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３卷第３期２０２０年５月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３Ｍａｙ
２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１６／ｊ
．ｃｎｋｉ．ｌｓｘｂｗｋ．２０２００３１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
１０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１９ＢＺＷ１５４
）作者简介：贺与诤（１９９２－）
，女，辽宁葫芦岛人，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张学昕（１９６３－）
，
———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作品为例
贺与诤， 张学昕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８１
） 摘 要：
自中国小说出现以来，声音叙事一直是呈现故事、解读文本内蕴、表达作者观点的方式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至当下，莫言、贾平凹、阎连科这三位持续写作３０余年的作家，
在当代小说创作发展中共同构筑起现实与历史、城市与乡土、文化与传统等写作视域的坚实骨骼。他们都曾通过声音叙事来体现迥异的写作个性，展现出不同的文化意指和审美趣味。透过莫言、
贾平凹、阎连科运用了声音叙事的长篇小说，可以发现声音叙事在具体文本中有着不同的输出方式。同时，声音叙事对于唤醒民间资源和文化传统、解读人性、填补历史空白、
想象现实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声音叙事；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历史；民间文化；人性 中图分类号：Ｉ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１２－
０６ 在虚构作品当中，
叙述者常常通过包括自己在内的各种声音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意志与思考，使读者融入故事的讲述活动中。因此，读者聆听故事的同时，
也在解读作品中的各种声音，判断发出声音者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深刻理解文本的多重内蕴。由此，形成了作者与读者间思维的“共振”，许多文学
作品也常常通过“声音”来显现其更为深广的内蕴。
于是，声音叙事渐渐脱离于人物语言、描写手法等范
畴，
成为包含了视角、人称、叙述声音等在内的独立分支。本文所探讨的“声音叙事”概念主要聚焦在包
含了人称、人物语言在内的叙事视角、话语范畴，以
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丰富的精神、社会、文化话语空间。在当代文坛中，贾平凹、莫言、阎连科这三位作家不仅年龄相近，且都是持续性写作３０余年的作家，他们分别以故乡陕西、山东、河南为写作发生的原
贾平凹简介点，支撑起中国当代写作的高山大河。他们的品格在作品中散发着成熟的气息、
雄浑的气魄与博大的胸怀。虽然呈现在文本中各有特，却共同构建起中国当下与历史、城市与乡土、文化与传统等写作视
域的坚实骨骼。他们在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声音囊括到自己的叙事策略当中。由于个人迥异
的风格及写作资源、
表达意图，声音叙事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状态，承担着各自的意义。
如果从他们作品细部或极具声音叙事特性的文
本上看，就莫言的《天堂蒜毫之歌》而言，该部作品由
２
１章构成，“每一章都由天堂县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作为开篇，开篇歌谣不仅仅作为形式，又作为内容本身串起２
１章小说的叙事。听觉所触发的视觉、嗅觉、味觉相互混织，进而与内心感觉一起形成叙事所延
贺与诤等：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声音叙事———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作品为例１１３
宕出的审美联想”①。《檀香刑》则围绕几位核心人物的狂言、恨声、说戏为视点，用多声部组成的“全知视角”呈现出一段传奇的历史。贾平凹的《秦腔》以中国西北古老的民间曲调名为题，借助民间资源，回望了陕西商洛棣花镇如何逐渐走向衰败，重温了中国乡土的百年历史。他的长篇小说《老生》中的灵魂人物则是一位在葬礼上以唱丧歌为生计的唱师，这位唱师的歌咏超越了现世人生“此在”的局限，传唱了时代更迭下几代人的命运辗转。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炸裂志》《四书》《日熄》等多部作品，都将声音作为作家呈现内心与现实紧张关系的一种方式。
从整体写作面貌上，贾平凹的声音叙事犹如一场绵密的诉说，娓娓道来，质朴却藏污纳垢。莫言的声音则仿佛是一曲“花腔”，九曲回肠，大有“风急天高猿啸哀”之感。阎连科的声音则是不假伪饰的呐喊，“大声疾呼”，有千军万马之势。透过莫言、贾平凹、阎连科运用了声音叙事的长篇小说，可以摸索出声音叙事在写作中的不同呈现方式，从而把握声音叙事对作家解读人性、填补历史空白、想象现实方面的功用，挖掘声音叙事背后蕴蓄的独特创作魅力，及其在唤醒丰富的民间资源和文化传统方面带来的启示。
一、莫言：复归传统的多声部叙事
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大踏步撤退》中提道：“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小说的凤头部和豹尾部每章的标题，都是叙事主人公说话的方式，如‘赵甲狂言’‘钱丁恨声’‘孙丙说戏’等等。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但其实也是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或者用歌咏的方式诉说着一段传奇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声音。而构思、创作这部小说的最早起因，也是因为声音。”②目前为止，关于《檀香刑》的声音探讨主要集中在“看客”形象、叙述人身份的转换、民间戏曲等多个方面。在纷繁多样的形式表达背后，蕴蓄着作者怎样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想象，实则更是值得深入思索和把握的落脚点。
《檀香刑》后记中所谓的“大踏步撤退”，也正是莫言对这部小说文体形式的自我评价。他讲的撤退，即回归到语言当中，回归到民间传统当中，以一种富于“音响效果”的方式向历史、人性的真实逼近。小说的语言中夹带了俚语、方言、曲调等元素，不仅将人物的性格、心态、命运生动地再现出来，也增强了故事的表现力。这种有点类似于说书的讲述方式，是向传统的一种特殊复归，也是向中国本土写作的回望。在写作中，莫言有意地削弱了文字间的魔幻气息，突出“猫腔”的声音，保持了更多的中国风格和民间气息。在《檀香刑》中，作为书中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写作载体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猫腔”，其实是以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茂腔”为原型的。因其曲折、凄婉的曲调，以及对家乡历史的诉说承载力，吸引了莫言的关注。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中的秦腔，也是民间曲艺的一种，至今仍然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广为流传，但是“猫腔”与秦腔在小说中的功用是有所不同的。在《檀香刑》中，“猫腔”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张扬的创作个性输出或文体方式呈现在写作当中。它是一种有声的文字，更加侧重在表达效果方面。在小说中，莫言在凤头部和豹尾部分别选取了不同的唱腔和曲调，如大悲调、走马调、娃娃腔、醉调、道白与鬼调、长调、雅调等。这些对不同人物作不同曲调的选择是独具匠心的。“猫腔”的介入赋予了文字以音乐般的高潮迭起，有了声调，充满张力，也使得文字所承载的历史富于声，实现了形式与情感的共振。１ ９００年前后，在那段动荡的历史时期，德国人修建的铁路宛如一条丑陋不堪的疤痕在烈日的烤晒下折射出逼仄、耻辱、刺眼的光。当火车的轰鸣声与“猫腔”悲戚的曲调交叠时，一场历史、生命的大戏应运开场了。
莫言通过不同人物不同声部、语调，故事里套故事，故事与故事在片段上不断地重复与衔接，从不同的侧面对故事进行立体式的展示。“眉娘的浪语重在情感，赵甲的狂言重在权威，钱丁的恨声重在蒙昧，孙丙地说戏重在尊严”③，莫言用“猫腔”谱写了一首关于历史、人性的变奏曲。其中，钱丁是《檀香刑》中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个充满人性“扭结”的人物形
①②③石竹青．莫言创作的民间经验与文化审美精神［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８（５）：６６７．莫言．檀香刑［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８：４１４．
洪治纲．刑场的背后———论《檀香刑》［Ｊ］．南方文坛，２００１（６）：３３．
１１４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４３卷象。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当中，钱丁是一个蒙昧
者。无论是昔日暗送秋波的“狗肉西施”孙媚娘，还是浪荡半生的戏班头子孙丙，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所做出的选择和走的道路都远比钱丁坦荡磊落。面对袁世凯和克罗德的羞辱，以及赵甲对孙丙执行檀香刑过程中对钱丁的颐指气使，钱丁心里纵然有万般无奈与耻辱，却仍旧做出了顺从、纵容的选择。所以，他的“恨声”也必将仅仅成为“绝唱”。虽然在小说的尾声，钱丁提前了结了孙丙的生命，为这位民族英雄减少了折磨和痛苦，但是也仍然难以颠覆他妥协、摇摆不定的形象。昔日安宁的岁月中钱丁的英雄性的角扮演，在危机到来之时彻底崩塌。那种属于官吏的、知识分子独有的悲愤和怯懦在他的内心盘根错节，最终像藤蔓一样捆绑住他的手脚。钱丁是时代的悲剧，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也因有这般懦弱的“钱丁们”深陷苦难，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我在《檀香刑》后记里讲的所谓‘大踏步地倒退’实际上是说我试图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再跟着别人的腔调瞎哼哼。”①阎连科在谈及民间资源时也曾说过“要用自己的嗓子唱自己的歌。”以往莫言的作品常常富于极强的魔幻现实主义彩，可以看出西方的文学理念在莫言作品中的明显转化过程。莫言的《丰乳肥臀》《酒国》等作品，虽然极具民间彩，但是仍充满着魔幻的气息。然而，在《檀香刑》中，莫
言竭力进行着“去魔幻化”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一次冒险，更是发掘中国民间资源，书写民族性的有益手段。同时，在这些与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相伴相生的唱词和曲调中，也蕴藉着莫言对世间所有生命、一切善与恶的包容与体谅（见表１）。
表１ 《檀香刑》多声部叙事示意图
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
１眉娘浪语６比脚１５眉娘诉说
２赵甲狂言９杰作 １０践约 １１金１４赵甲道白
３小甲傻语１７小甲放歌
４钱丁恨声５斗须 １２斗须 １３破城１８知县绝唱
７悲歌 ８神坛１６孙丙说戏
二、贾平凹：“散点透视”的传唱叙事
无论是《秦腔》中由日渐溃败的乡土文明奏响的挽歌，还是《老生》中面对百年乡土中国的成长缩影唱
起的阴歌，贾平凹的文字间仿佛有声音在律动，以商州土地为写作原点，传唱或哀叹出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境。在谈及写作时，贾平凹说过他要为他的故乡树一块碑，在《秦腔》中，从父辈到子孙后代，从“镜中花”到“水中月”，贾平凹将清风街上的一张张脸谱拾捡起来，拼贴、整合出他生活了１９年的丹凤棣花镇原貌，也揭开了破碎、陈旧的乡土中国一角。秦腔本身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传统戏剧，但在贾平凹的同名长篇小说中，它不仅是小说的题目，也是叙事和叙述内容当中的重头戏。贾平凹笔下的秦腔与莫言那种将“猫腔”作为一种表达、输出方式不同，他更多地将秦腔作为乡土中国的厚重底、文化道场，呈现在字里行间。
贾平凹笔下的戏曲秦腔饱含着风雨交叠的历史、波云诡异的现实和诉说不尽的人生况味，为那些愿意回溯、不愿忘本的人们所牢记。在小说里，秦腔始终贯穿在故事的情节中，弹唱在清风街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办喜事唱、丧事唱，解闷时唱，郁闷时也要唱。贾平凹通过夏风、夏天智、引生、白雪等不同人物对秦腔的态度呈现了人们面对时代变迁的不同心态。在《秦腔》当中，夏天智一生钟情于秦腔戏，无论周遭如何变化，唱上一段秦腔，品上一杯老茶，便马上来了精气神。哪怕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仍然要以六部秦腔脸谱书枕头、脸谱马勺盖面才能安息。夏天智无疑代表了乡土中国的父辈们，他们是土地的儿子，生命中写满了对土地的眷恋和深情。他们的身上也具备着中国千百年来的优良精神、道德传统和文化涵养。
与夏天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的儿子夏风。夏风自小在清风街长大，是清风街的两个大学生之一，大学
毕业后留在省城从事文化工作，以写作为主，非常厌恶秦腔。夏风作为新时代青年，他所接受的观
①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Ｊ］．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１）：１７．
贺与诤等：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声音叙事———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作品为例１１５
念、教育使其与传统的文化资源出现断层。在所谓的“扬弃”当中，舍弃了本不该舍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的选择，也最终导致了与乡下传统教育出来的青年人白雪婚姻破裂、分道扬镳。小说的尾声，夏风多重意义上的“出走”正确与否，他是否还会重回清风街为亲人立碑、为清风街立碑，是否还会回头看一眼哺育他，甚至是哺育过“千百个”夏风的乡村，我们无从而知。只知道，乡下的人们和中国西北这片苍茫的土地还在翘首守望着那些被城市化的浪潮裹挟而去的大地子孙。
随着现代化、城市文明的入侵，中国千百年来倚仗的土地日渐破碎，乡土文明也走向分崩离析。属于中华民族的蓬勃向上的灵魂根性也受到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资源正面临着走投无路的危机。夏天智和夏风父子之间的对抗也意味着新旧思潮交叠带来的激烈摩擦。引生作为秦腔戏痴，也作为新旧矛盾碰撞的代表形象，在作品中呼之欲出，与前面两位人物构成了更为复杂的三维关系。引生喜欢秦腔，痴恋白雪。虽然为大家所熟视无睹，但依旧张扬自信，我行我素，散发着属于乡村的蓬勃生命力与不加伪饰与雕琢的真挚。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到来，这位清风街的“灵魂人物”却随着秦腔一起走向了缄默。尤其是引生自宫的举动，似乎没有人应该为他承担责任，但这一切却仿佛宣告着一个青年的希望与信仰的破
灭，意味着乡土文明的彻底衰亡。引生的热情与疯癫、真挚与蒙昧，都随着浪潮中的清风街一道被“阉割”、埋葬。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同样有戏曲元素的还有他的长篇小说《老生》。《老生》中的叙述人是一位知晓古今的讲故事的唱师：“唱师就是神职，一辈子在阳界阴界往来，和死人活人打交道。……但就说尘世，他能讲秦岭里的驿站栈道，响马土匪，也懂得各处婚嫁丧葬、衣食住行以及方言土语，各种飞禽走兽树木花草的形状、习性、声音和颜，甚至能详细说出秦岭里最大人物匡三的家族史。”①唱师的唱词本身只负责记录故事，表面上看并没有唱师本人或作者本人的感情彩。但是与《秦腔》中的“白描”手法有所不同的是，《老生》中的这种诉说方式更具寓言性。唱师的话与《山海经》互为表里，使得情节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神话彩。并且，在宿命般氛围的笼罩下，似乎唱师诉说中的一切因果都早有安排。那些生灵，一朵花、一根草、一只小狗，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于是战争、暴力、死亡、饥馑、贫穷，包括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等等那些人为的变故，在自然面前、在《山海经》面前都显得不可理喻、拘谨和无奈。
戏曲也是艺术的分支，它和文学一样，能够承载、记录历史，也能够指出时代的荣光和失落。贾平凹用唱词记录了２０世纪乡土社会的更迭，通过散点透视的白描手法对乡土中国的面貌进行了全息式的细致呈现。除秦腔之外，空灵悠扬的山歌、机巧讽刺的俚语、充满寓言性的字谜等，也常常出现在贾平凹的作品之中，尤其多见于《火纸》《饺子馆》《猎人》等中、短篇小说。贾平凹透过一部部“有声”的文本，
描绘出他眼中“有情”的乡土版图，书写出自然与开化、城市与乡土、爱欲与文明之间亘古持久的生存悖论。孙郁曾评价汪曾祺说：“他只是在荒芜的岁月里恢复了某个文化的传统与趣味。他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众人的恬静洗练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于自己的本真，也接近于常人的本真。也缘于此，他那里流动的确是清美的意绪。”②这一论述同样适于贾平凹的写作。且不具体论说贾平凹的文字究竟复归了何种传统，单从贾平凹文字中的这些声音元素，我们就能够感知到沈从文、汪曾祺等“士大夫”的美学遗风，体味到其中平添的许多浪漫、抒情性的审美意味和文人意趣。他试图在写作中发掘善的力量，呈现历史的流变和潜在动力。可以说，贾平凹在整理自己思绪的时候，也整理了中国２０世纪的风风雨雨③。
三、阎连科：文本嵌套与作家介入
自１９７９年至今３０余年来，阎连科的写作始终在复杂的人性与现实生活间往返。他作品中所呈现的奇崛怪诞的想象、黏稠荒冷的语言，不仅形成了独特
①②③贾平凹．老生［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３．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腰封．张学昕．“原来如此等老生”———贾平凹的“世纪写作”［Ｊ］．当代文坛，２０１７（４）：７．
１１６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４３卷
的叙述气质，也暗合了他对现实、人性的感知与态度。阎连科在写作中始终坚持表达他自己眼中的现实，并强调要“用自己的嗓子歌唱”，从而构成了以“神实主义”为中心的真实观，其内核就是要挖掘人们精神内部的隐秘逻辑和人性中秘不示人的支流。在阎连科的“持续性写作”过程中，声音元素始终是他呈现现实的重要叙述方式之一。从《日光流年》中拟声词的视觉化效果，到《炸裂志》以炸裂市的地方志作为记录方式，《四书》作家的两套笔墨构成的“双声结构”，以及《日熄》中的作家“阎连科”所创作的“小说中的小说”，这些形态各异的文本嵌套与作家声音的介入，成为其对现实寓言性书写的有益补充。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炸裂志》是与其理论专著《发现小说》出版时间距离最近的一部作品。可以说，这部作品的问世是在向“神实主义”致敬。《炸裂志》的这种“地方志体”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收录了虚构出来的湖南村马桥镇的１１５个词条的文体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皆呈现了中国乡村的“别一种”真实情状。小说中夸张地描绘了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人们精神出现的异化现象，以及因受膨胀欲望鼓动在行为上表现出的怪相。《炸裂志》中孔明亮、朱颖、程菁等这些从“地方志”里“复活”的人物，一“入世”便按捺不住上演起内心最隐秘最渴望的物质崇拜、权欲膨胀、性爆发等戏码。整部“地方志”分为舆地沿革（主要讲述炸裂市从自然村到社会村、村改县、县改市、市至超级大都市的流变过程）、变革元年（万元事件、变革之碑、新貌参观等重要事迹）、自然生态、深层变革、防卫事宜、后工业时代、文化、文物与历史等章节。阎连科利用地方志具有史料真实性的特质，寓言性地表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
期人们精神的嬗变。“我是一个小说家，小说家最大的意义是个异化。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去写志史，而不是墨守成规地照搬照抄传统中的体力与记载法。”①《炸裂志》的文体形式是对固有文体的一种反叛，也是阎连科发掘现实行旅中的又一次突围。
另一部大量使用文体嵌套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四书》。阎连科通过《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三部文本中的“文本”，以三个相互交织的叙述视角来呈现故事。阎连科将同样的情节用不同的叙述视角来描绘，这样就使得读者能够感知到事物的不同侧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阎连科通过“操纵者”“受害者”和“异化者”三个不同的角度来书写苦难。这种叙述方式使得这段历史，或者说是记忆最终变得饱满、鲜活、直击人心。在历史布景之下，唯有一代代人们的情感记忆才是最终的落脚点。《四书》中的“作家”用两套笔法记录了育新区人们的生活。其中，《故道》是“作家”内心真正想要呈现的内容，而《罪人录》则是在监督人“孩子”的逼迫下，为了免受折磨被迫写就的。在《故道》中，“作家”吐露了真实的心迹，九十九区距离黄河还有４０几公里，由于千百年来的水灾泛滥，土质极差。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试图变沙地为良田是相当困难的，更不用说达到要求上所谓的“高产”。然而，在艰苦的岁月里，“作家”仍在试图用文字来安放良心，他在《故道》中不仅细致地记述了这场革命的荒谬，也将自己真实的心路历程记述下来。他也如实袒露了试图通过自己的笔拆散他所嫉妒的“学者”和“音乐”的隐秘心理。但是，在那部为保全自己而写就的《罪人录》中，“作家”索性选择彻底去说假话，呈现出与《故道》完全背道而驰的内容。他极端赞扬实则错误的各种举措，试图通过污蔑“学者”、偏向“音乐”的方式去拆散他们，最终造成了
“音乐”惨死。在《天的孩子》的“大环境”下，“作家”的《罪人录》和《故道》交织在一起，将时代之下人们错乱、惊恐、纠结的内心完全坦露出来②。
如果说《炸裂志》《四书》中还有着作者对当代中国现实的批判，那么长篇小说《日熄》则完全回归到人性本身，将人们自我意识中“恶”的一面呈现出来。在小说中，由于太阳的突然消失，皋田村爆发了大规模的“梦游症”，人们纷纷在暗黑无边的夜中展现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渴念。将读者自然而然引入沉思：人性的“两极”真相应该被湮没或怪罪在时代的洪流席卷之中吗？如果穿越俗世的窠臼，人性本身又存在多少种可能性？同时，《日熄》的另一条线索是由人物“阎连科”写作轨迹的微观缩影串联起来
①②阎连科．炸裂志［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３：３．
贺与诤．试论阎连科的“第三种乡土写作”———以“耙耧系列”长篇小说为例［Ｄ］．大连：辽宁师范大学，２０１８．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