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诗歌研究
——创意是手段，创“益”是目的
The study of Cao Zhi's poems
摘  要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其诗歌艺术成就非常高。从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多数量、高质量的努力创作，不仅诗歌艺术更加觉醒、独立，题材范围扩大，而且诗歌艺术风格、形式也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对于建安时期开拓出文人诗歌艺术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和形成彪炳千古的“汉魏风骨”作出了突出贡献。具体来说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三方面：曹植长于五言古体，对五言诗在中国诗坛上的牢固地位影响深远；曹植诗歌抒情味浓厚，对中国文人诗歌的抒情传统影响深远；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对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风格和文质彬彬的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同时给诗歌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诗歌创作。
关键词：曹植；诗歌研究；五言诗   
Abstract
Cao Zhi is one of our history's great poe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Jian’an scholar, whose poems also have very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 With his multi-volume and high-quality creative efforts, the Five-character poetry, which begun to rise up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developed more awareness and independent in poetry art,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matter, made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poetry artistic style and form, ev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up the scholar-poetry-art’s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and form the vigorous style of Han-Wei Dynasty shined through the ages during Jian’an period. Specifically, Cao 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poetry i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he is expert in Five-character-ancient-verse poetry, which established the firm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 Second, his poems have a strong lyric taste, which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literati-poetry’s lyric tradition. Third, his poems have the character of high strength, wonderful spirit and gorgeous expressions, which established Chinese-poetry’s aesthetic splendor style and gentle path of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his poems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to the poetry art,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poetry.
Key words: Cao Zhi ; Poetry study; Five-character poetry

引论
诗歌作为人类吟咏性情的产物，其功能主要是抒情。但原始形态的诗歌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诗歌，带有较大的自发性，自然的抒情、祭祀、鼓舞情等功能占有较大的地位，诗歌艺术尤其是诗歌的语言艺术的功能是次要的，甚至处于蒙昧的、不自觉的状态，原始的发展很缓慢。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大概到《诗经》时代，就取得了对诗歌的初步自觉。但《诗经》和汉乐府与音乐、娱乐、祭祀等功能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状态中，不能算是纯粹的诗歌艺术，没有真正的独立与自觉。诗歌艺术的真正发展，是在它走上自觉的发展道路之后，这时的诗歌不但远离了原始的诗歌状态，而且也摆脱了音乐的母体，作为一
种纯粹的文学体裁而存在。这种自觉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萌芽于《诗经》，初现于屈宋的楚辞，而最终成立于中古时期的文人诗歌艺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系统的确立，以及从自然的诗向自觉的诗的转变，是由以五言诗为主要体裁的魏晋诗人来完成的，而处于魏晋最前沿的建安诗人，尤其是以“三曹”为中心的建安诸子则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诗歌发展过程中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向着文学的觉醒与独立而发展，为诗歌的自觉而努力。
一、曹植简介
曹植（192-232），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三子，与父亲曹操、兄长曹丕被后世称为“三曹”。以“三曹”为中心，“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和蔡琰等人为羽翼，共同构成建安文学的代表，是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先锋文学家。他们创造出来的“建安风骨”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典范和永远风流。“三曹”作为建安文学的奠基人备受关注，曹植尤其受到更多的重视，这固然与他诗歌创作成就更为突出有关，“邺中诸子，陈王最高”，其人生遭遇使历代读者为他洒一掬同情之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宋敖陶孙《诗评》论及曹植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1]将青年曹植才情非凡、风流倜傥、志得意满的个性及精神风貌概括无遗。曹植自幼颖慧，出言为论，落笔成章，深得曹操宠爱，甚至曹操
曾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吾欲立为嗣”，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由于他主观感情强烈、行为放任、屡犯法禁、任性而为，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成熟与稳重，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最终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称帝。从此，曹植生活状况也因此一落千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基本上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根本无从发挥个人政治才能，建功立业的壮志落了一场空。公元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文帝），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曹植《迁都赋》中写道“余初封于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号，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得不到信任和处处被折磨的艰难处境跃然纸上，尝尽世间冷暖和酸甜苦辣，因此可以说曹植一生大起大落，既体味了生命的无限尊贵，又遭遇了极度卑微，可谓丰富多彩。最后封地在陈郡，于公元232年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建安诗歌
二、建安时期的文化背景
在整个汉代，文人写作诗歌只是一些偶然性的行为，直到汉末文人体的文学意识才日益觉醒，诗歌创作风气日益兴盛，开始出现了一些追求审美意蕴，作风较多越出经学与经世之学范畴的五言诗人，初步形成诗人体。魏晋时代，虽然已经形成了体的诗歌创作风气和一定规模的诗人体，但还不普及，即使在“五言腾踊”的建安时期，写作诗歌也还只是曹魏士人集团中以“三曹”为主的一小部分人，而吴蜀两国基本上还没有进行五言诗创作的风气。
汉末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文人从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思想产生剧烈震荡，开始以积极进取、求真务实的姿态追求建功立业、拯济天下，希望赢得人生的不朽。汉代经明行修的选士标准因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两汉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旧有的道德信条和礼教规范的重压，有感于社会的离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兼之沉浮于风云变幻，目睹人间种种悲剧，深感到事功难以尽凭，命运不可逆料，兴衰荣辱难以把握，思想更超出汉人“天人合一”理论的规范，在奋进乐观的同时，不免对人生悲剧、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有更深刻的思考，重新认识与发现自我，儒学之外的思想（玄学）因之兴起。文人天然感慨良多，文学的功利束缚又相对松弛，诗歌抒情言志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故其立身行事，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
建安时期，思想上由汉末经学和子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过渡，也是朴学向思辨哲学、浪漫哲学发展的过渡，诗歌艺术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注，追求慷慨悲凉的美，兼之汉末文章渐趋华丽，建安作家于事功不朽和文章不朽并不偏废，文学的美学特征开始受到自觉的重视，文学也因此获得独立于经学的地位，出现了飞跃式发展。当然建安诗歌的发展也遵循着诗歌艺术内部的发展规律,既吸收汉乐府“缘事而发”和《古诗十九首》无名氏诗人单纯抒情的特点，又吸取汉末名士以气节志望为诗为文的特点,使诗歌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超越了前代。“三曹”、“七子”等人在学术倾向上，儒学自然是他们的学问基础和思想上的重要渊源，但他们看重的不是传统的经学和礼学，而且子学范畴也不局限于儒学，他们重视博涉多通，善于表达和表现，关注现实，主张学术和文学应有经世之用，因而博涉多通、奋发有为之外，兼有务本尚用的特点，企图通过学术和文章培养思想能力和从事政治事务能力。这是一种务本尚用的治学主张。
“建安”是一个有作为的时代，无论是实际的政治，还是思想、学术都显示出质朴、明朗、刚劲、大气、有为的特。建安诗人的思想风貌，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锐气以及自觉尊重文化、注重思考的人文精神，是历代文人少有的，正是这种良好的素质，使得士人们面临劫乱仍能关注文化，而且正因为受文化遭受浩劫性破坏的景象所刺激，激发起复兴文化，建设文
化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了建安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原动力，这种刺激而生的热情毫无疑问是建安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大动乱大忧患的时代和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发士人建功立业的直接动力，此时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又导致了其悲叹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思绪，使建安文人普遍产生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调。因此，建安文人尽管个性有异，风格不同，但大都追求慷慨悲凉的美是基本一致的，他们流露出的慷慨悲凉的情思，既是这样一个感情世界的自然袒露，又是一种感情的自我满足。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命运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总之，建安文人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立功业、拯救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而并未流于消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取得了诗歌艺术的觉醒与独立，以及建安时期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三、曹植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与杨德祖书》是曹植较为全面地表达其文学观点的一片文章。在此信中，他表白了自己对诗文的爱好，提出了文人之间应有正确的批评观。同时他也表露了一些轻视文学的倾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重谈扬雄所谓辞赋是“篆虫雕刻，壮夫不为”之论，
并强调自己意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在曹植心目中，政治功利远在文名不朽之上。曹丕盛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声名可著于千秋。曹丕讲文章可以“经国”，是从“文武之道，备随时而用”（《典论·自序》）出发；曹植不屑作辞赋君子，是因为他志在建功立业。曹丕强调的是文章的体用，曹植强调的是人生最高理想，两人侧重不同。曹植的文学创作似乎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矣。”志在建功立业，未果，退而求其次。他的《薤露行》一诗还更明白地表达了致力于政治功业的想法：“……人居一世间，忽若风，愿得展功勋，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灿已分。骋我寸迳翰，流藻垂华芬。”表白他即是用笔创作，也要为“王业”效力，所谓“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