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荀子的君子之学，既指君子的道德修养，也指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一套学问。荀子认为，君子是扭转人性自然恶化趋势的关键因素，君子是学习修养和接受教育的结果，其本质特征是守礼法，有理性，君子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等。从荀子的君子观，可以管窥儒学在战国末期的新变化，看出国人社会实践和理性认识能力显著增长的一斑。国人理性能力的增长，为秦汉以后建立统一多民族大国提供了坚实基础;“君子之学”则为儒学从诸子学向汉代经学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 荀子 君子 君子之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修己以安人，化民而成俗。孔子开始赋予君子以理性人格含义，树立起国人做人成人的基准。时代在变化，君子的含义也在变化。近年来，浙江大学、安徽社科院、安徽大学、江苏社科院等都成立了君子文化研究会，多次举办了全国性的君子文化学术研讨会，反响很大。大家得到的共识之一是，如何因应时代发展而把握君子人格的变化，
在社会分工中展示君子的人格魅力，这是新时代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荀子的“君子之学”对此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君子之学”的意义
《荀子》开首《劝学篇》首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君子”和“学”的关系值得关注。该篇后文明确提出“君子之学”，成为体现荀子君子观的关键词。
孔子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论语·宪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55页。之言，荀子发挥为“君子之学”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劝学篇》）唐杨倞注耳、心、四体、动静句曰：“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入乎耳，箸乎心，谓闻则志而不忘也;布乎四体，谓有威仪润身也;
形乎动静，谓知所措履也。”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劝学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7页。言君子为学，在内心修养、外在言行上都有真收获;这种收获表现出来，对他人，可以成为社会的楷模、法则;对自己则可以“美其身”。如何“美其身”？王博解释说，在荀子那里，君子之学“是关乎整个生命之事，通过真积力久而入心的工夫，德性可以在整个的生命中呈现出来”， 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6页。是“涉及到生命本质的问题”，“和生命相始终，不可须臾离也之物”。 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7页。在另一处，荀子借孔子之口言：“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宥坐篇》）言君子为学的目的，非为通达做官，而是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君子即使穷处，也不困萎;即使忧心，依然忧家国天下。
可见，荀子“君子之学”概念约有二义：一指君子的修养特征，尤其是为学特征，和小人不同，是以称“君子之学”，相当于说君子的为学、修养，揭示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道理和方法，意义与孔孟同;二指以君子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新学问，即“君子之学”。此二义的逻辑关系是：君子之道是君子之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君子之学是君子之道
的理性化表达形式，两者体用合一，不可分割。讲君子之道，本就是君子之学的表现;讲君子之学，则君子之道已经被有意识地认识、实践和表达。荀子明确提出“君子之学”，可谓是儒家君子观的重大进展。
在荀子思想中，君子之学，就是“诵经读礼”的学问。在荀子看来，士要成为君子，直到成为贤人、圣人，非经学而不能。就修养达到的最低境界言，可谓君子之学;就最高境界言，叫圣贤之学也无不可。后人如宋明儒，站得高，看得远，多尚圣贤之学。秦汉间儒者，多学贤人而不学圣人，则尊君子之学。况且就小人言，君子是最低理想的人格目标，从事君子之学更容易、更现实。但不论是君子之学，还是圣贤之学，其外延皆等同于儒学。
荀子《劝学篇》“君子曰”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俞樾认为此句中“省乎”当为衍文，误以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解之;而“参”非三，乃参验的意思，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劝学篇》，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1页。结合荀子前后文看，他说登高山而知天高、“善假于物”等，都是参验方法的运用;再结合子思、孟子重视反省方法，而荀子激烈批评思、孟，强调学习积累、教化美俗，相应则强调“虚壹而静”的客观经验认识方法，可以旁证荀子重视经验的参验方法。当然，荀子有时也讲反省，如《修
身篇》：“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悄然必以自省也。”荀子自省重在反省己过，依然是经驗观察方法，只是用以观察自己而已;思、孟反省重在反省自己的至善本性，乃是先验或超验的反省方法（参见张茂泽：《“思”：孔孟人学的基本方法》，《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是思、孟的根本方法。由此可知，在荀子那里，将“参”解释为参验，当更符合荀子的意思，也较为合理。古人所谓“参”，无非认识上的参验、行动上的参与两个意思。若《中庸》所谓“与天地参”，指人因达到一定修养境界，能参与天地万物的化育流行，而与天地并立为三，同为至诚实在，则这时“参”之为“三”，作为境界的状态义理解，方才合理。在此，君子所言之“君子”，理当是君子所认可的君子理想人格;甚者，君子口中的“君子”，当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本质特征。其次，“君子博学”，近于荀子所言“君子之学”，即君子的学习、修养，这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基础。再次，君子的学习，又是使君子修养进一步上升成为一门学问，即君子之学的基础。这时，君子之学，无非是君子修养专门化、系统化而得以相对独立的称谓。
故荀子提出君子之学的概念，透露出儒学发展的重要信息。到战国后期，国家即将统一，儒学也出现了相应变化，即明确以“学”的形态出现、存在，并发挥作用。儒学本来就是人学，是研究人成为理想的人的学问。诸子学理性认识现实世界，在儒家、道家那里，表现
为理性认识现实的人，以求得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从其主要关注点看，道家强调了人的本原、自然的方面，儒家则凸显了人的体性（社会性，尤其是家庭、国家、天下等）和制度性内容。这种区分，开始是以思想倾向的面目出现的，接着体现为学派的面目。各学派的思想内容系统化、完善化，就成为“学”的形态。儒学作为“学”的形态出现，而不只是作为体、学派出现，可谓是儒学进一步成熟的标志。
儒家有学，从孔子开始。孔子学而时习，学而不厌，好学一生;创立儒学，教授弟子，教学相长，学以致用，一生惶惶茫茫，毫不动摇，希望改变天下无道局面，成为学者榜样。《论语》开篇即讲学习（如“学而时习之”），其学习观乃是国人理性认识成长的标志性事件;继而学习者被称为学者，学者组合而为学派，遂有儒家学派。不管是学者、学派，都是学习的主体。这个体，大多是知识分子，是士，故为儒生体。儒生体即儒家;儒家的学问，就是儒学。就学习主体言，学习能使人境界提升，成为君子，进而成为贤人、圣人。故君子之学、圣賢之学，皆就修养达到的人格境界而言。若言其载体，言其学习的对象、著作，则为经典。若观其言说经典的方式，即注疏、诠释，即诵读、实践，则儒学又是经学，荀子言“诵经读礼”以说“君子之学”时，已启其端;两汉时，乃成为现实。若言其学习的内容，即是道。故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因为人们学道而有得，故闻道、得道、传道、行道，儒家
遂成为以“弘道”为天职，而追求让“天下有道”的社会体。儒学以弘道为职责，故也可谓道学。这个意思，到宋明理学家那里才被发掘出来。是以荀子所谓君子之学，宋明儒者所谓圣贤之学，皆为儒学，形式为经学，实质即道学。但从君子之学、经学、道学等不同概念可知，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提倡君子之学，正是先秦儒学，尤其是荀子思想的显著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蜂起，中国思想学说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战国末，国家统一趋势愈益显著。在学术思想上，与此相应，诸子学向经学转变，对主体修养提出新要求，诞生出荀子所说的“君子之学”，可以理解。
二、只有“君子”才能扭转人性自然恶化的趋势
荀子区分了人和物、植物、动物，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篇》）只有人才有“义”，“义”使人不同并超越禽兽等物。他举例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牛马为用荀子劝学篇;因
为“人能”（结队成，组织起来），牛马不能。人之所以能组织起来，成为社，是因为有分、有义。而“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篇》）人们尽职尽责，谨守分位，就能和谐相处，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让人力最大化，自然就能胜过牛马。其中礼义的作用至关重要。“君者，善也”（《王制篇》），作为治国者的君，就是善于运用礼义组织民众成的人;而礼义则是人能的关键。
荀子善于经验观察和理论总结。关于人，孔子注意区别人与鸟兽、君子和小人，希望人们做人而不要做鸟兽，成君子而不为小人，皆以仁（义、道、德在其中）和礼为旨归。荀子承认人和动物有区别，却又多次强调说，君子和小人都是人，都有人的共性。他肯定小人也是人，有做人的人性基础;断定君子也存在着和小人相同的人性因素，需要不断地化性起伪，才有光明前途。这些都丰富了儒家人性论的经验内容。
荀子概括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篇》）性的实质是阴阳和谐的气，中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荀子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荣辱篇》）君子和小人、圣人和夏桀，身体材料、理性认识、实践能力等人性、心理因素都相同。比如，大
禹、夏桀“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因为“有社稷者，莫不欲强”“莫不欲安”“莫不欲存”（《君道篇》），治国者有相同的美好愿望。作为人，大家生来都“饥而欲食，寒而欲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生来都能“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干枯，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荣辱篇》）;而且这些好恶、能力“无待而然”，是内在要求，不是外在条件使其如此。说明所有人的认识、情感、意志、欲望等心理活动都有共性。
在荀子看来，如果让人的这些共性自然生长、变化，就“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荣辱篇》），出现或好或坏的结局。如果人们“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篇》），就很容易走向恶。荀子据此断定人性恶，过滤而忽略了“可以为尧、禹”的良化倾向。但他肯定人性因为后天修养和环境影响而发生变化，他称之为“化性”，则有见地，而且重要。他认为，“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篇》）。人们不能创造人性，但可以借助修养和教化改变人性，化性起伪，使人弃恶从善。人们想扭转人性自然堕落的不良趋势，抑制人性蜕化，避免人性向恶，就有必要提倡君子之学，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时讲求“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起礼义，制法度”（《性恶篇》），用礼法对人性进行规范，让人性向善的方向进化、升华。
可喜的是，君子的出现，改变了人性不良的自然趋势。君子能超越小人，因为“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荣辱篇》）。君子有修养，提高自己又帮助他人提高，已经超越了个人欲望满足的初级阶段。故人们借助君子之学，可以避免沉沦、堕落为小人。
君子首先要有道德修养。除了学习、遵守礼法等要求外，荀子还特别提出了养心法。他认为，心是“形之君”，是“神明之主”，心的运动，“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有“出令而无所受令”（《解蔽篇》）的主体性。故君子修养中，养心特别重要。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不苟篇》）诚是人们认识规律、实践道德、化民成俗的修养前提，为“君子所守”，乃“政事之本”（《不苟篇》）。诚的主要意义，是专心致志。专心致志于仁义，便能守仁行义。荀子还认为，认识掌握天地四时等“有常”规律，也能“至其诚”。荀子言诚，或受《大学》诚意慎独说、《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不诚无物”说的影响。他从修养角度讲诚，也有天地诚、圣人诚故人们修养应该诚的思路。这和荀子整个思路的对象性经验彩不侔。考虑到荀子对思、孟的严词批评，则荀子“诚”说，或为阅读《中庸》过程中的笔记。尽管如此，作为人性修养，外而谨守礼法，内而诚心诚意，要求内外兼修，也属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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