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5篇]
第一篇：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复旦大学校长 王生洪
（2006年7月17日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演讲）
通识教育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反映了人们对人才培养的问题的广泛关注，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通识教育理念在不断发展
“通识教育”的概念源自于欧洲的自由教育，它的成形则在美国，确切地说是美国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性的产物。“每当美国高等教育出现危机，面临迅速变化时，通识教育总是被看作应付这些挑战进行革新的催化剂”。
以哈佛大学为例，在哈佛大学300多年的历史中，围绕着通识教育的推行，有过四次大的改革。19世纪末，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推动全面实行选修制，引起了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场“革命”。他认为，大学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这可以进一步培养和训练他们的自我责任感，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会将这种责任感发展成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课程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课程的过程本身。
第二次改革在20世纪初，1909年，劳伦斯•洛厄尔接替埃利奥特就任哈佛大学的校长。为了完善自由选修制，他开始推行“集中与分配制”，以避免学生选修的随意性，并引进了英国的导师制，实施了独立学习计划。他的基本理念是要在尊重学生学习自由和指导控制之间搭起一座桥
梁。
二战以后，科南特校长推动哈佛进行了第三次本科生课程体系的改革，他组织委员会进行调查，发表了著名的红皮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明确将“普通教育”定义为“首先将学生教育成民主社会中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那一种教育”，强调普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继承人类的知
识财富。新的课程体系要求每一位学生必修以下三门课程:“文学名篇”、“西方思想和组织机构”以及任一门物理学或生物学方面的课程。除此之外，还必须在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个领域各选一门全年的课程。这样构成了有利于达到更为一致的价值体系。
1978年，哈佛大学推出《核心课程计划》，再次吹响了通识教育改革的号角。他们针对当时高等教育中过于偏重实用主义的倾向，提出要将学生培养成“有能力有理性的人”。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他们建立起一套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涵盖“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量化推理、科学、社会分析”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要求学生必须在每一个方面各选一门课。并设立了核心课程独立的管理和师资实体。核心课程的建构，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类组织、运用和分析知识的方式和手段，以达到培养学生的智能和思维方式的目的。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通识教育与大学制度一道也被引进。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之下，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要培养“硕学闳材”，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文理“兼习”。只是在当时救国图强、求才急切的环境中，这种主张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推行。“经世致用”更为人们所接受，连当时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楷模的教会大学，也不得不变通地大量开设实用科目。重视专业训练，传授一技之长，是当时中国大学普遍的现象。
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在西方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归国之士，看到了过于重视专业培养的弊端，大力呼吁通识教育。在这方面，我想特别提一提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先生，他是清华早期的留美学生，接受了美国的通识教育思想。但他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去努力探索，推动通识教育的实施，发展了通识教育的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华创办之初，他担任教务长，就提出大学本科四年的课程应当按先通后专来设置。第一年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再进入专业领域。1931年他当校长以后，进一步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抗战时期，他发表了《大学一解》，更加鲜明地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重于专”。他的这些理念付诸实践，使得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在当时独树一帜。1933年曾经针对学生过于重视实用学科的情况，实行新生入学不分专业的制度。这种课程结构模式后来也为西南联大所继承。当年的清华、西南联大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跟它们的通识教育应当是分不开的。也正是梅贻琦这样一批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通识教育的理念开始在中国的大学生根。
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通识教育都是大学应对时代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时代和社会在变，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要随时而变、应地而变，不变的是它对教育本然价值的追求，这个
价值
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二、通识教育面临的现实课题
教育的本质乃是培养健全的人。蔡元培先生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潘光旦先生指出，“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人格”。就这一意义而言，本然的教育即应该是通识教育。然而，在一段时期里，我国的高等教育偏离了本然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院系调整，行业化办学、高度专业化培养成为办学的基本形式，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相适应的，培养了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大批人才，满足了国家工业化对科技人才的要求。但是，高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狭隘的功利主义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后，确立了实是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高度专业化培养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知识创
新不断加速，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通识教育的意义，使大学教育回归本然的价值追求，这是我们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
出发点。哈佛大学入学条件
我认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学教育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第一，人文精神缺失。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重技术轻人文、重知识轻心智、重物质轻思想的倾向，很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发育和生长。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这种社会弊病很容易发生。另一方面，我国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思想根深蒂固，近代 “唯科学主义”也很有市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经广为接受。加之社会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功利价值追求，使得人文精神被严
重漠视。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人文精神缺失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是坦率地说，教育是有责任的，特别是大学教育，负有一定的责任。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培养目标长期局限于专业技术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长此以往，又强化了学生的专业化依赖和社会对大学的专业化模式的定势认知。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习得的都是些一鳞半爪的知识片断。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愿望，去了解和思考越出专业知识层面的某些超越性的问题，更不用说那些事关安身立命的终极性问题。如果说，物质至上的浮躁而功利的社会思潮泯灭了青年们尝试更广泛和更深层思索的动机，畸形扭曲的高度专业化教育模式则是扼杀了青年们进行这种思索的能力。
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正在积极谋求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必须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高度着眼，重视人文精神的养成和发展问题。爱因斯坦曾经十分精辟地指出，“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
大学必须为自己寻出路，必须为人文精神寻出路。通识教育正是通往这一出路的大门之
一。通过打破传统学科畛域的壁垒，通识教育能够向学生展示远为广阔的知识图景，极大地开阔学生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冲动；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人类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帮助他们接受心智的训练并感受其中的愉悦；通过引导学生进行人生与社会等方面的反思，通识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帮助他们养成健全而有力的人格。经受了这样的通识教育的训练的青年，人文关怀将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人文精神将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当这样的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人文精神必将实现它的辉煌的回归。就此而言，通识教育乃是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强力反拨。
第二，创新动力不足
为什么几十年来大师稀少？这是社会对教育的质询。有人认为，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学生成为了训练有素的“考试机器”，泯灭了探索的兴趣。有人认为，对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过高的家庭功利期待，使学生缺乏勇于探索的精神，缺乏创新的追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大学教育更有责任去激发学生的兴趣，点燃学生创造的欲望，为他们提供创新的燃料，培养创新性人才。
很难为“创新性人才”给出一个精当的定义，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汲汲于知识的一隅、对专
业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创造性人才。
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大师级人物，大多具有多个领域的深厚修养和造诣。许多时候，不同领域之间的跨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出的小提琴家，这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佳话。有人甚至断言，“在我看来，爱因斯坦如果不会拉小提琴，可能不会想出相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