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对杜甫文学创作的影响
   
    爆发于唐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给唐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场持续了八年方得以平息的战乱，深刻地影响了杜甫的生活和创作。以安史之乱现实背景为题材，杜甫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战争和因战争而带来的残酷社会现实的作品，构成了杜甫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杜甫以其亲身经历的战乱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和人民的苦难，从而完成了自己诗歌艺术上的转变、发展、成熟并臻于绝顶的历程。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起兵，11月上旬某天，午夜时分。上月刚任微末官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杜甫，怀着某种不祥之兆，从长安出发，前往奉先县（今****）探望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的家人。杜甫老家在河南巩县，而河南正是安禄山起兵后攻打的对象之一，因此在老家的妻儿只能暂时寄居在**奉先。而杜甫由于谋职不顺利，一直没有把**奉先的妻儿都接到长安来。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黎明时分，杜甫途经骊山（今**临潼）脚下，隔墙就是华清宫。但见
里面灯火通明，又隐约听见欢声笑语、琴瑟和鸣甚至还能听见羽林军兵器相碰的声音那首霓裳羽衣曲尚未奏完，唐玄宗和杨贵妃正跟一班官僚通宵宴乐。一阵温泉的热气从墙内弥漫出来，杜甫被愤慨击中。到了奉先家里，不料进门就听见家人号啕大哭，原来他的小儿子被饿死了，真是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杜甫多少也是个小官员，他既不能养活儿子，那么平头百姓的生活又有多么艰难？他再次被忧伤命中，马上写下了百行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穷年忧黎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这首诗是由救世济民的信念和沉痛的政治危机感凝成的一声离骚式的浩叹。在杜甫介入的诗篇中，《兵车行》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这首诗则充分体现了介入的思想深度，而艺术风格上也特别吻合杜甫自称的沉郁顿挫。安禄山起兵后，杜甫担心妻儿，因此从长安赶回奉先去，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通过他返乡路上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一幅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悲惨画卷。
    这首诗体现了杜甫的又一大特点，就是他不避讳描写丑拙的事情，他可以借助直白、深刻地描写丑拙将悲悯人民、忧患国家的力量充分感发出来，形成一种写实的诗歌之美。而传统中，诗人多是因为看见或感受了青山绿水、风花雪月之后才会诗兴大发。这是杜甫的一大特。
    就在安禄山起兵的天宝十四载，晚年的唐玄宗还是携杨贵妃到骊山华清宫的温泉去避寒。而天宝十三载由于持续阴雨，天下粮食颗粒无收，用一斗米就可以换一个女人做老婆。即便这样，杜甫还是认为玄宗是尧舜君，他只是说我看到过玄宗的开元之治的辉煌，但为什么现在却败坏成这个样子？这首诗真实体现了他看到国家败亡时官宦们还时激烈的思想感怀。
    此外，杜甫以安史之乱为题材所作的三吏、三别，也成为汉、魏、六朝以来乐府诗的重大发展，其不仅在思想上超越了前人，在艺术上也是一个开创。杨伦注引王嗣奭说：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一一刻画宛至，同工异曲，随物赋形，真造化手也。黄鹤注曰：自新安吏以下，述当时征戍之苦，天下丁壮老弱，几无一人得免。其源出于边风变雅，而植体于苏、李、曹、刘之间，故当与盛唐诸公共推之（《杜诗便览》卷三）。在《北征》诗中，诗人把战乱岁月中家庭的窘境，妻子儿女的衣着、形态、动作和心理都描写得十分具体细致，生动逼真。在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这些诗句中，可见一斑。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杜甫安史之乱题材诗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就可以概括为：第一、叙
事抒情、写景状物真实而细腻。如《月夜》、《**二首》、《北征》等。第二、反映现实客观而概括。如其在《石壕吏》中，以一家人之遭遇而概说千万家人的状况，并且，他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情感完全融入在客观的记述和描写当中。第三、丰富多彩的语言。如在《洗兵马》一诗中，杜甫只用了十四个字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就把战乱中全国的动荡形势道出，可谓概括而精准。又如《石壕吏》前四句暮投石壕村，有吏也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就交代了出场的人物及行动，且时间、地点具备。而一个投字，表现出在兵荒马乱之际，一个单身行客急于住宿的仓促情景。仅仅是杜甫诗歌全部作品量六分之一的安史之乱题材诗，实际上就已经可以涵盖整个杜甫艺术成就的各个方面，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动乱的大背景和诗人艺术创作的自觉和艺术才能的展现。这是奠定后人评定杜甫作为诗圣的关键和基础所在。
杜甫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