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穆旦为例谈阅读现当代诗歌的难度
吴礼明
读着穆旦的诗，实在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尽管有不少评述，但那些似乎都在隔靴搔痒。除了见到现代学者所作的对于古代诗歌批评的精细与功底外，我不得不说现代诗评没有一首在我看来是中意的。它们或大而化之，或蜻蜓点水，甚至不着边际地乱侃一顿，所以大多时候，读诗还得靠自己。
因为特别是对文人，我们除了领略他的作品，似乎很难揣摩其思想的踪迹，而不像政治家们，我们可凭借他外在的功业与言行，所以史家深谙此道，文人的传记做得简约，而不忘记附录作品于后以供参阅。
但是，一旦湮灭了文人的形迹，正如封闭起了本来就自闭的时空，我们便缺少了解读作品的
环节。在这里，文本主义似乎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挑战，自闭的文章如何能自动地打开一扇通畅的大门？所以，后来文本主义者们似乎不再追求一种纯文本的阅读效果。世界或系统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的，又怎么能孤立地看待文本的问题呢？
我这样说，那些“知人论世”者们似乎可以沾沾自喜了。其实不然！因为“知人论世”并非灵丹妙药，何况它首先要“知人”，而知人又何其难哉！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解读作品这个循环的出发点上了。当然，如果我们“知其世”则“论其人”又有何难哉？但这正好是因果倒置了。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现当代诗歌 无论如何理解作品都是必需的。我再也不出更好的理由来回绝之，特别是对一个教师来说，他需要向他的学生传导比较理性、确定的、具体的、而不是超验性的，模糊的，不定的东西。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尽讲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而其中有些地方还要求学生去“参悟”！
阅读作品，首先要讲形式。比如艾青的小诗《我爱这片土地》，（见人教社高中试验修订本第三册，下同。）教参分析说，全诗以“假如”领起，用“嘶哑”形容鸟儿的歌唱，并续写出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转写鸟儿死后魂归大地，最后转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自身的
形象。
这样的分析是大而化之的。其实本诗的构造是巧妙的。诗作的叙述主体先由“我”让渡为叙述客体“鸟”，继而塑造了一个“精卫填海”式的形象，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它歌唱，接着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它甚至一直唱到了死。这是一个隐含着层递关系的语义结构。
下一步是联系所唱的内容。如果我们能联系1938年的时代背景，就不难理解祖国遭受的苦难与这块土地上的“精卫”们“填海”的悲壮了。需要指出的是，“鸟”的形象是不能完全代替“我”的形象的，因为诗的开头的语言已经给我们以足够的暗示。“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很显然，“我”这个虚位抒情主体所包涵的形象则更为丰富。“鸟”儿可以歌唱，而“我”不仅如此，还应该拿起刀和。在诗歌的结尾，“我”的形象与开头相呼应，用“卒章显志”的办法深化了诗作的主体形象，提升了诗作的理性审视。
艾青这首诗还比较有迹可寻，并且也没有太大的语义转换。在这方面，穆旦的诗的理解就显得相当的困难了。因为它的语言绝非我们惯常所熟悉的那种略带传统审美与文化暗示的语言。因为穆旦的诗是一种彻底的现代主义，一种已斩断了与传统的任何纠葛。这对于仍深植于传统的大多数人来说，其语言本身就有一种疏离感。
而且，这种语言写成的诗已完全摆脱了传统汉语诗的韵律和节奏，完全成了诗人个性化的产物。这种个性化的东西如果有了一个显在的个性化文化背景，自然能够被我们愉快地接受，但事实恰恰相反。以《赞美》为例，虽然诗作每一节的结尾都用了反复性的的一句，但它所起的作用仅仅提示诗作所描写的意向向意念中心辐辏，而不能作为我们可以纳入一般阅读习惯的文本框架的表示。
显然，要理解他的诗，我们必须对作者的现代西方文化背景有一个了解，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深入穆旦所喜爱的作家的诗作与风格，如惠特曼式的风格与句式特点之中。
这样说来，读诗实在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不过，这些其实还不成为实质性的问题，更为致命的是，作者写诗时所联系的具体的时代背景，和他写诗时的具体心态，我们是很难揣摩的。因为语言不可能精确地描绘一种实境，一种思想，何况诗的语言其跳跃性、其涵盖性，甚至其模糊性是那样的巨大；那么一首诗的真正的意图，我们便很难去寻了。失去了这些能够寻的“诗痕”，我们又被迫面对一个新的“李商隐”了。这就是通向所阅读作家的“暗道”，被封闭了。
诗人西川说：所谓“暗道”，或是一个符号，或是一种语言方式，或是一种价值观念，或是
一个形象，或者甚至就是一个词。这个词、这个符号等等，就像一个按钮，你按到它，作品才向你完全打开，作家才对你一个人说话。每一个作家都有通向他的暗道。但是历史的代价是，随着作家的离去，这暗道也便自行封闭。在某些情况下，到通向某一作家的暗道需要很长时间……历史埋没了数不清的光辉的名字……大概就是文学史家们不到通向他们的暗道，因此他们成了时间的秘密。（《个我，他我，一切我》）
对于穆旦的诗作动因，人们在寻，但要到那条诗人向外的“暗道”却实在是不容易的。不过有幸的是，“人们想到一个问题，即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在昆明的兴起。穆旦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受到西方现代派诗的影响，而且他们身边还有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他们的老师威廉•燕卜荪。这位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开了一门课，叫做“当代诗歌”……”（王佐良《论穆旦的诗》）
但这个“暗道”的打开其实也是困难的，因为作品的共性与个性之间有时绝对是不可调和的。试想一下作者的心境与所呈现的意象之间若不被大多数所知晓，那么怎么去指望它长留后世呢？只是到了个别偶然有类似感触或经历的人读到此作后，把它用一种普适的语言还原出来、被我们所接受、并认为是好的作品时，它才得以流传下去。但这样的东西又何其少哉！所以，穆旦的发现是一种或然的必然，我想他太运气了。
但穆旦又是不幸的，他成了诗歌阅读的一种障碍，他的诗还不被充分的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还缺少一种眼光，一种成熟，一种深邃。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那么一定少不了用放眼世界的眼光去看待文学。但是，这得先有一个充分的中国化。看看我们现在的文坛，也许很多人都有一种不认可的感觉。老实说，上《死水》绝对没有教《再别康桥》那样与学生有一个“亲密的接触”，因为在后者其实有一个精致的音韵与造词的传统内涵。相比较而言，有些现当代诗作虽然在文字上对阅读不构成但在语言上却构成一种障碍。这种东西是一种与“非中国”的有关。例如，诗人梁小斌的《我热爱秋天的风光》就并不是一首很好读的诗。在这首诗里，令人费解的句子不少，有的句子除非作哲学的抽象解释；但事实上，它又不够哲学与思想的底蕴。
这首诗第一显眼的费解是第三节，这不仅仅是因奇数句而显得突兀，更是由于这种表达与那种“赞美”的情调格格不入；即使作字面的解释，那也一定是非常的牵强附会：“被遗忘”从哲学上讲就是被否定，也就是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诗句所解释的那样。即便如此，诗作也是恶的，因为那种韵律之美遭到了破坏，诗的内容也因而受到消解。诗虽贵独到，但非有意横行。在这首诗里有意造成疏离感的句子不止一处，如第一节诗里的第四句、第九句都与诗作的抒情性不合。
特别地，当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该作与艾青的诗作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成熟的技巧对表达的重要性了。在艾青的那首诗中“我”有一个明显的转换，有人也认为在梁小斌的那首诗中也存在着一个“我”的转换，这种说法其实是欠考虑的。因为既有的暗示不存在，而诗作在第一节中又缺乏应有的对诗歌来说是必要的疏离——分节。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再去掉诗作的那些赘句，我以为就是本诗也要比他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显得“成熟”。
当然，穆旦的诗不会出现理解上的不成熟之感，但其疏离感却是很明显的，虽然我们能够粗略地感知他的诗歌。例如，“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用“太悠久”来形容感情却是突兀的。又如写到一个农民，“多少朝代在他身上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绝望压在他身上”，“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也要我们琢磨再三的。“为了他我要拥抱一切，为了他我失去拥抱的安慰”，是感情的赤裸，还是行为主义的表述？王佐良说：“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怪不怪？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正视之。如果不是专门从事诗歌研究的学者，他是不是能够对一位对他来说并不熟悉的诗人的诗能作出很敏捷而精到的评价？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而且作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会问，是我们真的不能去领会诗人的幽闭的深心？还是包括我们自身在内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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