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
众所周知，史传与我国古代小说的关系非常密切。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不难看出，我国史传产生很早，并且影响久远。最早的史传作品，可以从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算起，其他主要的先秦史传作品还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汉代有《史记》《汉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三国志》等，宋代有《资治通鉴》等。以后也都有后一个朝代为前一个朝代修史的传统。早期史传的发达，不仅影响了我国相关文体的发展走向，更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下面，仅从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滋生、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史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方面谈谈本人的粗浅认识。
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小说的题材、文体、人物塑造等方面。
一、史传的题材与中国古代小说是关系
关于史传与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关系，我们从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这一角度入手。
史传中就有志怪的传统。学术界普遍认定古代神话、史传文学、诸子寓言是志怪小说诞生的
三个源头。在志怪小说形成之前，已经有大量神话故事和传说被载入史书中，这些内容就是志怪小说的源头。古代神话和传说在流传过程中被史传所记录，在神话传说和志怪小说之间，史传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新唐书·艺文志序》曰：“”。详细说来，小说应是杂史的分流，而杂史应为正史的分流，志怪小说与史传的关系的源头于此。自西周起，我国的中原文化就是史官文化，而这一时期巫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鬼神观念贯穿着政治、社会生活，史官记言记事必然不可忽略这些内容：卜筮、占梦、灾异、祥瑞之兆等都是史传文学中的组成部分；而这部分内容直接成为了志怪小说的直接材料之一。
而干宝、吴均、任昉、葛洪等志怪小说家多为担任文史之职的官吏，记言记事本就是他们职务的一部分，写作体的相似性决定了志怪小说在材料的来源、文体、叙事等方面都与史传有着诸多的共同点。
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志怪小说的萌芽，两汉杂史的兴盛，更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在志怪小说产生之前，就有了志怪笔法，在《国语》《左传》等先秦史传中就有关于占卜、梦境、鬼怪、灾异的大量记载。而《史记》和西汉刘向所编的《战国策》中同样也继承了这些内容，比之先秦史传的一笔带过，描写的更为详细。史传中的志怪内容复杂而包罗万象。
1.史传中的志怪
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史传中的志怪内容。
按照题材将史传中的志怪加以分类，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自然、天文现象之怪，二是生活之怪，三是神鬼之说，四是占卜梦境，五是死生之怪。
下面以《左传》和《史记》为例，看看史传中的志怪内容。
（1）《左传》中的志怪
《左传》的志怪中，关于神鬼之说的内容最多，有三十余处。（1）皆出自士大夫阶层，其神鬼之说多与预测政治的兴衰更替、祭祀、国君的德行有关。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与祭祀有关的神鬼观念，二是与魂魄有关的，对生命的形态与本质的探索。
《左传》中关于占卜和梦境的志怪内容可以看作是神鬼观念的延伸，并且通常与政治、军事的成败有直接关系。《左传》共记梦29次。而关于占卜的记载中，卜梦占了大半，且基本是卜国君之梦。
《左传》对自然现象的记载，大多与政治和灾祥有关。可分为解释灾祥和托喻时政两个方面。
如“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由石头说话之怪事联系到大兴土木导致民众生怨。
同样，在遇到不合常理的生活之怪时，人们也会试图去解释产生的原因。平阳侯
《左传》在生活之怪的题材选择上，多与刚出生时的婴儿有关。比如有以刚出生时的手纹来预示今后的人生。如“宋武子生仲子，仲子生而有纹在其手，曰为鲁夫人”。
而关于死亡的怪相则更令史学家们重视，《左传》载晋文公“将殡于曲沃。出降，柩有声如牛。”卜官郭偃以此来预测将有西方来的军队经过晋国的边境，若能伏击，必定取胜。《左传》将这一事件作为秦穆公不听蹇叔之言执意伐郑的背景，就使事件增加了神秘的彩，仿晋文公的英灵仍在指引晋国，其实暗含着《左传》对晋文公的褒奖之意。
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说明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尽管这些怪异的内容与史传尚实的原则相悖，然而《左传》作为先秦史传的集大成者，选取
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集录成篇，其志怪的内容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除了先秦社会仍然保有浓厚的巫文化思想之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对于一些无法用现有经验解释的现象，人们只能加之于个人的想象来尝试说明，这也反映了当时人对于自然、社会更为深刻的探索。
（2）《史记》中的志怪
史传文学的发展至《史记》的问世，可谓达到了一个顶峰。这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注重博采众家之长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史传中志怪的内容，并且有了更为完整的情节叙述。按照题材分类，《史记》中的志怪可分为自然天文、神鬼、怪事、怪物四类。
《史记》中更倾向于将自然灾害，如地震、旱涝，天文之象如彗星、日食等现象看作是政治中的大事件，需要为统治者所重视。因此，此类事件在帝王本纪中出现得尤其频繁。如《孝文本纪》中，孝文帝在位期间见日食三次，孝文帝皆有言此天示之以灾。
《史记》中出现的鬼神或是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或是人死后的鬼魂，都有人化的形象；所出
现的怪物也有着动物化的客观外形，其怪事也都与人物的生平大事有关。而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这些神鬼物怪有了龙、蛇甚至人的具体形象，它的出现也不预示国家时政的祸患，而是预示着大人物的出现。如“高祖醉卧，王媪见其上常有龙”；《秦始皇本纪》中能预言秦始皇之死的持璧人；《高祖本纪》中自称为白帝之母的老妪等等，并且在叙述中情节奇幻迷离，已经带有小说的雏形。
由此可见，《史记》中的所记录的神鬼物怪并不是为了张扬其神异的特点，他们的出现是为了特定的人物，尤其是帝王所服务的，这与司马迁的志怪目的是息息相关的。
《史记》中所载怪事、怪物并非单独要记录这件事，而是通常与其篇章的主人公有关，其中特别有一部分涉及大人物的诞生之奇异之事。如“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后稷生而被弃，马牛不践飞鸟覆翼”，以这类人诞生的神秘彩预示着其一生的不平凡。另一部分则在起到补充人物生平的作用，如：高祖斩蛇，老妪夜哭，言赤帝、白帝之事旨在说明刘邦能够在楚汉争霸中胜利，坐拥天下。司马迁《史记》中选取神鬼怪物的态度是谨慎的，对之前的史籍中过于离奇荒诞的志怪，是不予采用的。即便是出现神鬼怪物，在叙述中也是抱着慎之又慎的态度进行叙述的。
《史记》 中出现的志怪，常常是通过梦境或书中人物的言论来间接叙述的。如“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这体现了司马迁对于对于志怪的审慎的态度。
司马迁以志怪来寄情褒贬，使得《史记》中的志怪较先秦史籍来说少了巫文化的彩而更多了世俗的人情味。《史记》在志怪上的“转型”对六朝志怪小说的选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史传志怪与六朝志怪小说题材的关系
志怪小说选材的一部分来源于史传中的志怪。
六朝志怪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志怪以补阙史实的思想动因。《列异传》记载的是汉代以来的故事，其中一些篇目早已载录于其它文献。《搜神记》中的故事采录前人著述尤其是史传文学的就有数十篇，主要包括《左传》、《史记》《汉书》《吕氏春秋》等。
按照题材对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进行分类是学术界比较普遍的做法，从分类中也可大致看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基本面貌。较常见的是分成三类，例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
其按照作者身份划分为文士之传神怪、释家之明因果、方士之行劝诱。刘叶秋则是第一个从志怪小说的内容差异对其进行划分的，并据此将六朝志怪小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以叙述神仙鬼怪为主的故事，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二是以叙述山川、地理、奇风异俗、异物等，以张华的《博物志》为代表。三是专门叙述神仙的传记，加之宣扬神仙思想和方术，以葛洪的《神仙传》为代表。
我们综合考查六朝志怪小说的实际情况，将内容类型与作者身份相结合，将其与史传中的志怪进行比较后发现，直接继承于史传的题材内容有很多。曹丕的《列异记》中的“蒋济亡儿”的故事，《搜神记》中的《扶南王判罪》。此类志怪小说不宣扬方术、道教思想，也没有很强的故事性，而是以简略的事件来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针砭时政，寄托某种思想。它延续了自《左传》《国语》《史记》以来，通过志怪来寄情褒贬，表达某种思想的创作精神。在这类志怪小说中，究竟怪异如何、奇特如何、神幻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其以故事的方式来隐晦地表达思想、爱憎、褒贬的内涵。这可以说是与史传中的志怪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前文对《左传》和《史记》中志怪内容的分类，再与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相比较，可以了解到，志怪小说在选材上与史传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志怪小说虽然被划分为“小说”一类，
但在创作初始，志怪小说家基本都是抱着补缺史传遗漏的目的的，因而史籍之间材料的传承和相互影响必然对志怪小说产生重要作用，甚至于志怪小说中的故事有一部分就来源于史籍中只言片语的志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