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谈《日出》
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名作《日出》，是我国话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一部好戏。五十年后的今天，由曹禺和他的女儿万方编剧，于本正导演，把它搬上了银幕，上演之后，观众反应强烈。最近，我专程拜访了这位戏剧大师。
我向曹老祝贺，他高兴地笑了笑说：“是吗？五十年过去了，我自己倒还没注意呢！”
我请曹老谈谈他当年创作《日出》的情况，他欣然应允。他说，那时，他的内心极为苦闷。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地区，正策划吞并我国。而我们的国家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统治，是个“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语）的社会。他在《日出》中，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示那个可恨的、不公平的社会面貌，并期望着太阳、春天和美好生活的到来。
话剧日出曹老告诉我，他写《日出》时，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白天为学生们上西洋戏剧等课，晚上就写剧本，经常通宵不眠，双眼熬得通红。这个剧本写得较顺利，四个月就写好了。平均每月写一幕。每写成一幕即寄给由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每月登一幕。
曹老回忆说：解放前，《日出》在话剧舞台上很叫座，经济拮据的剧团，上演这出戏之后，情况便会好转，大家可以有饭吃。解放后，也被大家公认为是优秀剧目，经常上演。最使他高兴的是，全国著名演员
差不多都在《日出》中饰演过角，为剧本增添彩。但是，也有令人恼恨的事：解放前，国民党当局一度想扼杀《日出》。以唐槐秋为台柱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北平上演《日出》时，当局竟要剧团缴“娱乐捐”。那时候，只有才缴这种“捐”的。演员们气愤至极，当即严词拒绝。还有，在那动乱的十年中，《日出》和其他的优秀文艺作品一起，都被列为禁书，曹老也被当作“反动权威”批斗。
《日出》的电影文学本对原著作了一些重要的改动，更突出了陈白露。如增加了序幕，写了她与诗人在爱女墓地分手各奔前程；来到大都市的陈白露在为河南灾民义演的夜总会中，应酬交际，艳压芳；陈白露与方达生漫步街头，去小店吃馄饨，回忆着童年纯真的情谊；小东西失踪后，陈白露和方达生四出寻，从正在痛哭的翠喜身旁，发现了被芦席卷着的小东西尸体，这里，让三个不同的女性集中在一起；对于陈白露的死因也作了重要改动，原著中她是因悲观绝望，极度厌恶那种生活而自杀的，电影剧本则把它改为金八替陈白露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她不甘心落入金八的魔爪，以死表示最后的反抗。曹老说，所有的这些改动，是从电影艺术的特点出发的，以突出刻画陈白露的善良、纯真、苦闷、软弱、虚荣、沉湎于腐朽生活而不能自拔的矛盾心理。
曹老不愿发表对影片《日出》的评价，他说：“原来的话剧本是我写的，又是和女儿一起改编的电影文学本，我怎能说好或不好呢？”他希望由观众去评议，让时间和历史去作公正的结论。
曹老深有感慨他说：“我写《日出》的前后五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日出》中的那个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亲眼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一天天
地繁荣富强起来。我真希望能活到二○○○年，看到我们的国家更加昌盛。”
曹禺《日出》中陈白露的形象分析
2007年06月06日徐拯民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说过：人生最大的苦痛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在曹禺先生的经典之作《日出》中陈白露的人生悲剧，无不诠释着这样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
陈白露是半殖民地大都市中的交际花，一方面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她在精神上又厌恶这种生活。《日出》的悲剧意义在于揭露了金钱物欲世界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使一个美丽聪明的年轻女性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激起人们对金钱社会的憎恶。
陈白露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有着自己活泼、纯真的“竹均”时代，渴望有一个意中人和幸福的家庭，她独自到社会上闯荡，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年轻美貌和聪明才能，能在身会上闯出一条路来，但却不幸落入黑暗社会的陷阱，论为一名交际花，过着寄生的生活。按理，她如果自甘堕落，一直麻木下去，凭她的美貌，她的聪明，即使是潘月亭破产了，也许会有李月亭、王月亭及金八爷之类的有钱、有权的人来赖以委身，直到灯枯油尽。可她偏偏是清醒的，每当奢华过后，夜深人静时她就感到一片空虚，不到自己的归宿。“她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她厌倦上流社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但
又无法抵御这种生活对她的腐蚀；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自己残酷的折磨，但又无法自拔；她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但又离不开这个丑恶的地方；她虽然不能自拔，却还想救人，当她亲眼目睹“小东西”等社会底层的人们被摧残、被蹂虐，痛苦地在生活中挣扎，而想有所反抗，尤其是当她知道小东西打过金八，便连声自语：“打的好！打的好！打的痛快”。陈白露从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许多自己所缺乏也希望有的东西。她承认太阳要出来了，但太阳不属于她，她只能沉没在黑暗中，所以，当她赖以寄生的银行家潘月亭破产，巨额债款无法偿还时，她只得在日出前服毒自杀。
曹禺的话剧创作简析——《日出》
2006-05-09 14:28:24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
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