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来的真正知识分子——章培恒、范伯、曾华鹏、严绍等学者忆贾植芳
活出来的真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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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范伯，曾华鹏，严绍鋈等学者忆贾植芳
李楠采访整理
2008年4月24日傍晚，贾植芳先生走了.从他离开人世那天算起，至今已经
过去两个多月.其间，国内外学者文人写了不少悼念文章，来寄托哀思.我受复
旦大学中文系委托，采访了章培恒，范伯，曾华鹏，孙郁，严绍望，高旭东等国
内着名学者，本文内容均为他们所提供的口述材料，我只是尽力梳理，加以整合. 人格本身散发的光芒
接受采访的学者都把感佩贾先生的高尚品质作为第一要义.他们大都用亲生
经历和真实感悟，表达出贾先生的人格光辉.
章培恒，范伯，曾华鹏三位是贾先生早期的学生.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
调整，震旦大学并入复旦，贾植芳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做了复旦的教授.
这一年，章培恒等成为贾先生的学生.勤奋上进的学生与热情真诚的老师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教学相长，其乐融融，快乐的日子转眼间过去.1955年，祸从
天降，贾先生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被捕人狱.据范伯回忆说:"5月l5
日那天早上，贾先生突然被复旦的汽车送到市教育局'开会'，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等我们师生再重逢的时候，时问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五年，是1980年在黄山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上了."
曾华鹏，章培恒，范伯三位学者也受到审查和处理.已经留在复旦中文系
工作的章培恒被开除党籍后调至图书馆任职，范伯，曾华鹏原已确定留校做助教的分配方案遭到撤销，分别被派遣到南通中学和扬州财经学校工作.造成这种严酷事实的根源，仿佛是学生受到老师的牵连，但三位学者至今从未有过一丝埋怨的情绪，并始终如一地热爱着自己的老师.正像范伯说的那样:"虽然吃了
不少苦，这辈子做过贾先生的学生，值啊!"
采访曾华鹏时，他说出了贾先生受到学生拥戴的原因所在:"先生对我的
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人格.他身上的凛然的正气，刚直的性格，博大的胸怀，都是
我学习的榜样.五十多年前我们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先生的课是很受欢迎的.他
讲鲁迅作品，讲俄国文学，总是充满感情.他义正辞严地抨击作品中揭露的丑恶
安全知识小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现象，热情地赞扬美好的东西.虽然他的山西口音让我们不一定能听清楚每一句话，但这种爱憎分明的感情却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在课外我们同他接触，他评判
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也强烈表达出自己的爱憎.他特别憎恶那些庸俗，虚伪的
小市民习气，特别鄙视种种奴颜媚骨和权势官腔.这些当时都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先生身上所体现的这种
精神长期教育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范伯和曾华鹏还给我讲述了发生在贾植芳先生身上的真实故事.范伯
说：写贾先生人生经历的文章很多，其中常提到贾先生的一个习惯，即每次挨批
斗后要吃大排或大块肉来犒劳自己，以示他的乐观.其实，这种叙述还不够全
面.除了挨斗后的"自我犒劳"?，还有国庆节的"自我狂欢"：贾先生在复旦印
刷厂顶着"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期间，每月生活费只有30元，还要给远在山西
农村做农民的妻子寄去l0元.即使这样，每逢国庆节，先生也都到五角场去买一
点儿猪头肉，二两五的"小炮仗"(地瓜干酒)，一碗阳春面，来庆祝祖国的生日."小炮仗"是最便宜的劣质酒，喝完之后头痛欲裂，用先生的话说，就是
"痛得帽子要飞起来".但他还要喝，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
想，虽然自己被剥夺了庆祝祖国生日的权力，但他是真心爱这个国家的呀，打心
眼儿里盼着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走上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道路.
范伯和曾华鹏还提到贾先生与工人朋友交往的佚事:1980年代的一天，贾
先生在路上被一位骑自行车的青年工人撞断了腿骨.肇事者把先生送到了医院，后来听说他是复旦的老教授就害怕起来，先生反倒安慰他说:"你不要怕,
我有公费医疗.你把我送到医院而不是自己逃跑，就说明你的品质很好，我不会
为难你的."工人被先生感动了，后来成为先生一家人的好朋友.有一次发生小
地震，他在第一时间跑来帮先生转移到安全地方.贾师母下葬时，这位工人朋友
也在场.先生刚刚恢复自由时，住在复旦南面一个办公楼的小阁楼上，邻居是位
工人师傅，两家相处极好.工人师傅的儿子当时才四五岁，甚至常把贾先生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指使贾师母为他做饭等，他们都照做不误.那位工人师傅后来就像他们一家人一样，口口声声称呼贾先生"爸爸".
这次采访中，范伯和曾华鹏讲述了贾先生夫妻的"神话故事"：贾先生
与任敏师母相识于风雨飘摇的抗战期间，自从嫁给贾先生，师母经历了贫穷，流浪，逃亡，坐牢，包括流放青海，解除公职，回乡务农等一连串的人生灾难.
1963年秋天，当她结束青海监狱关押和流放生活，面临重新选择的时候，却毅然做出决定，回贾先生山
西老家等他出狱，为他的父母养老送终.这一去就是18 年.师母当了l8年的山西农民.曾华鹏动情地说:"先生和师母的深挚情义感动了许多人.任敏师母同先生几十年历尽人生风雨，始终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即使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也无怨无悔.她一直成为先生生活的依靠，精神的支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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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到了晚年重病卧床多年，先生全心全意予以照顾.当我们这些学生看到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还亲自手持汤匙给师母喂汤喂水时，没有一个不动容的."
孙郁透过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贾先生如何对待曾经站在另一个文化阵营里的"敌人"的.孙郁说:"读贾先生的文章，知道他对人赤诚，宽厚，比如对
待邵洵美.邵洵美属于绅士派，不喜欢文学'受难者'，不喜欢鲁迅，也不喜欢
胡风.贾先生属于胡风麾下的'七月派'，理所当然不在邵洵美待见的'文化谱
系'中.因为鲁迅文章的缘故，建国以后邵洵美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一直不好.后来，两个曾经是不同'战线'的作家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历史开了个大玩笑,
但贾先生善待邵洵美，并履行了邵的嘱托，出狱后写文章为他澄清历史事实.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的难友邵洵美》".邵洵美在狱中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对自己出狱的希望感到渺茫，他郑重地对贾先生说:"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
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负责接待工作并付账的是邵洵美，但当年所有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都没有提及他的名字.邵洵美希望贾先生"出去"后能写文章为他纠正记载上的"失误".第二件事牵涉到鲁迅.邵洵美说:"我的诗歌写得不好，但实
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诗人'，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
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UD贾先生一诺千金，写文章替邵说清了这两件事. 孙郁从贾先生对待邵洵美的态度，感受到他的大度和仁厚；又从其对待朋友
的情谊，体会贾先生做人的风骨.孙郁说:"贾先生对胡风尽了朋友的忠诚，从
不世故."关于贾先生和胡风的关系，范伯，高旭东的表达与孙郁是一致的.
范伯用贾先生两次被捕时的表现证明贾先生的正直:"1947年9月，贾先生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特务们让他带路去抓胡风，或将胡风住址告诉他们作为释放的条件，被他断然拒绝.1955年被捕后，审讯
人员多次要他检举胡风，说
是'立功赎罪'.贾先生坚持说:'胡风和我是朋友，我们是写文章的朋友，患
难的朋友.胡风以前对我很有帮助，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贾先生宁可把
牢底坐穿，也决不出卖朋友，不用朋友的血来换取自己的"自由".
贾先生无论是对国家，对人民，还是对朋友，对妻子，都付出了真爱.高旭
东说,"贾先生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
立足实证，重视理论，贯注独立思考的治学方法
章培恒把他今天取得的学术成就，归功于当年的三位老师.他在复旦中文
系求学时期给予他教育和影响最大，最深的是贾植芳先生和朱东润先生.他认为两位老先生的治学方法有共同之处，都注重独立思考，重视史料和现代的文学观念，贾先生还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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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说:"贾先生教育我们要认识现代文学，必须从读原着人手，从读鲁
迅人手.他反复强调鲁迅，也强调与鲁迅接近的人，如冯雪峰等."范伯和曾
华鹏讲述了贾先生在史料方面对学生的要求.他们说:"贾先生是我们的恩师, 不是说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但他是让我们在学术上'开窍'的老师，手把手教
我们做学问的老师.贾先生与我们和施昌东确定的毕业论文题目分别是'王鲁彦','郁达夫'和'朱自清'.他要求我们必须先把作家的作品原着从第一篇
读到最后一篇，然后去图书馆查阅报纸和杂志，发现新资料，还要求去采访作家
的家属".这些作业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作家论的研究成果.1957年，当《郁
达夫论》在《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者在《后记》里说:"作家论是我们盼望已
久的".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直到1980~，他们的另一篇毕业论文才得以出版，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本专着《王鲁彦论》."从史料出发"的要求，使他们从一
开始就踏上了做学问的正路，奠定了范，曾两位一生研究现代文学的学术基础.
范伯在通俗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每当人们向范老师表达
敬仰之情时，他总是说:"我研究通俗文学与贾先生当年的指导是分不开的.贾
先生从来就认为通俗文学研究很有意义，尤其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较纯文学更具优势."贾先生的这些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自他对于通俗文学资料的把
握.他告诉范伯，有一个叫周天籁的作家在1940年代的小报上连载一篇小说, 风靡上海滩，男女老少争相购报阅读，这篇小说就是《亭子间嫂嫂》.为寻觅这
本遗失的小说，贾先生了许多地方，最后在上海旧书店的书库里到，而书库
的目录上根本就没有这本书的记录.贾先生把这本书推荐出版，编人了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套丛书《海派文学长廊》，出版后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本书对范伯认识1940年代通俗文学整体面貌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 范伯称《亭子间嫂嫂》是"海派倡门压卷之作".范伯还说:"我每取得一
点儿成绩，先生就会及时地给予鼓励.当年,《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评传丛书》出版后，贾先生在《新民晚报》(1995年5月10日)上发表评介文章《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接着又在《人民日报》(19
95年8月3日)发表题为《开掘通俗文学的研究宝库》的文章，予以推荐.1999年《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作为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完成并且出版，贾先生在序言《反思的历史历史的反
思》中做出高度评价，指出此书出版的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它还完善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体系，更新了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某些观念'，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格局.'"
孙郁对贾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也给予总结:"文
革"结束，贾先生刚被"解放"回到复旦中文系，就参与编辑大型丛书《中国现
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主编其中的《文学研究会资料》和U,I-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两套资料书系；同时还参与发起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活出来的真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