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彦峰
摘 要: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小说中艺术魅力最高的一部小说。它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同时包容着丰富的文化含量。多层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啼笑因缘》的艺术格调,扩大了它的影响力,更保证了其长久不衰的生命活 力。
关键词: 张恨水; 啼笑因缘; 文化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引起社会轰动最大的一部集言情，武侠，社会暴露于一体的章回小说。同时也是中国20世纪通俗文学的长青之作，其从问世到现今被改编成话剧、电影、评谈、戏曲等多种艺术样式。可称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在其问世的这70多年来，不断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小说描写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人樊家树情感和恋爱的故事。杭州富家子弟樊家树来北京读书,围绕樊家树,有三个女孩子分别喜欢上了这位年青才俊。她们分别是唱大鼓书的平民女子沈凤喜,部长千金何丽娜和一位走江湖卖艺的侠女关秀姑。在这一男三女之
间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演绎了一段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中间还穿插了关寿峰父女扶弱锄强的武侠传奇。可以说，《啼笑因缘》的畅销和成功，一方面建立在其深刻的思想和精巧的艺术结构基础上，同时也离不开它包蕴的多层文化内涵。在思想方面，《啼笑因缘》反封建、反霸道、反强权的思想表现出特定时代的社会要求，更难能可贵的是主人公樊家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平民化思想，这在当今社会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艺术上，通俗化的创作手法、对传统章回小说的改良、情节的巧妙设计以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描写，极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艺术品格。《啼笑因缘》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本论文从四个方面予以具体分析。
一、老北京的风土文化
作者早年曾四处漂泊，后来又从事新闻工作，这使他对许多地方的风土习俗极为熟悉。所以，他的不少作品都含有丰富的地方文化彩。在《啼笑因缘》中，作者一一再现了老北京的天桥、先农坛、什刹海、北海和西山的风俗景观，令人读其文，有卧游其地，身临其境的趣味。同时，作者通过对老北京风土民情和小市民生活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内容丰富的世俗文化。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一文中说：“《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的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
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1]小说第一回，樊家树一到天桥，就能听见梆子、胡琴、锣鼓声一片喧闹。木板支的街楼，楼前面挂了许多纸牌，都写着各种演出的剧目。有摆着叮满苍蝇的酱牛肉和熟驴肉,以及如同剥了鳞的死蛇一般散发着腥臭味的煮羊肠子的小吃摊。还有耍杂技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还有说相声的，也有练武的。有论包不论量只有香片、龙井两种的茶摊,这些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天桥情景的详细描写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老北京，看到作家笔下自家门口的人和事，觉得亲切有味。南方人没有到过北京的，看到北京还有这样同南方的风情决然不同的好地方，所以他们也很感兴趣，很多南方人到了北京必访天桥。我们再看小说第十五对什刹海的描写：原来所谓海者，却是一个空名。只见眼前一片青青，全是些水田，水田中间，斜斜的土堤，由南到北，直穿了过去。这土堤有好几丈宽，长着七八丈高的大柳树；这柳树一棵连一棵，这土堤倒成了一条柳岸了。水田约莫有四五里路一个围子。在柳岸上，露出人家屋顶和城楼宫殿来。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点缀，却也清爽宜人。所有来游的游人，却走上那道土堤。柳树下临时支着芦席棚子，有小酒馆，有小茶馆，还有玩杂耍的。这段具体景物描写，读来如在眼前，历历在目，印象深刻。再看小说中的市民阶层民俗生活文化。在《啼笑因缘》里，西风东渐之风，已经在豪门贵族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豪门贵族之家经常举行舞会，舞会上有传统的旗袍，也有很现代的服装。
樊家树的表嫂陶太太常去参加舞会，穿的也是西式的盛装，长筒的白丝袜，紧裹着大腿，脚上还穿着一双很别致新潮的舞鞋，这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与这些豪门贵族奢华而时髦的生活相比，低层社会又是另外一番场景。鼓书艺人沈凤喜，她上台演出穿的不过也是普通的衣着。她的家里拥挤不堪，外面一间房破破烂烂的东西占了一大半，里边那个套房也是一铺大炕占据了三分之二，炕上又摆着破旧的柳条编织的箱子，装着她们的一些衣物。张恨水是一位崛起于北方的章回小说作家，长期的北京生活与工作，使其深受古都文化的浸染，并进而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在《啼笑因缘》中，对老北京的人文景观及风土习俗等方面精彩画面的描写，逼真且详尽，这在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是继老舍之后的又一伟大贡献。其鲜明的北京地域文化彩，不仅带给读者新鲜的感觉，而且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北京民国时期风俗文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源。
二、佛家禅语人物的文化内涵
主人公樊家树出生在一个较少受封建礼教家规约束的官宦家庭，早年丧父，由杭州到北京游学，在天津经商叔父的接济下，寄居在任职于外交部门、思想较为开通的表兄家中。他受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潮的影响,具有一种朦胧的平等思想,主张恋爱自由,喜欢结交下层普通
民众。其与出身低下、身份卑微的天桥鼓姬沈凤喜的爱情以及同天桥卖艺习武之人关寿峰的生死结交，使他成为符合作者理想化的“平民化的少爷”。因此，可以认为，樊家树是那个社会进步文化的代表。沈凤喜是一个天真、聪明而又漂亮的平民姑娘，小鸟依人。在她身上存有东方少女的自然神韵，“她含情脉脉，不带点些儿轻狂，风尘中有这样的人物，却是不可多得。”樊家树出钱为沈家租赁独院的住房，供沈凤喜在女子职业学校上学，而且还把订婚戒指套在她的手上，实质上反映了他对东方情调喜爱、保存和改良的新旧文化心态。何丽娜则是一个光彩照人时髦女郎。身为财政部长的千金，从小生活在上层社会中，受到外来的畸形文化侵蚀，十分奢华挥霍。她每天出入繁华场，每年买千儿八百块钱的花儿装饰闺房，宝贵气逼人。她“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我国著名学者杨义说，青年学子樊家树在贫寒鼓姬沈凤喜以及财长千金何丽娜之间的爱情选择，不仅体现出一种不以门第择人的平民主义化倾向，同时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即温柔淑好的东方文化情调和浪漫纵情的西方文化情调之间的选择[2](P115)。而事实上，沈凤喜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情调在军阀柄权的时代，注定面临毁灭性的结局。在以刘将军代表的残暴军政势力和沈三玄代表的邪恶家庭势力的合力威胁之下，面对“洋楼，汽车，珠宝，如花似锦的陈设，成结队的用人”的物质诱惑，沈凤喜终于在脆弱的虚荣心面前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其结果则扭曲了她忠于樊家树爱情的天良。“
啼笑因缘”之所以啼笑皆非，不仅在于军阀的蛮横暴虐毁灭了温柔淑好的东方情调，同时更在于金钱买走了人心。而代表西方文化情调的何丽娜，在樊家树冷淡态度的刺激下，愤然举办疯狂的舞会，痛苦地发泄后，消然遁迹于西山别墅，吃斋念佛。最终她通过佛学的驯化，走向了东方文化情调。当樊家树与何丽娜在西山别墅重叙时，二人已是心灵相通了。可以看出，何丽娜最终走进樊家树爱情选择的可能性范围，乃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文化蜕变而达到的,她必须回归到东方文化,才能被代表东方文化的樊家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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