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现代话剧（3课时）
第一节 现代话剧的早期探索
一、现代话剧的萌芽与早期创作
1.话剧，作为一种西方戏剧形式，19世纪末传入中国。最早的话剧演出社团是由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为主要成员的春柳社。二十世纪初最早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开始了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探索。被称之为文明新戏。
2.1910年，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职业性新剧团体，即由任天知发起，由汪仲贤、欧阳予倩、陈大悲等为成员的“进化团”。
他们演出文明新戏，所创造的“天知派新剧”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早期创作与演出模式：即幕表制。
3.1919年3月，胡适创作的社会问题剧《终身大事》成为中国最早的话剧作品之一。
4. 1921年，上海成立了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团协社，掀起了“爱美剧”的演出热潮。
“爱美剧”即“业余”戏剧，“爱美”是业余的音译，这是20年代初，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协会成
立后，针对文明新戏职业化与商业化导致的种种弊端而倡导的“非营业性质”的业余演出，以避免再度新兴话剧重蹈文明戏被资本家打操纵追求商业化而日趋堕落的旧辙。这一提倡形成了20年代初，学生业余演剧活动的高潮。
5.二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戏剧团体是田汉的南国社。
6.早期话剧代表作
（1）欧阳予倩《泼妇》、《潘金莲》
（2）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丁西林，在中国话剧史上独创了机智与幽默型独幕喜剧，其代表作有《一只马蜂》《压迫》《酒后》等。
二、“南田北熊”之田汉
1.诗化现实主义戏剧的先驱：重象征，重主观抒发，重浪漫抒情
2.早期代表作：
(1)《咖啡店之一夜》（1920）：揭示了美好爱情的毁灭。（林泽奇、李乾卿、白秋英）
(3)《名优之死》，写了两代名优(刘振声、刘凤仙肉体与精神的死亡)，表现了“美的毁灭”的主题。
第二节 曹禺及其《雷雨》
曹禺的剧作确立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剧场艺术，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其主要的剧作是：《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
一、表现家庭与命运悲剧的《雷雨》
(一)错综复杂而又合情合理的戏剧冲突，戏剧冲突尖锐激烈，结构严谨，代表着剧作者戏剧结构的高超艺术。
在一天之内，两上场景上，展开周鲁两家30年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全剧交织着：
过去的戏剧：1.周朴园与侍萍“始乱终弃”的故事；2.后母繁漪与长子周萍之间的恋爱故事。
现在的戏剧：1.繁漪对周朴园的反抗、冲撞；2.繁漪、周萍、四凤、周冲之间的情感纠葛；3.周朴园与侍萍的相逢；4.周朴园与大海的冲突
(二)《雷雨》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深入悲剧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精神痛苦，进一步开拓了悲剧文学的表现领域和精神刻画的深度。
1.周朴园：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本家形象；专横、冷酷；伪善自私；心狠手辣。
对侍萍的虔诚怀念：出卖灵魂对其本人是一种难以诉说的精神折磨。一旦对自己的现实利益形成威胁，自私、虚伪与冷酷的本性则又昭然若揭。
2.繁漪：接受个性解放思想的资产阶级女性形象。表面上有旧式女人的沉静忧郁，内心却隐藏着野性的对专制的反抗，家庭专制与爱情失败的双重悲剧最终导致了的“雷雨”性格的爆发，她是剧作所表现的精神悲剧的核心。
（1）热情、善良而又任性、自私。她受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爱情与美好人生，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却被困在了专制的周朴园身边，成为周家专制环境中的不幸者。
（2）她的非理性的情欲渴求与被压抑，给她带来了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当这种渴求与压抑达到极端时，她的“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雷雨性格爆发了。她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进行拼死的反抗，如困兽之斗，不顾一切地追求、报复，阴鸷乖戾病态，倔强变成了疯狂。
（3）畸形、极端、不顾人伦的非理性、个人主义的反抗，结果在摧毁封建家庭秩序的同时也毁了她自己，酿成了最终的大悲剧结局。蘩漪是一个令人同情、但又绝非作者简单肯定的具有复杂意蕴也精神震撼力的悲剧形象。
(三)《雷雨》多层次的主题意蕴
1.在《雷雨》序中，曹禺曾声明自己的创作指向说：开始“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的确，从以上的冲突与人物性格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这一创作心理与指向成功地表现为主题上的现实批判性。
剧作通过各种人物不同的命运悲剧，通过描写血缘关系与阶级矛盾相互纠缠的各种冲突，揭露了一个带着封建根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特别是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对人的精神的控制与扼杀，从而体现了反对封建主义，喊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
2.同时曹禺还声明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雷雨》通过各种戏剧人物的悲剧，表现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发现与恐惧情绪。人对命运的抗争，但命运却总是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人的命运，从而表现出人类对命运的探究。
剧中每个人物都陷入出于本性而产生的各种欲望之中，而这些欲望又都被一种人所不能把握的强大力量压抑着，于是，生命的“热力”“郁结”成每一个人的郁热、烦闷、矛盾、痛苦。周冲充满“向着天边飞”的生命的冲动，沉溺在永不能实现的生命自由的理想境界的精神梦幻中；繁漪、周萍、四凤，则陷入对非理性的情欲的渴求之中；周朴园、侍萍在难以摆脱初恋时情爱带给他们的痛苦与矛盾。特别是繁漪，因为有着超常态的欲望，更因为对欲望的超常态的压抑，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终于引发了“雷雨”式性格的爆发。
在这种郁结着痛苦的被压抑的生存困境中，作者表现了人类的挣扎与命运的残酷。他们盲目地挣扎着，想用尽力量拯救自己：周萍抓住四凤不放；繁漪又抓住周萍不放，乞求重拾旧梦救出自己；侍萍也抓住四凤，希望她不要重走自己的老路；周朴园抓住侍萍，希望借她结束旧梦维护周公馆的秩序。然而，无论他们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正如作者所说“宇宙像一口残酷的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命运的残酷，表现了对宇宙间压抑着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无名的恐惧。
（四）语言的浓烈、精确，个性化，具有丰富的潜台词，从而具有动作性和抒情性。
二、表现社会悲剧的《日出》
(一话剧日出)不同于《雷雨》的情节结构
与《雷雨》不同，《日出》有意改变了“太像戏”的戏剧情节，由精心构制故事情节转为注重展示日常生活。由表现传奇生活与变态转向表现平凡的常态人生；由过去的回顾与现实戏剧相交织的结构转为几个场面穿插展示的“横断面”结构，人生的零碎加以拼接构成故事。并由关注家庭转向关注社会。
(二)主题的多重意蕴
1.社会批判的主题：对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社会的控诉与抗争。对不幸者的同情。
2.通过“有余者”之列的人物命运，喜剧性地表现了“人被捉弄”的困境，从而展示了宇宙的残酷。
介于“有余者”与“不足者”之间的复杂人物李石清正体现了这一主题。为了从“不足者”的悲惨地位中挣扎出来，他做了把灵魂出卖给“现代大都市”的魔鬼，狡黠、狠毒、卑琐，然而，一种冥冥之中的不可知的力量(金八爷为象征)无形中主宰着他们命运，在短暂的得势之后陷入失败，被命运所捉弄。
(三)陈白露的悲剧
方达生的到来，唤醒了她的人性、对往昔的回忆。她怀抱梦想离开农村，独身来到大都市，然而不但没能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且永远出卖给了大旅馆，享乐堕落的生活，早已习惯了的寄生生活桎梏了她，从而揭示了金钱社会对人的精神的控制与扼杀，也显示了来自生活
自身的残忍。
“日出”的自然意象、工人打夯的歌声带有整体的象征性，如同“雷雨”一样。
第三节 现代话剧的多方探索
一、抗战初期的街头剧创作：“好一计鞭子”P339
二、夏衍的剧作《上海屋檐下》（1937）《法西斯细菌》（1942）
（一）夏衍的戏剧艺术特：
1.取材于凡人小事，从普通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平凡生活中发掘悲剧性与喜剧性。
2.追求情节结构的简约含蓄。戏剧结构呈现出散文化倾向。
3.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流露出含蓄深沉的抒情风格。(动作、细节、简洁的对话等)
4.强烈的时代性与政治使命感，被誉为“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善于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强化政治倾向。如黄梅天气，间或出现的阳光；法西斯细菌等。
（二）《上海屋檐下》
1.戏剧冲突：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间的家庭悲剧与情感纠葛为主要冲突，写林家、黄家楣、赵振宇、施小宝、李陵碑五个上海小市民及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现郁闷的时代气氛。
2.象征手法：“黄梅天气”；葆珍的歌声。
（二）五幕话剧《法西斯细菌》1942年
1.明暗两条情节线索与俞实夫的形象
写医学博士细菌学家俞实夫在时代严峻挑战面前所经历的心理困扰与自我否定的痛苦过程。批判了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至上主义。
明线为俞实夫与环境的冲突 (九一八、八一三上海战争、太平洋战争等)；暗线为与静子之间的矛盾。
2.平凡而隽永、简洁而含蓄的艺术表现
将重大社会矛盾作为人物活动背景，表面只表现日常生活事件，但描写了生活风波所触发的内心世界的剧烈冲突。
三、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历史剧创作与讽刺剧创作
（一）代表作：
1.郭沫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P340
《三个叛逆的女性》(1926年)(《王昭君》《卓文君》《聂嫈》)
1941—1942年：《虎符》《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
2.阿英的“南明史剧”
3.陈白尘的《升官图》
（二）郭沫若的五幕历史剧《屈原》
《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也代表着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一)《屈原》的创作背景及意图
郭沫若1950年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里说：
我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屈原》写在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公开制造分裂，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国统区环境日趋恶劣，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独裁法西斯统治，对进步文艺采用高压政策，在此政治背景下，郭沫若以与当时生活极其相似的历史故事为题材，以创造性的历史观来创作历史剧，借历史隐喻现实，赞颂正义，抨击邪恶，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因而上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