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诏宏：中国“大包干”的“第一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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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9期
作为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把“星星之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早已载入史册。时任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的吉诏宏不仅是小岗村“大包干”的“第一推手”，而且正是他的支持，“大包干”的“星星之火”才越烧越旺，最终形成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请看《名人传记》刊余音、顾培成的文章。
（一）
1978年2月，吉诏宏被任命为中共凤阳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后来改称县长）。走马上任后，他时常听到干部们议论：凤阳人农闲逃荒要饭，是一个传统；他也多次接到许多周边县市的电报和电话，要求凤阳派人赶紧把“要饭花子”接回来，以免给社会主义抹黑，影响当地的治安……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为什么淮河岸边的凤阳，偏偏成了乞丐窝？
经过走村进户深入调研，吉诏宏到了答案。在一次会议上，他慷慨陈词：请问，谁家有吃有喝，愿意丢人现眼去乞讨？你们这些当干部的，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皇粮”，按月开工资，饱汉不知饿汉饥……
要饭不能怪老百姓，应怪我们这些公仆。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来自人民？我们却没本事让他们把生产搞好，把肚皮填饱，应该自责！一番话，入情入理，许多干部低下头，脸上火辣辣的。
这年4月，春暖花开，正是农忙季节。吉诏宏来到梨园公社小岗大队，只见农田里人影稀少，干活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出工不出力，壮劳力大多外出要饭去了；村庄里死气沉沉，榆树、柳树皮全被剥掉充饥，露出白花花的木质。许多家有锅无灶，有被无床，有井无桶。好多户缺门少窗，春风吹过黑洞洞的空门土窗，一张张“大口”发出的声音，就像饿汉的呻吟，让人毛骨悚然。
陪同考察的公社书记介绍道：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大队又是梨园公社最穷的生产队。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小岗村饿死六十七人，六家绝户。现有十八户，其中十七户讨过饭。已经连续二十三年没上交过一粒公粮。一到秋后，“算盘响，换队长”，全队十七个男劳力，十五个人当过队长、副队长。邻里关系十分紧张，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只有严金昌一家是个例外。因为他的自留地种了生姜、辣椒，自家的二十来棵柿树硕果累累，加上又养了十头猪，一年收入好几百，全家九口人吃喝不愁。他家已被定为暴发户，生产队、大队、公社批斗了他好几场……
吉诏宏把手一挥，马上制止道：我看不能批斗严金昌。恰恰相反，应该发动其他十七户向他学习，自己动手，早日解决温饱问题。
公社干部继续汇报说：小岗队破坏“一大二公”，前不久偷偷将土地分包到组，而且，这些生产组不是
父子组，就是兄弟组，实际上是明组暗户，分田单干，简直无法无天。
吉诏宏沉思了一会儿，明确指示：中央三令五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小岗村可能是穷怕饿急了。全县三千六百一十六个生产队，不妨让他们试一试，干干看。一个小岗队无碍大局。
后来，吉诏宏又多次到小岗队打气鼓劲，面授机宜，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
由于明组暗户得到县里领导的默许，小岗村人胆子更大了。11月24日，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十八个户主在契约上按了红手印，将土地、农具、牲口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并承诺交足公粮和各种提留，队干部坐牢大家供养他们的子女成人……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旗开得胜，当年就收获粮食十三点三万斤，是过去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三点五万斤，是过去二十年的总和；完成征购任务两万多斤，超额七倍多；人均年收入四百多元，是上一年的十八倍。农民们高兴地说：包产到户一年翻身，包产到组三年翻身，“大呼隆”永世不得翻身。
（二）
1970年代末，正是新旧时代的拐点。刚刚走出“”的人们动不动就会为一点事情上纲上线，争论起来火药味十足。
小岗村冒尖后，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赞叹：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有人批评：大包干，方向偏。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拖拉机不用了，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从乡村到城镇，从基层到机关，“大包干”的赞成派与反对派，争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凤阳城乡吵翻了天。素来稳健的县委领导再也坐不住了，1979年2月17日下午，凤阳县委召开常委会，拿出时间专门讨论“大包干”的是与非，统一思想。吉诏宏是赞成派的代表，“鼓与呼”最为积极。县委常委、老同事秦言永见状，扯了扯他的衣襟子，好心提醒：老吉啊，你可要注意呀，你我过去都碰过钉子！“拔白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原来，1958年6月上旬，谭震林副总理到炳辉县（今天长市）视察，他曾是新四军和淮海战役总前委主要领导之一，脾气较大，人称“谭老板”。当时，他分管农业，又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意气风发。身为县委第二书记，组织上安排吉诏宏负责接待、汇报。滁县地委（今滁州市）的一位副书记给吉诏宏挂电话，明确要求他汇报时把炳辉县说成亩产千斤县，也向中央放一颗“卫星”。
一村一大 吉诏宏是江苏省滨海县人，出生农家，天性质朴，爱憎分明。1942年，十七岁的他就投身革命，走上抗日救国道路。1949年1月起，先后担任肥东县委党训班队长、肥东县副县长、来安县县长等职，对上对下，从来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当“谭老板”问他：你们县小麦、水稻亩产多少斤？他如实
答道：小麦亩产一百一十斤，水稻亩产能收三百斤，争取四百斤。“谭老板”听完脸一冷，很不满意：你们比别的县少了十倍啊。吉诏宏解释说：我种过地。一亩地就六十平方丈，哪能收那么多啊。刚送走“谭老板”，那位地委副书记就大发雷霆，拍桌子训他：“我先后给你打了六次电话，交代如何向谭老汇报，难道你是木头人呀！”吉诏宏不卑不亢地回答：草木亦有节。我不能说假话欺骗组织、坑害百姓。从此，吉诏宏的绰号“木头人”便在皖东地区迅速传开。
没过几天，“谭老板”到了合肥，在安徽省委扩大会上，他批评道：“我这次到河南、安徽、江苏，跑了几十个县，都是干劲冲天，只有两个县，不……不是两个县，只是两个人，一个是六合县委书记苏某某，一个是炳辉县委书记，我也未问他的尊姓大名，看来像观潮派，是白旗就拔掉。”
1958年6月15日，吉诏宏被打成“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武装押送到冶山农场劳动改造，无意之中，吉诏宏竟成为全国数百万被“拔白旗”的第一人。由于他生性倔强，对错误决定不服气，爱与人论理，多次遭受批斗和毒打。县委第一书记戴恺为吉诏宏辩护，县委书记处书记秦言永为吉诏宏鸣冤，他们三人被打成“戴、吉、秦反党集团”，戴、秦都受到了迫害。副县长王耀东、县委办公室主任高忠仁在批斗会上不发言，被逼自杀……
吉诏宏被错划右派后，屡遭批斗、羞辱甚至殴打……但他宁折不弯，坚持上诉。1961年6月14日，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宣布决定，为他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级别。
三年磨难，让四十来岁的吉诏宏身心遭受严重创伤，腰也弓了，发也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但他“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不但没服软，而且棱角更加分明。因此，在1979年2月17日下午凤阳县委常委会上，他对秦言永的提醒并未理睬，而是勇于担当，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继续为“大包干”唱赞歌。
关于“大包干”的是与非，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凤阳县委常委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最后，按照组织原则，大家就是否继续推行“大包干”问题举手表决。结果是，十二名常委，九人赞成，两人反对，一人弃权。
会议结束，为慎重起见，吉诏宏给地委书记王郁昭挂了电话。王书记说：省委书记万里就在滁县，明天去凤阳，你当面向他汇报。2月18日，在县委招待所会议室，吉诏宏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一年翻身见效，震惊了全县人民和广大基层干部，大家一致要求搞“大包干”试验。万里一边听，一边记。最后，吉诏宏请求道：“我们县委要求能批准我们试验两三年，总比讨饭好。”万里站起身来，语气果敢地说：“好，我今天就批准你们试试看！”
（三）
从此，“大包干”步入快车道，在凤阳迅速推开。1979年3月，全县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已有两千四百七十三个。同年12月，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庭美奉命下到小岗队，总结“大包干”。经过全面调研，他完
成了《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小岗村“大包干”这件事不久也被在农村工作几十年、饱尝过酸甜苦辣的前县委主要负责人知道了。他深知党的“规矩”，更同情众的苦衷……他告诉公社的同志说：“算了吧！就让他们那样干吧！”小岗队“包干到户”的办法就这样幸存下来了。
“大包干”初见成效后好评如潮，多数宣传是实事求是的，少数领导却唱起了“高调”：“大包干”之后，逃荒要饭现象在凤阳已经绝迹。吉诏宏认为，过犹不及。肆意批评“大包干”不对，过头宣传也不妥。于是，他就在不同场合，对“胡吹风”提出批评。不久，“吉诏宏反对‘大包干’”的议论不胫而走，四处扩散。接着，他被安排去省委党校学习，借以反省。可是，学习一结束，爱认死理的吉诏宏回到凤阳，继续与“胡吹风”唱“对台戏”。地委的一位领导当面批评他：“你从党校学习回来的言行影响不好！”吉诏宏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心甘情愿做这样实事求是的人！”
1980年4月30日，滁县地委作出决定，免去吉诏宏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职务，调回地区科委担任副主任。对于这个“闲差”，吉诏宏并不看重，也无可奈何。离开凤阳前夕，他感慨万千，留下了几首明志诗：“钟离小吏应风流，忙忙碌碌度春秋。饥民待哺忧心事，试搞‘包产’撞破头。”“失宠不改忠贞志，遭陷未移公仆心。荣辱生死全不顾，羞煞争权夺利人。”
从此，吉诏宏在“大包干”中的“第一推手”作用，再也无人提及，连《凤阳县志》等重要文献上都是空白。而他反对“大包干”之事，却通过影视、文学等作品，广泛传播。早年，吉诏宏还愿意与人较较真儿，
说道说道。后来，他发现自己势单力薄，吃亏的总是自己。于是，他高高挂起“免战牌”。1983年，还没有到退休年龄、五十七岁的他就主动提交离休申请书，并被组织上批准。从此，吉诏宏躲在小屋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不再参与世事纷争。他的外表是坦然的，而他内心的痛楚又有谁知道？
吉诏宏去世后，儿女们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物：一箱子大大小小、封面发黄的工作笔记，一个使用半个世纪、“伤痕累累”的公文包，一堆项南、赖少其、穆青等友人的题诗赠画，一本晚年撰写出版的《“木头人”自述》，一摞倾吐强国之志、爱民之心、为人之本的手稿……其中有一幅吉诏宏亲笔书写的《公仆铭》，格外让人动容。《公仆铭》写道：
位不在高，廉政则灵；才不在钱，服务于民。斯是公仆，万民皆钦。脚步跑基层，世情入脑深；谈笑有众，办事无私情。可以明实况、察真情，无谎报之乱耳，无偏颇之爱心。兰考焦裕禄，安徽杨效椿。智叟云：公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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