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唐宋辨
作者：张　慧
来源：《科学之友》2009年第13期
        摘要：唐诗主情，宋诗逐理。文章从这两种不同审美风格的诗歌形式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师承对象、学风政风差异的比较，以及词出现之后，诗词承栽功能的异同分析，来阐明诗分唐宋的成因，以深入研究这两种不同的诗歌范型。
        关键词：唐宋诗歌；异同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136(2009)20-01 17-02
       
        唐宋诗歌，在风格情调上有其整体性差异，这早已是诗学界公认的事实。自南宋始，历代诗论家便十分重视二者的比较，且褒抑不一，其中较中肯的评述莫过于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诗分唐宋”之论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夫人各有禀性，各自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简单地说就是唐诗重情，而宋诗逐理。把
握缘何形成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是深入了解唐宋诗分别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话题人手，试作一粗疏探索。
       
        1诗分唐宋　情理各妙
       
        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对庵宋诗之分有精彩论述：“唐宋诗之异点，……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唐诗在整体情调上气韵酣畅，情味淳美。它在继承前代诗歌成果的基础上，一洗建安时代的“萧瑟”与“悲哀”，以鲜明的艺术特，改变了玄言的寡淡和齐梁诗体的繁缛，在集体面貌上给人以神行语外、语浅情浓、丰神毕现、朝气蓬勃之感。王维以清新浅近见长，一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让我们领略尽风光旖旎，山林闲适之趣。刘禹锡达观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沉。即便是一首用以写仕途艰难的《行
路难》，也被李白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悲而不伤的大气。可以看出，唐人作诗是将气象和笔力结合，倡言笔力雄健，气象浑厚，诗歌境界的追求偏于壮美。唐人之所以有这种开阔的胸襟，得益于他们擅长通过大量的意象来构成意境。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唐诗中对“意象”的刻画，并非描写对象的平面书写，而是能够“起兴”的某一特定时空中的“象”。唐人对兴象的偏爱，促使他们偏重于主性情，一刹那的灵光闪现和妙手捕捉，使他们吟咏的通常是瞬间便能摄住人们情感的风景，因此，唐诗极富于深情、激情，极富于深思、想象，“一往情深于天地万象，诗情勃然而兴。”
        与唐诗多情不同，宋诗在审美追求上则注重思辨，擅长析理。宋代诗人大都以积极用世的态度去驱遣笔墨，用诗意来表达哲理，极富思理的情调，显露出美不胜收的理趣。道学家朱熹借景喻理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水之清澈缘于活水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补充新知，启示后人不断学习以达到新境界。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将抽象的哲理用诗化的形象生动表达，言简意赅，寓意深邃。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地阐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非凡的智慧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耐人回昧。可以看出，相比于唐诗的高华浪漫，运之以情，
宋诗更显朴实理智，骨鲠健峭。这种独特的审美风格缘于宋人以儒家的冷静自足，辅以禅学的活泼有趣和老庄的恬淡通达，自成寓理于形象的一代诗风：宋诗格物体情，观景取象，以议见理，以“文字，才学，议论”为特，浓郁的哲理彩使其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虽然宋诗也有情，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以神韵称道的佳句，但和唐人的沉迷不同，宋人常常在情之深处，翻转上来，转柔弱为刚健，化悲哀为通达，在冷静观物的同时，也冷静的观照自我。
        综观上述，唐诗重情韵和气象，多生动形象，富于抒情性，美在情辞；而宋诗重思辨和析理，多索求缘由，富于哲理性，绝在理趣。如缪钺先生言：“唐诗如芍药海棠，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人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2唐宋诗风　异出有因
       
        唐诗尚意兴，宋诗求义理，缘何形成了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呢?深入研究其审美差异的成因，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审视这两种诗歌的艺术特质，更准确地把握唐、宋诗歌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
        唐、宋诗各具特的审美追求的确立，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原因如下：
        2.1师承对象的差异
        摆在唐宋诗人面前的诗歌遗产是迥然不同的。唐代诗人在六朝诗歌基础上，将诗体的发展推至颠峰。盛唐时期是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六朝诗在形式、音律、辞藻上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辞赋僵化，新文体尚未成熟，加之趋于扩张的盛唐气象，诗歌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对于六朝诗人而言还是新诗体，尚待大力开发。诗歌体势上开阔的发展空间促使当时诗派纷呈，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李白的浪漫诗，杜甫的现实诗，高参的边塞诗等，共同将唐诗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后，中唐的元白、韩盂、韦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尽管没有再重续盛唐刚健明朗的诗风，但都分别从不同领域将诗歌创作发挥到了极致。正如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所论：“唐朝，则是我国诗歌的集大成时代，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有以革新，一方面则完成
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格式使之更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诗歌之体式演进至此，真可谓遍极途穷。”
        唐人在诗体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使宋人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在诗体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相比唐人在诗歌发展中的得天独厚，宋人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做工夫。所以，他们必须从唐人首创难工而尚未完善的地方去伐山开源。于是，他们放弃六朝而选择了杜甫及中晚唐诗人作为师承对象，并在技巧与语言方面，兼李白的纵恣豪放、白居易的明白畅达及韩愈的排界道劲于一体，使宋诗出现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变与不变之间，宋人只能选择求变，别出心裁，自立新意，融合所处时代特征，形成特有的诗歌风格，这也是文体演变的必然规律。如果宋人只为“唐诗”，那恐怕只会是一潭死水了。
        2.2学风政风的差异
        唐宋两代的文化建设与学术氛围也有所不同。唐代，尤其是盛唐，政治开明，社会稳定，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充满了自信。因此，伴随出现了大批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彰显出博大、雄浑又富有气韵的盛唐气
象，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弘的诗歌时代。同时，唐代士人还处在中古贵族政治模式之中，在以诗赋取士及士人奔走于权贵之门等因素影响下，唐代诗人就必须考虑贵族的审美趣味。而宋代政治上保守、军事上无力，整个封建集团缺失了唐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且宋代士人基本上都是民间出身，其中不乏早年贫苦如欧阳修等人，他们又大都集官僚、政客、学者于一身，不仅知识结构比一般唐人渊博，而且作为政体中的主要精英，他们还能成功地支配甚至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来推动政风与诗风的互动，因而使得宋诗重政治参与、思辨分析与理性议论，且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因此，在宋诗中，便很难到类似李白的“豪情澎湃”与杜甫的“热情满腔”了。
        宋代是个重文抑武的社会，前代倍受压制的佛教在此时得以复兴，尤其禅宗吸收了儒道思想，在北宋中叶实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而衍生的“新儒学”。加之遍及各地的书院，为新兴的平民阶层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使得“新儒学”这一理学体系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三教合一的思潮铸造了宋代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文化性格，他们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兼容，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至高目标：摒弃唐人的张扬豪放，而采淡?建安诗歌自理智，趋向内敛柔弱。时代精神趋于内敛而非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深微澄净而非广阔跌宕，哲学的思辨风气便逐渐渗透进宋人文化精神之中了。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二程为代
表的洛学派，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派等纷起的学术流派对立分歧并长期处于交锋状态，激烈的论证必然成为了促进人们理性意识增强的推动力，从而造成身兼诗人的学问家文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互动。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突出表现为诗歌寓理，崇尚理趣风气的盛行，即严羽所批评的“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现象。而反观盛唐时代，儒道释三教只是处于并行阶段，而非三者的融合，终唐之世，以佛教而言，仍只是一种异质文化，而唐代士人则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自己的主体文化”。因此，唐人诗歌所显现的便大多是对儒道精神的全面突现，正如我们研究杜甫总是与儒家思想挂钩，而论李白时则偏重对其自由奔放的道家精神作探讨。
        2.3诗词功能的差异
        诗歌是抒情的艺术，诗人的情性志趣借诗歌得以显现并感染读者。诗歌的这一传统功能，从《诗经》开始一直延续到唐代。回视盛唐时期，整个文坛尽是诗家的天下，诗歌便自然而然充当起了“吟咏性情”的载体。而自宋代以后，宋诗吟咏性情的功能逐渐减弱，而多用于议论说理表现学问，主要缘于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崛起。“词是更适抒委婉之情的一种形式”。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如是说：“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性情，多在燕乐。”此
时的诗不再可歌，可歌的功能被词所代替。这就使得宋诗不得不向原属于文的功能靠拢。这可以从宋人的习惯称谓中看出，他们将“诗文”视为一体，屡屡并称，却绝少将“诗词”相提并论。对于诗和词的功能差异，吴熊和总结说：“宋人论诗文，务在言志载道；论词则以缘情绮靡为尚，有着两种标准、两种尺度。”词对于诗而言，其长短不齐的句式，婉转的音律，都更适合于表现那些缠绵深曲、迷离幽微的情绪。宋诗被剥离了言情的功能，加之理学家“重道轻文”、“以理抑情”文学观的盛行，“理”占了主导，“情”之内涵相对隐没，宋诗便具有了思想上的内涵性、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而推动诗歌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方面达到了唐人难以企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