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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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州，即现在我们的诸城。北宋时的大文豪苏东坡曾在这里任知府两年。现在是诸城市政府大院，这也是我们所见到的四五百年始终不变的衙门。说起密州，一位老人告诉我：“北宋时的密州比今天的诸城要大得多，它还包括安丘、高密、五莲、胶南一些城镇和地方。”现在的诸城市是县级市，而当年的密州是地区级即州府。苏东坡是宋神宗熙宁七年来密州的，也就是公元1074年。本来他是在杭州任知府的，由于他弟弟苏辙在济南任职，苏轼想靠他弟弟近一点，有个说话的伴和相见的机会。便请求朝廷批准，调到密州来做知府。
苏轼刚来密州时，正值当地大旱之年，又有蝗虫灾害。苏轼看到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饿孚弃儿满地。苏轼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为自己无能为力解救老百姓的疾苦而愧疚，他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中写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为救民于水火，他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税赋。同时祈雨抗旱，驱除蝗虫，赈灾捕盗。采取这些措施后，密州百姓非常欢迎，社会也稍稍。对于弃婴，他发动官员去捡，然后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人之多。直到现在，诸城人一提起苏东坡，还说那
是个大善人哪！他到雩泉祈雨，老天果然下了雨，当地老百姓认为简直神了，半年不落雨，苏轼去求雨，老天就下雨。为表达对上苍的谢意，苏轼在此建了一个小亭子，起名叫“雩泉亭”。在这里，苏轼还写了《密州常山雩泉记》和六首诗。记曰：“常山在东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临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楼观，仿佛可数。.东武滨海多风，而沟渎不留，故率常苦旱。祷于兹山，未尝不应。民以其可信而恃，盖有常德者，故谓之常山。”苏轼 水调歌头
在诸城市人民路路口就是苏轼当年建造的“超然台”！在北宋时，是我们这里的标志性建筑，可惜后来被战火焚毁。我们市政府已经列入城建规划，要重建“超然台”。苏轼写有《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站在超然台废墟上，遥想当年苏轼苦中求乐的样子，他想超然世外或物外，寻求内心的那份宁静。他弟弟苏辙在济南，听说哥哥在密州修建了一个台子，就从老子《道德经》中“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句取了此名，是要哥哥想得开，超然于物外，不要计较官场那些得失。
苏轼在密州最突出的成就还是文学创作。他在这里共计写了230多篇诗、词、文。他的那首代表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就是在这里写就的，苏轼把有唐以来词的艺术美发展到了极致，也可以说是李白之后浪漫主义作品的高峰。诗人的想象力得到痛快淋漓的发挥，从天上
的明月、宫阙，到人间的朱阁、綺户、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作了表达。这是与他弟弟苏辙唱合的一首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就是说这首词，是写中秋节怀念故友亲朋最好的一首，再也没人能超过他的。
    苏轼在密州，走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这里的马耳山、九仙山、常山等，还有楚汉相争时，韩信与龙且大战潍水的潍河。他所到达的地方，都留有他的诗词。一些较平常的山水，一经他题咏，便有了文化含义。他在超然台上写的那首《望江南》把密州写得很美：“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还有一首词，他写了三个密州景物：“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直到现在，当地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谈起苏轼这首词，无不为诸城的美景而骄傲。诸城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地方，它名列百强县，它的现代化程度不亚于沿海地区任何一个城市，它的各项经济指标都比西部一个地级市高，就是说它一个县级市创造的财富比西部一个地级市还要多。诸城市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许多在全国叫好的先进经验，如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中小企业改制等。诸城人民再也不是当年苏轼在这里时那种饿孚遍地的贫穷模样了，富裕起来的诸城市人民还创造了新郎希努尔、得利斯、昊宝、桑莎等名牌产品。他们近
些年接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有二十多位。这座龙城正在腾飞。如果苏轼地下有知，也当十分欣慰的，因为他离任时还给下任交待拯民于水火的想法，他是带着很多没实现的理想而离开密州的。
    苏轼在密州，还经常深入村落，广泛交友。“城里田员外，城西贺秀才。”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的《蝶恋花、密州上元》写道：“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他弟弟苏辙也来看他，写下了“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这个名句。苏轼在密州对教育事业的推动也是有口皆碑的。如今诸城的教育事业也是很发达的，每年输送到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也有上千人，职业技术教育更是在全国挂号的，仅高级技术学校就有七所，这为本市的工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人才。苏东坡对诸城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书法方面，刘墉的书法就是从临摹苏东坡开始的。诸城出的文人也是最多的，诸城文化因为有苏轼而倍增光彩。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坛的一位奇人，他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在‘三苏’内成就最高。他的诗、文、书、画皆称妙品，尤其是开创了豪放词派，对于改变词风、扩大词的内容、推动词的发展，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早已尽人皆知。但是，如果撇开文学和艺术，单从‘人’的角度来观察苏轼，我们就会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位文学巨匠，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他的作品。做
官和做诗是两回事。南唐后主李煜是个好词人，但不是好皇帝，而苏轼则不然，他做官和做诗一样认真，一样有成绩，一样有性格，这就是很难得的了。苏轼是个极爽直的人，心里藏不住事，说话也不谨慎，诗人不论亲疏都能推心置腹，因此，他常常‘祸从口出’，一生屡遭小人谗害，多次被贬谪流放。元丰二年(1079年)，他因“乌台诗案”被捕 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遭遇这次打击之后，他虽然也曾发出‘人间如梦’的慨叹，但是，他又从江水的奔流不息和月亮的圆缺中领悟到了一个哲理：人与世间万物一样都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从变的角度看，人与万物都在时刻不停地变化；从不变的角度看，人与万物都是无穷尽的。既然如此，何必为暂时的失意而悲哀呢! 此后，苏轼又被贬到儋州(今海南岛)。起初他很伤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海岛，但后来又想，九州、中国都在海里，有生命的东西哪个不在岛上?这就如同往地上倒一盆水，小草飘起来，蚂蚁在小草上不知该怎么办；不一会水干了，蚂蚁就爬出去，见到其他的蚂蚁便哭着说：“差一点见不着你们了。”它哪里知道周围还有很多路呢!想到这里，苏轼又坦然地笑了。面对种种逆境、挫折、屈辱，他始终豁然、开朗，而且不乏幽默，这更是难能可贵。作为普通的人的苏轼所具有的人品和官品都不俗，因而他的作品也不俗。“诗品出于人品”，刘熙载的话从他身上得到了验证。
苏东坡，一代文豪，一位好官，他会让我们诸城人永记心间，他也是我们诸城人的骄傲和象
征，以史为基，开创未来，我们的诸城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