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一本，老二二本，老大老四三本或高职。作为中国首例被报道的龙凤四胞胎的父亲，4个孩子的成绩都够上大学，算是让他松了口气。但对这样的成绩，他其实并不满意。
“考得太完蛋！”王华军叹了口气，总结道。
他家位于牡丹江市下辖的海林市新民村。1996年，龙凤四胞胎出生的消息轰动了这座林海雪原上的小城。在当年牡丹江各种媒体的密集报道下，这个普通农民，连同他的妻子和4个襁褓中的孩子，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从那以后，这个家庭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被围观的命运。
按照王华军最初的想法，能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就是成功。如今孩子们交出这样一份答卷，他心里面的感觉挺复杂，“说不清是轻松多一些，还是失望多一点”。
“俺们家农村孩子一天没补过课，自己在市里上学也没人看着，能考成这样是不也挺不容易？”
“这帮熊孩子就是没入进去（门），唉……你看那英语考的！”
“不管咋样，孩子们也都考上大学了……”
“一下子供4个大学生，学费啥的也成个问题，再整吧……”
他总是这样不由自主地陷入纠结当中，正如18年前，被70万分之一的几率击中的那个当口。
降生记
1995年，怀孕3个月的孙艳梅担心自己怀了个怪胎。
“长得太快了，两三个月就能摸着，我寻思什么玩意？”曾经失去过一个婴儿，这个第二次怀孕的农村妇女有点儿担心。
对着仪器的屏幕，B超室的医生禁不住惊喜地叫了出来：两男两女，是4个！我看到4个小脑袋！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王华军有点儿懵，孙艳梅则焦急地追问：4个脑袋不是长在一起的吧？
医生告诉这对20多岁的农村夫妻，四胞胎的成活率低，必须立即住院，否则十分危险。
王华军有点儿纠结，一方面，他们已经失去过一个男婴，这次说什么也得把孩子保住。另一方面，夫妻俩只有4亩口粮田，主要收入靠他冬天去林场打零工，先不说住院得花不少钱，就说这4个孩子，生下来咋养？
“能保俩就行……”对没出世的孩子，王华军当时还没法体会那种血脉相连的亲情。
“要保就得全保，否则一个也保不住！”
被医生严重地警告后，这个头发特别乌黑浓密的年轻人只好硬着头皮去办理住院手续。
安顿好妻子，王华军抽空回了趟家。收拾住院生活用品的时候，他告诉家里人，媳妇怀的是四胞胎。跟孩子妈的反应一样，奶奶也担心：正常吗？能活吗？孩子的姥姥和三姨姥则赶
紧赶工，给4个孩子做小棉袄、小棉裤。
就在这一家子忙着为新生儿的到来做准备时，另一些人也忙碌了起来。
检查出四胞胎的当天晚上，牡丹江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接到了妇产医院院长袁丽华的电话。这位情绪兴奋的老朋友开门见山地向她宣布：我这里有一个大新闻！你来策划一下？
医学界有关调查资料推算显示，正常情况下，双胞胎的出现几率是1/89,三胞胎约1/7900,四胞胎大约要出生70.5万人才会有一例。四胞胎本身就罕见，即便有，也多为“四小龙”或“四小凤”，而龙凤四胞胎在当时并没有记载。
“牡丹江市妇幼保健院将迎来全国首例龙凤四胞胎”是件前所未闻的大事儿，这个记者火速通知了市里和省里的媒体，紧锣密鼓地筹划起这场平面媒体、广播、电视联合报道的“全媒体”行动。
1996年1月30日，即将临盆的孙艳梅在镜头的簇拥下艰难地翻上了手术床。
住院期间，妇产医院想尽办法地帮她保胎，不仅每日免费供应营养餐，还不时地给她买各种水果。医院拿她小心翼翼，洗澡的时候不让她搓肚子，怕把孩子“搓掉了”。
或许再不到第二个产妇能受到与她相同的“待遇”：手术室里，除了医护人员，外围还站着一圈儿身穿白大褂，或举照相机或扛摄像机的记者，严阵以待。
躺在手术台上，孙艳梅除了紧张，唯一的感觉就是手术床太窄了，有点儿放不下她的大肚子。怀孕期间，她的体重增加了近70斤，走在医院里，不明就里的人都笑她“肚子大得不像样”。
手术室外的王华军也挺窘，他没想到生孩子这件事儿也能吸引记者。面对着乌乌泱泱一大记者，这个不太爱说话的农村青年有点儿手足无措，等待孩子的紧张和应对媒体的生涩，让他说话直打磕巴。
上午9时12分开始，4个孩子被陆续取出。老大6斤4两，老二6斤，老三5斤6两，最小的老四也有4斤8两。
护士们把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抱出来，走廊旋即变得喧哗。王华军把每一个孩子都细细端详了一番，白襁褓里的4个孩子粉嘟嘟的小脸儿，让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里不住地重复着同一句话：高兴，确实高兴。
人中有人适时插话：快跟院长说几句。话筒随即伸过来。
王华军赶忙转身，握着院长的双手说：“感谢感谢，这4个孩子的生命是你们医院给的，要是在家，绝对那个什么……”
手忙脚乱的日子
从牡丹江城里回到新民村，夫妻俩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很快便被乱糟糟的房间和洗不完的尿布搅得七零八落。
王华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孩子出生的头一年里，因为要洗大量的衣服和尿布，他们家用掉了整整9箱肥皂，家里那台老式波轮洗衣机的甩干桶也给甩坏了。
刚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除了母乳，4个孩子每天吃半袋奶粉足够；十几天后，奶粉的消耗速度变成了一天一袋；不到3个月，孩子们吃光了80袋奶粉。
加上这期间购买和用坏的30多个奶瓶，50多个奶嘴，家里的花销一下子大得惊人。省内的一家乳制品企业主动提出，供应四胞胎的奶粉直到其成年。
奶粉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生完孩子之后，家里的劳动力只剩王华军一个人，且自打孙艳梅怀孕，他冬天再也没办法离开家，独自去林场打工。
最怕的是孩子生病，同样的病，4个孩子每每得轮流生一次。第一年年底，单在村诊所的结账，就有3000多元，相当于夫妻俩当时一年的收入。王华军只得开始生平第一次借债，对象是在日本打工的妹妹。
回家的时候正值寒冬腊月，农家的房间里，除了炕头是热的，头顶上的空气都透着冰冷。4个娃娃被冻得哇哇直哭。王华军只好用两床棉被把他们严实地裹起来。
担心来回起身掀被子冻着孩子，王华军当父亲的第一年是打地铺度过的。不过，他真实睡在地上的时间并不长，4个孩子不停地哭、尿，按住了葫芦浮起瓢，让夫妻俩不得安生。
“白天在地里干活儿，两条腿都打晃。”想起那种滋味，王华军五官都皱到了一起。他还不到50，头发已经灰白，薄薄覆盖在头皮上。“让他们给我整的，我现在一看着那么大的小孩就头疼。”
“那几年可烦人了，一个哭都跟着哭，吱哇乱叫。”46岁的孙艳梅回忆起初为人母的前几年，
忍不住“嘿嘿”苦笑了几声。
体格一直很健硕的孙艳梅，生完孩子后身体再没好起来。头半个月里，她一直在发烧，裹在被子里依然感觉浑身发冷。
怀孕期间她的脏器受到严重挤压，肋骨也被撑得外扩变形，身体总是不自觉地后仰，没办法支撑身子给孩子们喂奶。
孩子慢慢会爬了，孙艳梅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白天家里只有她自己侍弄4个孩子，做饭、上厕所都需要趁着孩子睡着的空档抓紧完成。她常常在看着孩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打盹，然后再被孩子的哭声惊醒，一个不留神，孩子从炕上跌下去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王华军来木工，在炕边儿打了一排木栅栏，把几个孩子“圈养”了起来。
眼看着小两口的忙乱，孩子的奶奶把两个孙子接到身边抚养。后来因为老二不吃母乳就会拉肚子，只好把老二送回来，换了老三。
老二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在家待了半个多月就开始发高烧，后来又转成肺炎。农村医疗条件差，夫妻俩只好又把孩子送到了妇产医院，因为家里离不开人，老二被“寄存”在那里治病，直到好了才接回来。
“那会儿一有毛病就送妇产医院，我也不管就回来了。那个时候的医院办公室主任挺好的。俺们家老大还抽过他的血呢。”王华军说，“好像说是给小孩输血，病好得快。”
说起妇产医院当年的照顾，王华军直到现在依然充满了感激。孙艳梅住院期间，夫妇俩身上带的钱很快花完了，剩余的住院费和手术费，医院考虑到他们的情况都没有收。四胞胎回家后，妇产医院还派医生给孩子们做了次免费体检，赠送了一些儿童用品和玩具。
为了表达感激，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王华军就把给孩子起名的权利交给了医院。最终，在一个媒体人的提议下，按“妇产医院”的谐音，4个孩子按长幼，依次取名为王富、王毅、王婵、王苑。
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老四是女孩。因为是异卵多胞，4个孩子长得各不相同，性格也挺不一样。
“老大最淘，小时候喜欢趟水、摸鱼。老二性格最像我，他脑瓜好使。老三小时候最爱哭，哭起来小脸儿黑红黑红的。老四最有主意，能撺掇事儿，那几个都听她的。”黑瘦的王华军总结道。
孩子会跑会跳以后，孙艳梅开始到地里帮王华军干活。4个孩子常常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看门的黄狗抱到炕上玩耍，然后给她留下满炕的屎尿，和4套脏衣服。
夫妇俩对孩子有点儿娇惯，上初中之前，孩子们很少自己洗衣服。初中住校后，每个月回家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背回来些“大件儿”给孙艳梅。王毅还曾经闹过“一条床单在水房泡一个月”的笑话，“发现的时候都泡臭了”。
零用钱不够的时候，老二老四常常撺掇老大老三去管奶奶要，奶奶疼这两个在她身边带过的孩子。孩子们一句“等我考上大学一定报答您”，就能把老人家哄得直乐。
被围观的生活
“我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我也不会说。真是，咱有啥的啊，就是种地的。有些人就不，他们老觉得俺家4个孩子怎么怎么的，想太多了。”王华军说。
用他的话说，媒体来了，可能就为了拍张照片，完成任务就走。但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在村子里，关于他们一家的闲话已经太多了。
孩子刚生下那会儿，关于社会各界关注四胞胎一家的新闻铺天盖地，村里人都知道这家人收到了捐款。有人猜测：王华军一定借孩子发了笔大财。
“妇产医院扣除了医药费，我最后就收到了九千。这不是嘛！”王华军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上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捐款的年份、单位和金额。
给小孩 “有些事你没法辩解，你说了人家也不信。唉！”坐在缺了靠背的椅子上，王华军佝偻着身子，蜷起一条腿搁在胸前，用双手抱住，像一只试图缩回壳里的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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