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城人
作者：陈若鸣
来源：《文学教育》2016年第06期
        内容摘要：“边城”是沈从文作品的核心，沈从文研究的意义都是建立在对“边城”的不同阐释上，抛开文化意义上的有意拔高，从沈从文自身的经历和真实心态着眼，“边城”就是“城边”，沈从文既不是“乡下人”，也做不了“城里人”，而只是一个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城人，这种边缘人的心态其实才是沈从文研究中所谓城乡对立，或在更高层面上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真正出发点。
        关键词：边城 沈从文 乡下人
        在沈从文研究中，虽然研究的角度因时代的不同，在文本解读——主体意识——文化内涵之间游移，但对于“边城”的阐释仍然是企图从“城乡”对立中揭示出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意义。因此本文刻意屏闭对沈从文的传统解读和肆意拔高，其目的并不在于消解沈从文研究的意义，而是力图触摸沈从文的真实心态，进而走进真正的“边城”。[1]
        一.生来就不是“乡下人”，也不甘心做“乡下人”
        在自传的开头“我所生长的地方”一节中说得很清楚：“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2]文中反复地提到“小城”一词，可见沈从文从来就不认为他生活的地方是“乡下”，从“我的家庭”一节中，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的家庭在当时虽然已经家道中落，但在当地却绝非“乡下人”，至于沈从文在“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了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所作的描述，历来被作为沈从文是“乡下人”的证据，其实从沈从文“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民三左右地方新式小学成立，民四我进了新式小学”的记述看，沈从文最多不过是一个接触过“乡下”的少爷。沈从文曾经在“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一节中记述过逃学偷人船划的玩童经历：“……‘少爷，够了，请你上岸！’”[3]从文中“乡下人”、“少爷”的称谓中，不难发现沈从文不但不是“乡下人”，甚至认为对方才是“乡下人”，而在“乡下人”的眼中，沈从文则是“城里人”。
        可见，如果以《从文自传》中对“玩童”经历的回顾与留恋，来判断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多少有断章取义之嫌。
        二.想做“城里人”却做不了“城里人”
        1922年，沈从文离开湘西，只身来到北京，但城里的“人生学习”显然没有沈从文想像的“似乎应当有意思些”，他在《从现实学习》一文中谈到当时的生活状况非常的艰苦，他所居住的公寓都是湿霉霉的，经常两三天不吃东西，他在北京的日子，非常人能够忍耐，而且无人问津。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城里”的现实生活的幻灭，但反过来看却可以看出沈从文渴望成为“城里人”的执着。
        1925年3月20日，在沈从文成为生活中的“城里人”也失去希望的时候，《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市集》，1928年，胡适聘用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杨振声聘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以上诸人都是新月社的重要人物，可以这样说，新月派再次点燃了沈从文成为“城里人”的希望。
        新月派是一个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人小圈子，更是津津乐道于精英教育，但他们和沈从文这种“土鳖”有着文化基因上的天壤之别。在武汉大学期间，胡适、陈西滢曾鼓励沈从文学习英文，但是学了一个月，沈从文发现“我连二十六个字母也背不清”。这决定了沈从文是青岛大学新月派中的一个另类，自然而然会被新月派排斥在圈子之外。
        虽然没有资料直接证明青岛大学新月派对沈从文的排斥，但正是由于这“隔着一层”，使
沈从文“城里人”从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隔阂、疏离。早在武汉大学期间，沈从文就曾写信给他大哥：“我还是要坚持写作，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4]而在青岛大学期间，这种“隔着一层”显然进一步恶化，证据就是沈从文发表了《八骏图》，该小说就直接以青岛大学若干教授为生活原型，在沈从文的描述中，这些“骏”外表“老诚”“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一肚子男盗女娼。1935年12月，他在自存本《八骏图》的文后作了如下强硬的题识，这种题识无疑更能说明沈从文内心的真实想法：“当时为学生举例作的。发表后使得教授们大不高兴。本来不是为他们高兴写作的，所以只有让他们不高兴。事实上倒是把几位绅士画出来了。完全正确而生动的画出到纸上了。”[5]1935年12月10日，沈从文又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了《八骏图》题记，对所谓“城里人”的精英作了如下描述：“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这种观念普遍存在，适用到一切人事上，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6]
        事实上，即使沈从文的“八骏”和梁实秋的“八仙”不能一一对应，但将青岛大学的新月派
精英显然进行了对号入座，结果是沈从文无法再与这些教授共事而离开青岛大学。实事求是的讲，新月派诸人并非真如沈从文描述的那样不堪，沈从文之所以会对“边城 沈从文城里人”由向往转而对立，原因也许如孔庆东在《试谈沈从文的自卑情结》一文中所作出的分析，沈从文在面对“城里人”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乡下人”的自卑情绪。苏育生在《胡适与沈从文》中提到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先后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前一封说，为了不给学校‘弄笑话’，先可使用一学期。他讲课恐只能给学生以‘兴趣’，不能给‘多少知识’，‘钱不妨小点’。如果将来认为他‘无用’时，即使解聘‘也不甚紧’。后一信写在讲课之后，说他对讲课实在‘对付不好’，不知道哪些是对同学‘有用的话’，以至‘很感不安’”1928年任教上海中国公学，1930年任教武汉大学，1931年作者青岛大学的经历，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沈从文对“城里人”由自卑到不满再到对抗的心路历程。
        三.从对“城里人”的自卑到对“乡下人”的自傲
        沈从文借《边城》表达了对“乡下人”的情感：“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相反的，对于“城里人”却强硬的宣称：“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
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7]简而言之，《边城》这部书“城里人”是看不懂的，而作者并不打算对此作出改变。
        在《习作选集代序》一文中笔锋直指代表“城里人”精英的报刊、出版社编辑或评论家，这篇文章的火药味更浓，基本上可视之为沈从文以“乡下人”身份向“城里人”的宣战。文章一开头，他就用讥讽的口气表明了双方的不可调和：花费你们许多宝贵的时间，我心里真难受接着，沈从文又一再重申了这种不可调和，“不过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们喜欢什么，了解什么，切盼什么，我一时尚注意不到。”
        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文中对“乡下人”和“城里人”作了水火不容的对比：“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自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
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即使乡下人来到城里，这种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即或这个人已经来到大都市中……自然的，表面生活我们已经差不多完全一样了。可是试提出一两个抽象的名词说说，即如‘道德’或‘爱情’吧，分别就见出来了。我既仿佛生命里注定要拿一支笔弄饭吃，这枝笔又侧重在写小说，写小说又不可免得在故事里对‘道德’，‘爱情’，以及‘人生’这类名词有所表示，这件事就显然划分了你我的界限。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8]以上引文与其说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排斥，不如说是沈从文干脆把自己放在了“城里人”的对立面。沈从文对“乡下人”的认同甚至自诩，并非愿意做一个“乡下人”，而仅仅是以此作为对“城里人”的逆反，简言之，就是由对“城里人”的自卑转而为对“乡下人”的自傲。
        四.无“乡”可返的“返乡”
        沈从文曾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表达过“返乡”的思想，但事实上，他只在1934年1月初因母亲病重回湘西探过一次亲，很明显，这次“返乡”并非出于自觉自愿。虽然沈从文多次提及
湘西受到现代文明侵蚀而发生的变化，似乎不能“返乡”的原因在于“乡”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乡”。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沈从文在《水云》中与自己的灵魂进行的虚拟对话：“你口口声声说是一个乡下人，却从不用乡下人的坦白来说明友谊，却装作绅士。然而在另外一方面，你可能又完全如一个乡下人。”对于这种灵魂的拷问，沈从文也只能选择“沉默”。可见，沈从文的不能“返乡”，根本原因和他当初离开湘西的原因居然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初离开湘西是因为不甘做一个“乡下人”，后来的不能返乡，是由于不愿做一个“城里人”。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实现“返乡”，因为沈从文从来就不是一个他所自诩的“乡下人”。
        沈从文从一开始就不愿作一个“乡下人”，而是渴望做一个“城里人”，甚至对“乡下人”充满了一种厌恶，这是他离开湘西最直接的动因，但沈从文又不为“城里人”所接纳，这使沈从文由自卑进而产生逆反，自诩“乡下人”来对抗“城里人”正是这种逆反的表现，沈从文作品中，以《八骏图》为代表的“城市系列”和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系列”都是这种心态的文学呈现，这种心态也注定了沈从文只能是一个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城人”。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
日
        [2][3][5][6][7]沈从文.《从文自传》，第6页，第28页，第231页，第253页，第25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
        [4]刘超.《讲台上的民国》第2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
        [8]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发表于1936年1月1日《国闻周报》第13卷第1期，沈从文《从文自传》，第25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
        （作者介绍：陈若鸣，西南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