唱山歌等风俗民情，呈现出边城世界未受现代文明浸透的自然原始的生活面貌与独特的文化品格。其次，心理空间与客观空间不同，前者更加抽象和复杂，也是对地理空间的体验和感受，而呈现出人物的心理变化和状态。《边城》中人物的心理空间呈现一种纯真善良、乐观洒脱、勇敢坚韧的形态。沈从文描写翠翠如“小兽物”一样乖巧、天真和活泼，“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3]同时还叙述翠翠在渡船上面对陌生人的注意的举动“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3]的纯真善良。傩送告诉天保要渡船不要碾坊的乐观洒脱：天保不会唱歌，但是仍与二老约定唱歌，当知道翠翠喜欢傩送时，选择下船出走的乐观洒脱。端午节上的赛龙舟、抢鸭子，表现了边城人的勇敢坚韧，通
过人物的心理空间展现“沈从文 边城湘西”人性的纯净化和理想化。沈从文通过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叙述，描写出一个淳厚质朴、宁静明亮“湘西”，在这里呈现人性至善至美的人生形式。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与现实中浸透着现代文明的湘西是相异的。作者笔下的“湘西”具有双重意义的空间，即物理空间和文学空间。文学上的“湘西”是自然明净，喧闹又宁静。如碧溪蛆渡口的明净和宁静，河街码头的明亮和喧闹，都呈现一种自然、淳朴的生活;这里“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3]这样的“湘西”存在于作者心中、存在于作者笔下的文学的叙事空间，是作者向往的“心灵世界”。沈从文在《边城》中采用空间的并置和转化，增强空间感，淡化时间和情节，以此構建一个如诗如画的“湘西”。
三、《边城》时空交点：“水”的意象叙事功能和象征意义
时间和空间在小说里是二者不可缺一的。“小说的空间形式必须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建立起叙事的秩序：只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写出伟大小说的条件，才是未来小说发展的康庄大道。”[5]沈从文从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建构一个极度净化、理想化的“边城”世界，它不存在历史和时代中，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外桃源。“边城”里宁静清明的自然环境，碧溪蛆渡口拉渡祖孙、端午节时河街的人们赛龙舟和抢鸭子，翠翠与傩
送天保的爱情故事都与水有关。沈从文曾表明水对于他的重要性：“我感情流动而不凝滞，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的关系。”[7]他用“水”来呈现自己追求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水”对于作者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水”的叙事功能。“水意象是进入《边城》深层结构的第一把钥匙”[7]，《边城》发生的故事，都与水有关，文中明线是翠翠与老船夫和船总顺顺与儿子，暗线则是“水”。水“充当了一条隐形线索连结起故事始末。……串联着边城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7]故事情节的发展都与“水”有关，如翠翠和爷爷靠水谋生，翠翠与傩送因水而爱，天保溺水而死，傩送顺水而下并不知归期，祖父死于暴风雨之夜，翠翠独守河边拉渡等等。“水”展现了一个喧闹又宁静且如诗如画的边城，小河“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3]《边城》写到茶峒依山的“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3]“水”为边城人提供生活所需的物质用品，同時也塑造了边城人的精神面貌。这里的人们依水相伴，依水谋生，他们平和、勇敢、坚韧、善良、诚实等等。如描写涨水时人们面对“随同山水从上流浮沉而来的有房子、牛、羊、
大树”“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3]作者以“水”叙写边城故事，以水构建“边城”，同时也以“水”构建人性。
“水”象征意义。“水”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常见并意蕴丰富的意象。在《边城》中“水”的意象内涵不仅丰富而且的得到了升华。“水”在文学上被赋予情感化，它孕育着湘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者表层上以水的清澈明净、平缓宁静描述边城的宁静、安详，赞美边城人与事的美好，而深层上诗化了边城的自然景观并反衬出边城中人们的淳朴与纯真，从而表现了边城世界蕴含的品格与情操。沈从文笔下的“水”具有象征性，用“水”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和追求一种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端午节不仅是一个以水为主的节日，也是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节日，以此围绕水来呈现边城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水的平和宁静和动荡不安，这都赋予湘西人一种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水的平和宁静呈现出边城人纯真、质朴、包容及善良等等，如在碧溪蛆渡口拉渡的老船夫“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3]。水的动荡不安呈现了人勇敢、拼搏、坚韧、进取及从容等等。如端午节的赛龙舟和抢鸭子表现边城人的精神。这种充满活力、野性、自由的人性，来源于原始的自然。作者追求的不是现代西方文明中异化的人性和汉族封建文明三纲五常束缚人性，而是一种原始、自然、健康的“人性”。“在对‘水’的爱恋中，沅水流域的风土人物升华
为沈从文的理想与寄托，被赋予了由‘水’所表征的至真至纯的人性和至善至美的人生形式，边城也因之而呈现出理想社会图式——一景观明丽净美、百姓质朴纯粹、社会有序，一幅人性伊甸园的和美画卷。”[7]
四、结语
从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看，沈从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构建一个理想化的“湘西”，并呈现一种人生形式，即具有自然性、原始性、健康性的人性。这表现了作者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的无奈与悲凉，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愁。从道德视角，呈现理想化的人性，是“为湘西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注入美德和新的活力，并观照民族品德重造的未来走向。”[1]《边城》构建理想化的社会图式是一种乌托邦，存在于沈从文的文学的时空叙事中，成为他抵抗现代文明冲击的心灵家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