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诌书俚戏——为何恶搞汉光武帝》.txt偶尔要回头看看，否则永远都在追寻，而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男人掏钱是恋人关系，女人掏钱是夫妻关系，男女抢着掏钱是朋友关系。男人爱用眼睛看女人，最易受美貌迷惑；女人爱用心看男人，最易受伤心折磨。 诌书俚戏，就是说说书的和唱戏的很多都是瞎编的，但是编的都有哪些?为什么瞎编?仔细考究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特别是有些戏剧，人名地名都是真的，每个人的身份也全是真的，但是情节上不仅不和历史相符而且和历史相反，也就是说戏剧在篡改历史.必须加以仔细分辨.
在这里我先给大家一段视频，大家有空可以好好看看.
黄超和戴海豹演出打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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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关于姚期、姚刚、刘秀的几出戏剧，并不是一出戏，而是情节相互关联，又略有不同的几出戏。《上天台》、《打金砖》、《草桥关》（后来改编成《姚期》）、还有最近改编的《汉宫惊魂》。这些戏在京剧里面都是颇有影响的名作，有些还是著名艺人的代表作.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情节：
《上天台》：刘秀宠爱郭妃，身为国丈的郭太师仗势欺人，于是开国元勋姚期的儿子姚刚打死国丈。刘秀念姚氏父子有功于国，从轻发落，将姚刚发配湖广，慰留姚期继续在朝为官，并表示愿意戒酒。郭妃为了给老爹报仇，设计把刘秀灌醉，刘秀醉酒后听信郭妃谗言，错斩了姚期。此为生角唱功戏。京剧一般不演《斩姚》，当系略去上天台之结尾，截取其精华唱段的演法。早年，余叔岩、言菊朋均擅唱此剧。湘剧、粤剧有《姚期纵子》，川剧、汉剧、滇剧、河北梆子、晋剧则有《斩姚期》。
《打金砖》：姚刚打死郭太师后，姚期绑子上殿请罪，刘秀酒醉，传旨立即将姚期满门抄斩，文武百官邓禹等２０余人上殿保本，也被一并杀害.(这里情节又有出入，一说刘秀怨恨老臣不来保奏，把一众老臣俱斩杀。)开国功臣马武手持金砖闯入后宫，威胁要拍死刘秀，刘秀被迫应允赦免姚期，但为时已晚，马武用金砖击顶自杀身亡。刘秀酒醒之后，愧疚难当，哭祭功臣，众冤魂共寻刘秀索命，马武鬼魂以金砖打死刘秀。此剧一名《兰逼宫》（因马武的脸谱以勾蓝为主[插入马武脸谱]），又名《二十八宿归天》。打金砖是谭派戏，刘秀为主角.以生角为主，唱作并重，归天一场更有一系列高难跌、扑特技，如非素具武功根底，并擅长唱工的老生或武生，很难胜任。四十年代，京剧著名演员李少春曾以此剧独步菊坛，其他演者则很少见。近代的于魁智，在此戏上也有杰出表现。[插
入于魁智剧照]
《草桥关》（头二本）。该剧演刘秀称帝后，思念远在北边、镇守草桥关以抗击牛邈的开国元勋姚期，
命马武、杜茂、岑彭三人前往替回姚期，回朝伴驾（以上头本）。姚期入都后，其子姚刚怒郭太师行至姚府门前不下轿，用太湖石将其打死。郭太师之女系刘秀爱妃，将此事泣诉于刘秀，姚期绑子上殿请罪；刘秀在盛怒之下，传旨将姚期满门处斩。适牛邈进攻草桥关，马等三人不敌；马武回朝搬兵，恰逢姚氏满门押赴法场，立即闯宫保奏，逼刘秀发旨，赦免姚氏父子，命戴罪出征（以上二本）。这是一出生、净并重而以净角为主的戏。当年，著名京剧铜锤花脸金少山以“黄钟大吕”之嗓音，引吭高歌，曾令此剧大放异彩。四十年代后期，裘盛戎在旧本基础上又进行了改革和创造，减少若干场次。修改本以还朝为重心，改名《姚期》。在表演上既宗法其父裘桂仙，细节又有所变化。加上他本人苍劲浑厚的唱腔和细腻的人物心理刻划，使该剧成为“裘派”的代表剧目，受到内外行的赞誉。
《汉宫惊魂》：汉光武帝刘秀因姚刚立功，封为猛烈侯，招太师郭荣所忌。趁姚刚跨马游街时，敦荣在府门前私设禁地，姚刚气愤，失手打死敦荣。郭妃为报父仇，请斩姚刚。刘秀问清情由后，免姚刚死罪，发配充军。郭妃又假意请赦姚刚，刘秀在醉酒中召姚期进宫谢恩。郭妃将酒杯掷地，诬姚期“臣戏君妻”，私取尚方宝剑，命邓禹绑姚期等功臣赴法场问斩。邓禹以国事为重，斩几个死囚顶替。刘秀酒醒后，误认为开国功臣均已被斩，惊魂失魄。于是囚郭妃，逐邓禹，并赴太庙请罪。邓禹领姚期等功臣赶来，说明真相，刘秀惊魂始定。适牛邈进犯，遂赦回姚刚，命姚期、马武等出兵破敌。朱秉谦改编，中国京剧院三团首演。这出戏可以说是《打金砖》和《草桥官》的结合，刘秀的老生和姚期的花脸并重。李光、李欣哥俩以及以后沈阳的顾景荣，董庆民都有过出的表演。
这些剧目在京剧中非常出名，我觉得任何一个京剧爱好者，都看过以上的至少一出戏。但是究竟有几个人知道这些戏的情节和历史上却是大相径庭呢？
首先，从历史记载上看，刘秀即位后，并未因贪恋酒而杀戮功臣。刘秀号为中兴明主，史称其“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他即位后，虽然削除功臣的兵权，然而皆赐以优厚的封土食邑；“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众功臣“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均见《后汉书·马武传》）。他曲意保全功臣之事极多，在历代帝王中是少有的。众所周知的
优容“强项令”董宣，就是一例。刘秀皇湖阳公主府中护卫赵彪，仗恃公主权势，在三家店刀伤二命。洛阳县令董宣，不畏皇亲豪势，坚持国法，在途中夏门亭（洛阳郊区）阻拦公主舆驾，指责公主不该包庇家奴，强行缉拿杀害人命的护卫赵彪，并当场处斩。湖阳公主感觉脸上无光，在盛怒之下，上殿向光武帝诉告，请求惩办董宣。董宣上殿辩理，光武词穷，要董宣向公主赔情了事。董宣刚直不阿，宁领抗君之罪也不赔情；光武帝命殿前武士强迫董宣叩头，董宣坚强不屈。公主用言语讥刺光武帝：“文叔（刘秀字）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后汉书·董宣传》）。刘秀对待外戚，也特别注意控制，如阴皇后的兄弟阴识、阴兴虽有功劳才德，也不曾委以机密要职，只是多赐些田产而已。当时外家亲属都能做到遵奉法纪，无敢结党营私，任意胡为者，因此都得善终。
据史载，刘秀有一个妻子，确实姓郭，系刘秀征河北，至真定时所纳；建武二年，立为皇后。可是后来阴贵人得宠，郭后“数怀怨怼，遂废为中山王太后 ”（《后汉书》卷１０上《光武郭皇后纪》）。刘秀另立阴贵人为皇后。郭妃的父亲名昌，曾经“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国人义之”（同上书）。早在刘秀收抚河北时就已“早卒”，根本未见过刘秀，何言在朝专权？以至被打死！可见戏中所演故事，皆属虚构。
其二，戏中所演姚期之事与人物性格均与史实不符。据《后汉书·铫期传》，“铫期，字次况，颍水郏（今河南郏县）人也。”铫、姚二字虽同音，实则并非同姓。“铫”系古国名，属于以国为姓一类，“姚”属于以地为姓一类。因铫姓罕见，后世遂以同音致讹。铫期的字为“次况”，剧中却为“子匡”，也是由于音近而讹。刘秀巡行河北时，铫期为邓禹部下；“禹以期为能，独拜偏将军”（《后汉书·铫期传》），事后报告刘秀，刘秀十分赞成。刘秀称帝后，封安成侯。戏剧中说封“伴驾王”，是没有根据的。剧中说他奉命镇守草桥关，这也与史不符。按草桥关之名起于五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３：“高阳关，在（高阳）县东。《县志》云：在县之三岔口社，一名草桥关。五代周显德五年收复三关，建为高阳关砦。”在东汉初年，实无草桥之名。《后汉书》本传记载，光武即位后，以铫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建武五年，又以铫期为太中大夫；调回洛阳后，又拜卫尉
，中间并无出镇草桥关之事。至于铫期的人物性格，也不像戏中所演之深感“身在帝王边，如牛伴虎眠。一朝龙颜怒，四体不周全”那种老于世故、小心翼翼的态度。恰恰相反，铫期是敢作敢言，“其有不得于
心，必犯颜谏诤”（《后汉书·铫期传》）。光武帝常常微服出行，铫期拦路顿首车前说：“臣闻古今之戒，变生不意，诚不愿陛下微行数出。”（同上）刘秀只好纳谏折返。
其三，历史上并无姚刚其人。戏剧演出中，谓铫期之子姚刚，字霸林，性格倔强，两军阵前，锤震番王，甚是英勇，并因功被封为“猛烈侯”。因打死太师，被发配湖广充军。实则历史上并无姚刚其人。据《后汉书·铫期传》：期有二子，一名铫丹，铫期死，嗣为安成侯。光武帝念铫期为国忧劳，功勋卓著，又破例封其次子铫统为建平侯。自铫丹而下，凡历四世，代为侯爵。可见姚刚之名，纯属子虚。所演其建功封侯及打死太师等情节，均非事实。至于说其被发配湖广充军，尤属无稽，因湖广一名产生于元初，东汉时也并无此行政区划。
对其他人物的编造，对情节的虚构，很多人都可以理解，毕竟戏剧不是历史教科书。但是这几出戏中对刘秀这个人物的贬低性描写，实在令人很难接受。那么历史上就秀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森阳西南）人，系东汉王朝开国皇帝，谥光武。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为了稳定和巩固统治，首先便是削夺功臣的兵权。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不许他们干预朝政；只有少数列侯，特许“与公卿参与国家大事”（《后汉书·贾复传》）。在行政体制上，刘秀把中央政府的事权，由“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转移到尚书台（掌管皇帝秘书事务，负责公文发放的机构）。这样，“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尚书台成了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
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的权限和地位。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总揽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但是，光武帝和功臣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对功臣从不猜疑。光武帝最得力的助手冯异，建武初年被命令掌重兵专守关中，独当一面。有人上奏章说他“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后汉书·冯异传》）。光武帝使人把奏章交给冯异看。冯异惶惧，上书谢罪。光武帝诏报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同上书）又如朱鲔曾为更始帝刘玄坚守洛阳，抵挡过光武军，而且参
与过谋杀刘縯的活动。光武帝派人说降他：“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元年）朱鲔降后，光武拜鲔为平狄将军，封为侯爵，后为少府，传封累世。刘秀对其他臣下也多如此。
光武帝在登基后的３４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内外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以重建汉朝对全国的统治。如从建武二年到建武十四年，刘秀先后九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建武六年，特颁诏书减轻农民负担，“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这和西汉文、景时期的租率相等。同年六月，他还下令各州县吏员减损到十置其一。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同上）。
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二千一百多万。光武以后的若干年内，出现了“天下安平”的时代，这与光武皇帝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
阴识我遍查诸史，过秀者甚少。这是历朝历代皇帝中极为罕见的。难怪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南宋思想家陈亮在《龙川文集》卷５《酌古论》中评论说：“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对刘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于这种评价历代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人反对过。可是为什么在戏剧中把刘秀描绘成一个如此滥杀功臣的皇帝呢？
这里面的确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这不能不从有关光武帝的几出戏的出处来讲。前面提到的《上天台》、《打金砖》、《姚期》等戏，基本上均取材于《东汉演义传》（又名《东汉通俗演义》、《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东汉秘史》）。此书系明朝金川西湖谢诏所作。谢诏为万历年间一书坊主人，其生平不详。与江西赣县人，字颜实，号风渚的那个谢诏并不是同一个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猜忌多疑、杀戮功臣的名君，仅胡惟庸、兰玉两案，因牵连被杀的就达四万人，其他功臣也被朱元璋以各种借口除去。如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曾在与陈友谅大战中坚守南昌85日，立有大功，却被朱元璋加以"亲近儒生，胸怀凶望"，鞭挞致死；开国第一功臣徐达，曾是朱元璋患难与共的战友，但在洪武十八年他生背疽时，朱元璋明知此病最
忌吃蒸鹅，偏偏赐蒸鹅给他，逼着徐达当着使者之面吃下，不久病重而死。杀来杀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告老还乡的汤和幸免于难。引起当时正直人士的不满，但当时法禁森严，人民敢怒而不敢言。明中期以后，法禁稍驰，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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