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中哪些诗属于战争诗，一直以来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认为战争诗就是指正面描述战争和战场形势的诗歌，如洪湛侯认为：“《诗经》中真正以战争为题材的诗，只有‘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五首。”①广义的战争诗指的是有一定战争背景，或直接描写战争过程形势，或描写征夫思想感情的诗歌。我们这里采用广义上的说法，主要研究分析 “大雅”中的出征诗歌《常武》《江汉》，“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以及风诗中的《豳风·东山》《邶风·击鼓》《秦风·无衣》等。
历代以来，对于《诗经》战争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优点和较高的艺术价值上，很少从军事角度或者军事思想角度来分析《诗经》在表现和描写战争方面不够丰富的一面。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如张雪扬、郭雨萌、杨公坦的《“尚德”与征战的和谐统一——道德叙述语境中的〈诗经〉战争诗》，纳秀艳的《崇高与净化之美:〈诗经〉的审美范式——以战争诗为例》、韩高年、边思羽的《〈诗经〉中所见的政治观念——以〈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为考察中心》等，对战争诗的思想主旨、修辞艺术，以及“审美范式”和政治观念进行了多
角度、有创意的研究。可以说，与周代农业文明安土重迁的思想有关，《诗经》中的战争诗具有“不尚杀伐”的文化风貌，这给诗歌增加了一丝柔和的气息。“雅诗”中的战争诗有其动人之处，但也存在着缺憾。
一、关于“人性”的挖掘不足
情感道德与家国责任等方面在文学作品的表现中同样重要，清代学者黄承吉在论述文道之关系时提到“文辞或文章皆道之所生，因此世人之文辞也不必尽执仁义道德形迹之语，因此他指出‘但能措辞不诡于正则皆文耳，则其辞皆与天地为无穷耳’”②。情感的自然生发才能够给予诗歌更为热烈的生命力。战争是体性的活动，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③因此，人心向背和人性描写在战争类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是十分重要的。
《小雅·采薇》就是一首表现底层士兵作为一个微观的个体在残酷的战争历史进程中，挣扎在保家卫国与思乡厌战之间的优秀诗歌。“戎车既驾，四牧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④作者认为造成自己悲惨处境的原因是猃狁的入侵，他所参与的战争是忍受一时的痛苦以换长久和平的正义之战。而最后用“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相对比，展现了人性情感和责任感相交织
的复杂之情。侯文学在《〈诗经〉分题材选讲》中也讲道：“此诗通过归途的追述集中表现兵将士的内心世界，所表现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诗人因久戍不归而忧伤；另一方面，又以国家利益为重，频繁投身于战斗。恋家思亲的个人情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交织在一起。他盼望归来，但道路的艰难又使他心中充满悲哀。”⑤
《豳风·东山》以一位征战归来的兵将视角展开叙述，诗中字字如泣血一般的坦诚来表达痛苦。万时华《诗经偶笺》中言：“二章室庐将近，家中委悉，一一上心。无端忽生此一段，情极真，文极幻。”⑥所谓“近乡情更怯”绝不是虚言，怯的是久未谋面的亲人是否安在，怯的是生活不知道何时会被战争再次破坏。战争中的人性感情不仅仅有痛苦和恐惧，《秦风·无衣》所表现的情感是立足于残酷的战争中仅有的一丝温情——战友情。“与子同袍”，在冰冷的战争里，战友之间的温情就是这首诗歌中最为真实的人性与情感表露。
与战争有关的诗句《小雅·出车》的战争背景存在诸多争议，但因周宣王时期的“猃狁之难”而作这种说法流传最广，如《后汉书·庞参传》所载马融上书：“昔周宣猃狁侵镐及方”“而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⑦以及“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亦以南仲为宣王时人，《出车》亦是宣王时期诗。赵逵夫等《先秦文学编年史》更将此诗具体系于周宣王十二年（前816 年）。”
⑧作为一首典型的战争诗，《小雅·出车》全篇聚焦于出征前和凯旋两个时间段，通过叙述人物的转换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讲述整个战争过程的发生，中间主体部分用大篇幅的辞藻对旌旗战车极尽描绘。然而作为主要作战力量的兵将们在战场上的模样状貌的提及却少之又少，在残酷的战场上，兵将们背负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家国仇恨的责任，更来自于害怕生命逝去的恐惧。《小雅·出车》却偏偏避开了描绘兵将对于战争本身的厌恶和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尽忠之人不能表现对君主决定的不满。但是人在面临自己无法左右又可怖的事情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自我的生存安危。诗歌对于人性深处真实的情感挖掘不足，没有表现真正的残酷战争之下“人”的真实心态，而往往正是所缺少的这种真实生发的人性情感才最能够引起人的共鸣。
《大雅·皇矣》是一部周族的开国史诗，表达的是西周立国拓疆是天命所归。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说明了周族战争的合理性。文王领导伐密灭崇，已经成为周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精神与道德领袖，“道德领袖”已经不再只会盲目听从所谓“上帝”的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道德经验来判断正义与否，并因此做出有益于人民的决定。由此可见，帝王作为下达命令的最高道德领袖总是会从更高的层面上来判断战争，因此“雅诗”中的战争诗往往以一种宏观的眼光来表达战争思想，难免忽略底层将士们的真实感受。
二、缺少战争策略的描写
战争策略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战争策略指的是战争开始之前的战略准备和战略布局，以及战争过程中的战争谋略和计策。《孙子兵法·虚实篇》曰：“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⑨“致胜之形”就是指战争策略。对于战争策略的描写也是战争题材作品最为重要的表现内容之一。吴如嵩在《孙子兵法新论》中引用欧阳修言：“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志不斗多。”⑩战争不能够只凭借着一时兴起就发动，也不能够毫无章法地进行，为了保证战争最大程度的获利，必须要在战争前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同时也要有足够的战争谋略和计策。
反观《诗经》，通常只注重对战争准备的描写。把重点放在扬军威、表气势上。《小雅·六月》作于周宣王时期，记载的是大将军尹吉甫率兵征伐猃狁的战争历史。从凯旋的将士视角出发，追忆战争的整个过程。在追忆过程中出现的是“四牡修广，其大有颙”以及“织文鸟章，白旆央央”“戎车既安，如轾如轩”⑪等，均是关于军容盛大的描绘。提及人物尹吉甫，也以一种昂扬慷慨的语气为他书写赞颂，且赞颂的角度依旧是精神状貌和佩饰坐骑等外在因素，缺少的是在真正残酷暴力的战争环境下，这位英勇领导的将士如何谋略、如何准备、如何带领
无畏的将士们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得《小雅·六月》看起来存在一些浮华虚名之感，变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颂诗。
《大雅·江汉》是记载周宣王与淮夷之间的军事冲突的诗歌，但是直接描写战争场面的诗句却不多。李辉在《〈诗经〉章次异考论》中转引朱凤瀚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诗〉初探》考证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认为现传世的《大雅·江汉》一二章的章题“江汉汤汤”与“江汉浮浮”顺序颠倒。但是，无论是海昏《诗》还是《毛诗》，其中“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⑫都是用江水的声势浩大来起兴，表现的是周王朝军队的威武雄壮。同样的还有《小雅·采芑》《小雅·六月》等，在描写战前准备时均是以兵马战车等作战工具为意象，体现军队在战略准备期间昂扬高亢的状态，表现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战斗气势。然而，能够用深刻的语言将纷繁复杂的战争策略艺术化地表现出来是衡量一部战争题材的艺术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诗经》的某些战争诗歌的缺憾就在于艺术化的语言之下缺少了一些更为引人深思的真实策略内容。
三、战争中独有的信息传递方式表现不清晰
在情况紧急、战况严峻的战场上，信息的传递显得尤为重要。《孙子兵法·势篇》写道：“斗
众如斗寡，形名是也。”⑬陈曦在对其进行译注时认为形与名指的就是旗帜、金鼓等军队所用的通信手段。郭化若在《孙子译注》中对其进行解释：“具备了指挥通信工具并规定好指挥信号，用以指挥军队。这样，指挥大军同指挥小部队都一样，都能步调一致，听从指挥了。”⑭在中国古代战场上，士兵与士兵、将领与士兵之间会用旗帜和鼓声来进行信息的交流，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也应该将通讯交流这一方面艺术化地表达出来。例如《左传·鞌之战》中解张对郤克说：“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⑮战旗与鼓声是将领指挥军队进退，与士兵沟通的重要工具。
关于鼓声的描绘在《邶风·击鼓》中表现最为直接：“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⑯毛亨《毛诗故训传》：“镗然，击鼓声也，使众人皆踊跃用兵也。”⑰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引《说文解字》作注时曰：“‘踊，跳也’‘兵，械也’军中暇时练习兵械，击鼓为节。‘踊跃’者，用兵时绝地奋迅之状。”⑱击鼓作为号令指挥兵将演练兵械。不论是在闲暇练兵时还是在真正的战场上，鼓声都是连接指挥者与士兵的信息纽带，诗人以“击鼓其镗”起兴，通过震耳的鼓声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到了厮杀惨烈的战场上。这里的击鼓描写让读者感受到鼓声所能起到的激励将士奋勇前进的作用，类似于近代战场上的冲锋号，以鼓声为信号指挥将士进退，能够达到信息传递和交流的目的。
《诗经》中的某些战争诗对于信息与交流的描写并不十分丰满，《小雅·出车》中提到战旗的描述是“设此旐矣，建此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⑲。严粲《诗辑》对于诗中战旗的解释是“彼旟与旐，何有不旆旆然飞扬者乎？言皆旆旆然飞扬，军容甚张也”⑳。战旗既是军队气势和力量的象征，也是信息交流的载体，通过不同的方式挥舞战旗能够达到传递不同信息的目的。但是《出车》中的战旗林立，随风飘扬这一方面的描写反映的是军队昂扬向上的整体面貌，表现战争形势的大好，并没有表现关于信息交流的内容。《大雅·江汉》“既出我车，既设我旟”㉑开头设置彩旗林立的战车这一意象来张扬气势，烘托气氛。《大雅·常武》中“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写军队行军和征战气势如虎鹰一般气势汹汹，只靠宏大张扬的气势就令敌军闻风丧胆。缺少合理的信息交流描写是《诗经》某些战争诗内容的又一缺憾。
实际上，西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礼乐制度的时代，崇尚礼制反对暴力。《国语·祭公谏征犬戎》有言：“先王耀德不观兵。”㉒谋公劝谏周穆王停止使用武力征伐，而采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征服犬戎。周人认为礼即道德，“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㉓。不仅限于周代，在整个封建统治时期“礼乐教化”一直都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表现内容。清代学者黄承吉“在具体分析文之在德时，把文之德与儒家经义之辞相联系，表现出更加
关注社会人生和礼乐教化的倾向”㉔。
某种程度上，《诗经》是礼的外化，战学成《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生活》中提到“礼与诗的结合，应是社会伦理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是文艺的功利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更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艺术化规定，使刚性的约束标准有了柔性的表达和传播方式”㉕。在“礼”的审美规范约束下，战争诗追求的是现实中的美和积极的东西，战争代表着血腥与残酷，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重礼的周族人在艺术化的记录战争的时候就会尽可能地回避血腥和暴力，着重表现宏大的气势和震撼人心的战争力量。也因此，《诗经》中的战争诗总是忽略军旗战鼓信息交流的实用作用而着重突出其表现气势展现军威的作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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