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文化症候分析（二）
(三) 诗人学者自杀——深层的人生之苦与精神之累
诗人、学者、知识分子在当今这个精神稀释的时代似乎犹觉脆弱。因为生命主体在“怀疑一切”时，终于连生命主体自身也给彻底地消解了。于是，诗人或学者自杀的揪心事件，成为解不开的心结：坠楼自杀有老作家徐迟、年轻的文学研究者胡河清、知名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宋祖良等，投环自杀的有文艺批评家吴方等。他们在或彷徨、或悲抑、或疯狂、或心灰、或伤恸的心境中走向生命的尽头。死亡带走了多少难言的秘密。他们的死，与他们的处境、心境、社会状况和当时特殊的氛围紧密相关，但在知识界激起的波澜远远不及海子、戈麦和我即将谈到的顾城。当然，其后还有被杀的作家戴厚英和中年猝死的王小波。
徐迟自杀的时间为人们所关注，那是1996年12月12日午夜12点，同时是13日凌晨0点，一个黑星期五。如果说在90年代初是年轻诗人的自杀引起了整个诗坛的震动，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1996年岁末，80多岁高龄的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自杀时，人们陷入各种猜测之中，有说他是长期为病痛所苦，老境孤独；还有人认为他是迷恋电脑难以自拔；更有人认为是在世纪末遭遇到一种神秘感和失落感而死。当然，对他的死因的最大可能
性不少人认为是黄昏恋失败造成重大的内伤。但在我看来，徐迟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对这世界第一难题的猜想者洞悉如此之深，然而现在却对自己的命运难以做出正确测量，也许识人易而识己难吧。
然而，我认为，徐迟之死当是在凡俗世界中，自己创作冲动减弱和诗国的难以再现辉煌，以及对自己肉体和精神命运难以把握的无奈，促使了他产生了解脱的念头。事实上，90年代，无论是老诗人还是年轻诗人，地位都已然变得无足轻重。人们不读诗，诗人真正是“独憔悴”了。因此，仅仅用黄昏恋来解释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之抛弃生命，无疑是牵强而片面的。相反，正是诗人一生所珍惜的事业，他的诗作不再为人所读，他的诗心和他对诗歌人生感悟，难以在今天的诗坛传达。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所在。可以说，丧失了写作的生命，丧失了在岁月尘埃中留下诗思画意和生命的感悟，那么，这种生命就只是一种肉体的延续而已，对这种生命的中止恰是对真正的存在意义的呼唤。老诗人晚年一个典型的性格是沉默——家庭争吵中保持沉默，整天陷于网络与电脑之中是沉默，对世纪末的神秘的体验也是在沉默，甚至他最后的走，也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中，悄悄地选择了一个死亡般沉寂的午夜时刻，从容地由此岸到达彼岸。90年代诗人的沉默和诗坛的寂寞，确实是诗人最难以忍受的失重和痛苦。
王小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他也并非死于自杀。但他的死在世纪末的中国文坛造成某种影响，在诗人之死的题目中谈他，当无大错。他是在一个夜晚倒下的——1997年4月10日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与徐迟沉静的死和文坛的沉默相反，文坛因为他的离去而掀起了一股王小波热，他的作品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未来世界》畅销一时，而他的论文集也博得了不少读者的青睐。王小波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与余秋雨一样，并非是从大陆热起，而是从台湾反馈到大陆，引起大陆的阅读兴趣。由于他对福科的偏爱，所以特别强调从一些边缘性的施虐受虐的、窥视癖的、负面效应的、边缘状态的角度，从一个低浅的食之性的欲望渊薮或人的性之美，去描写时期人灵的丑陋。他独特的白描式的叙事方法，得以通过对事件的描写，表现出自己那种很损的调侃、反正统并对一切假面具、假正经的犀利地嘲弄揭露。
当然，对王小波的作品也不是众口一词、大声叫好，也有人从其它方面进行了批评。有批评家认为，王小波的作品过分地描写性，从男女性爱描写中看不到真正的思想，有可能会在文化领域中形成不良影响。而辩护者则认为王小波作品是描写了真正美好的爱情和性，写了为了爱而探讨人的自由的可能性的时代。在我看来，王小波的作品在90年代畅销一时，有其时代氛围和读者心态等多种原因。然而，人们在为他的死惋惜之余，却将很多溢美之言流通在
大众媒介上。我想，冷静的、现实的、批判性的学者眼光，应重新审视对王小波的溢美之辞并尊重他作品的自身价值。因为，诗人作家只能以自己的作品来作为自己存在过的证词，其他均不再重要。 
限于也许，诗人艺术家是承受太多的“历史记忆”，才以头颅和鲜血撞击死寂的文坛。90年代初，四川著名的中年画家苏葆桢悬梁自尽，死得那样坚定决心书绝，死在他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他并不缺乏物质和金钱，但内在的抽空终于使自己魂系长绳。1995年，中国社科院外哲所研究员宋祖良博士坠楼自戕，在惊悉消息时，我正在读他送给我的论海德格尔的新著。面对死亡，面前的文字变成沉重而揪心的问号。同样，在上海，先是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著名女播音员滕佳以煤气自杀，后有大众汽车总裁齐宏跳楼自尽。难道当一个人觉得某个具体理想终于完成，而紧接着的新理想却遥遥无期，那令人气馁的沮丧和深深的绝望最终会中断自己的生命吗？难道攀上生命的一级台阶后更要无休止地疯狂劳作，而写作之余反觉背靠的竟是一片虚无时，而不得不诀别生命吗？杀死诗人的是刀锋？是乌托邦？还是虚无？
谁能回答这一生命的本体论追问？但我似乎可以说，背靠虚无会导致生命出轨，但现实中并非所有背靠虚无的人都会自杀。背靠虚无只是自杀身死的充分条件而已，而不是唯一条件，
更不是唯一选择。人们还可以去追求别的，甚至可以“寄生来世”以求超脱现世的烦恼和苦难。
我常想，也许在“金钱神话”抽空生命和世界“意义”时，在人已抛弃了思的根基和人之为人的理想之时，时代中的精神品质就已然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大众心灵日渐虚脱，无所寄托，无所依恃。生命的恐惧仅限于对被“炒鱿鱼”或“下岗”的恐惧，而不是生存意义失落的恐惧。这种意义空虚使人的精神、心理、肉体都更致命地呈现出病态，从而加速生存意义的“空洞”，并促使那些索求意义而失重的人，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亡。
90年代显现出的诗人的自杀、作家的自杀，确实是触目惊心的了。这表明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与这个时代一种相当复杂的联系状况，甚至可以说，这一特殊现象在知识分子心中和笔下又连带地折射出的多种意味深长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