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写作”的失语及其突围的可能
摘要：本文梳理和考察女性“身体写作”渐趋“形而下”的精神向度和单调的审美想象，分析“80后”、“90后”女作家们在“自我殖民”中创作失语的原因和精神病灶的根源，进而寻她们克服言说危机的路径和坚持一种“纯粹文学”理念的意义和可能性。
关键词：身体写作 话语权 自我殖民 本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当20多岁的卫慧、棉棉裹挟着鱼龙混杂的欲望冲出读者的视线，又在文坛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谁都不会想到，接过她们衣钵、在文坛“秀场”排成表演方队的是更为年轻的“80后”和“90后”的花季少女们，她们放纵的“身体写作”与前辈相比更加肆无忌惮，全方位的“裸露”迅速占领了图书市场和受众的眼球，成为文学界和出版业的新宠。她们作品中所飘荡的青春气息、女性情怀和纤细感觉，那种内省的、梦幻的、隐秘的氛围与青春期少女的叛逆一拍即合，自闭和放纵巧妙结合成独异的“少女趣味”，不但俘虏了近年来疏离文字的少男少女，也刺激了众多成年人的“看客”心理。
她们一出场就直奔“身体”——这个曾经被赋予“女性自我解放的堡垒和最有力的武器”——但在“少女作家”的笔下，只是尽情挥洒青春和本能的招牌，绝对不需要编织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当下逐步健全的社会已经不再、也不可能依恃体制的力量来压制身体和正常的性；同样，身体和性的放纵也正在泛滥中丧失了以往反抗的功能和力度。当性不再是被利用和操控的工具，而真正回归自然本位，甚至蜕变为纯粹身体官能的刺激和享受后，新一代女性写作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的困境。从“王安忆们”对人类丧失整体性存在境遇的精神抗辩，“林白、陈染们”执拗偏狭的身体化“私人抵抗”，到“卫慧、棉棉们”热衷于实践“自我欲望化的展览”，以身体为表征的女性文学明显地经历了一个渐趋形而下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文学就普遍存在使用“他人的话语讲述所谓自己的故事”的弊症，而温室里成长的“80后”、“90后”作家们自己的生活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波澜和故事，她们只是行走在别人走过的老路上，腔调一致地复述道听途说的故事。她们未成年的情欲饥渴和低俗想象，就是纯粹迷失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中的随波逐流。12岁女生蒋方舟的《正在发育》，涉及对身体的情描写和早恋、同性恋等敏感话题，让人们“大惊失”；十四岁女生霍艳的《地下铁》，对感情、爱情的大彻大悟，“早熟”得惊人；16岁女中学生“普绪客”（笔名）耗时一年之久，完成了《gameover》、《所谓虚幻》、《最终幻想》、《茕》
、《灰飞烟灭》等10多部中篇情感小说，以“三角恋”、“”、“同性恋”、“待”、“”，甚至是赤裸裸的性生活白描，令公众目瞪口呆。挥洒青春
在习惯以“代”分类的中国文坛，纵观这几代女作家，正应了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那句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尽管，她们更新换代正以加速度进行，但是，书写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诉求却丝毫没有质的突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代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正以“自由落体”的姿态，毫无节制地从精神和想象的云端跌落到地平线，甚至由于失重的惯性作用力而堕入“地下”，成为专注“下半身”的追求畅销和利润的“地下出版物”，正如王晓明先生撰文指出：“每一天我们都在为社会文化的倾斜付代价。”现实生活中，“少女作家们”每天接触各式明星的绯闻和糜烂生活，沾染明星的珠光宝气和闲情逸致，仰慕她们的成功和特权，在明星们“半张脸的神话”中晕眩，并不会诘问这些生活方式和特权存在的合理性。恰恰相反，她们追问和关心的只是如何才能像明星般享受特权和过着神仙一样逍遥生活。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眼下文坛刚刚扔掉奶瓶，就将方格稿纸铺进摇篮的那些“少女作家们”。
作为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人物，“80后”“中国的新激进分子”和“叛逆的代表”，春树坦言：“在听音乐和看电影时会哭，喜欢虚荣，还有一切虚幻的感觉，天天都涂香水，轻陷在
柔软如天鹅绒的床单上，颤抖。喜欢名牌，喜欢被人爱，喜欢门口贴着五星或者更多星的宾馆。”她的自传《北京娃娃》，尽管表露出自己所向往的一切——爱情、身份、关爱、金钱——都无法得到的痛苦，通过挖掘日常生活中幻觉般的感受来执著地探索少女的心理和生理，将少女文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书中那个虚荣爱美，自卑地穿着自己并不喜欢的衣服，灰不溜秋地穿行在这个巨大的城市，没有钱去买一支口红，买一套时髦衣服的女孩春树，一旦获得了机会，那点来自本能的悲愤和叛逆顷刻间灰飞烟灭了，那点作为表演噱头的“叛逆”立刻变成猫一样的“媚态”。“最初，我认为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机会了，但后来我意识到另类需要成长并融入社会。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消除我们粗糙的棱角，变成另一种场合的人。”这样看来，少女作家们的叛逆最终演变为一种对主流的回归，她们并不想对意识形态的生活展开批判，而只是思考如何也拥有这种心向往之的特权和生活。所以，当下流行的生活和爱情方式以及自我放纵的特权在她们的小说中被无原则地认同和复制时，少女作家的写作已经步入了危险的困境之中。这并非她们涉世未深所致，而是整个社会精神“病灶”使她们丧失了自我体验和思考的能力，她们被“成功”导入了对消费社会“成功人士”的盲目崇拜和对“新意识形态话语”的屈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