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悲剧比较
对于“悲剧”一词，我最初对它的理解是一些不幸的、痛苦的事情。然而在美学课上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发现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并不如我理解的那样。我知道了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并不等同于“悲惨的事件”。下面先来说一下美学意义上悲剧的一些特征。
首先，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正面人物。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这就规定了悲剧主人公善的品格。这里所说的“正面人物”，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英雄人物，又包括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的小人物（《祝福》中的祥林嫂），但是他们共同一致的品格是进步、纯洁、善良。正面人物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的悲剧主人公不但以美的魅力去吸引观众的注意，而且以善的品质去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以死殉情，用人文主义克服家族封建意识；还有的悲剧主人公内心深处充满了真理与谬误、进步与落后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结局是：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真制服了假，善克服了恶，美战胜了丑，然而却在这一倾刻遇到失败或毁灭。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奥赛罗、《李尔王》中的李尔等。之所以悲剧主人公要是正面人物，这主要原因是为了唤起人的同情感，产生悲剧效果。
爱情悲剧
第二个恃征，在悲剧冲突的展开中，用美的毁灭来否定丑的存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善与恶、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新生力量在强大的邪恶势力之下暂时毁灭了，失败了，造成了悲剧，但是，悲剧可以摧毁一个崇高伟大的人，却不能摧毁一个人的崇高伟大，美的被毁灭只是具体形式，其精神却完全战胜了丑和邪恶势力。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火造福，而被判永久锁在悬崖绝壁上被凶鹫啄食肝脏，岂不悲壮！然而他的精神之壮美却永远存留天地之间，并彻底战胜了宙斯的凶残。
第三，从悲剧效果来看，怜悯、恐惧、陶冶、净化、提升——这是欣赏悲剧逐步展开的心态感受。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必然首先要唤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进一步在领略悲剧美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心灵得到陶冶和净化（即情感上的熏陶、感染与升华）。“恐惧”，是因为美的毁灭而引起的惊骇之情，但这种恐惧要适度，过多或不足，都可能影响悲剧的效果。由于悲剧的特殊性，它不但给人莫大的审美愉悦，还会给人以真的启迪：理想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充满了艰辛曲折；要实现理想目标，必须经受住挫折，准备付出代价，以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
    了解了在美学上悲剧的特征之后，我们再来谈一谈中西方悲剧的不同。
    首先，悲剧的主人公不同。西方古典悲剧，是对最重要最伟大的人物的一种模仿。其主人公一般是力量型的、进攻型的男性英雄，其目的在于强化悲剧的冲突。而中国古典悲剧强调的是忍耐，其主人公一般是受迫害的、善良弱小的女子。例如《窦娥冤》、《桃花扇》、《梁祝》、《娇红记》等，这些人物的人品往往完善的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某些要求，如忠、孝、义等。软弱加上伦理观念的束缚，导致中国悲剧人物只能以忍耐为特征。总之，西方古典悲剧的主人公是敢于斗争的英雄，其中大多数是男人，即使是女人，也是和欧里庇得斯创作的美狄亚一样刚强的；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基本上是受迫害的小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女子，就算是有地位的男性，也往往像《精忠旗》中的岳飞一样备受迫害。
    其次，中西方悲剧冲突不同。西方古典悲剧的整个过程是冲突的逐步升级，其主人公是主动的，他们往往用行动来抗争；而中国古典悲剧则主要描写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总的来说，西方悲剧冲突的双方是迫害与反迫害的关系，其斗争往往旗鼓相当，难分难解；而中国悲剧斗争双方主要表现为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冲突的剧烈程度大为逊。并且西方悲剧的外在斗争往往都以内在斗争为基础，而中国悲剧一般没有多少内心冲突。其中比较典型的人物就是窦娥，她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理性的闪光，几乎没有矛盾斗争，一直都是默默承受，像窦娥一样没有判断能力的任务还有很多。《精忠旗》中的岳飞只知道忠于皇上，
却不知道什么是忠于皇上的最好方法、皇上是否值得忠于等问题，所以他只能被动地受害。《娇红记》的爱情悲剧也是由于认识上的不足造成的，他们把封建家长看作神圣不可反抗的。总之，中国悲剧内在冲突的缺乏是主人公不能进行积极抗争的主要原因。
    再有，中西方悲剧的结局不同。别林斯基认为：英雄在结局必须死去，“如果没有这个牺牲或死亡，他就不成其为英雄，便不能以自己个人为代价实现永恒的本体力量，实现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可见西方悲剧的结局是英雄用生命去斗争，是冲突的白热化。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悲剧往往以喜剧的形式结尾，是冲突的和解。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管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这种令人高兴的结局一般不是主人公自己争取到的，而是借助一种被西方人称为“降神”的外在力量实现的。《窦娥冤》的结局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其复仇是她的鬼魂借助做了官的父亲来进行的。有类似结尾的悲剧还很多，如《雷峰塔》、《精忠旗》、《长生殿》、《清忠谱》等。中国悲剧的这种结局是对主人公被动受苦的肯定。
    最后，中西方的悲剧精神不同。这个不同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决定的。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
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因此，西方悲剧中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惊天动地的斗争体现了他生命的价值，他的死是问心无愧的。因此观众不会因为主人公的牺牲而绝望，而是被他不朽的斗争精神所感染。而中国文化是内陆形的，“它的政治思想是稳定，它的哲学思想是中和，它不是一种进取性，而是一种保存型的文化。”中国文化缺乏怀疑和否定的力量，中国人往往对不合理的东西采取容忍态度，反对矛盾冲突。
所以中国悲剧人物的内心往往被一些封建教条所占据，只有一些片面的“忠、孝、义”等。这些人物不敢向传统观念挑战，所以他们的外在行动也就不能和西方悲剧人物一样大刀阔斧。小人物充当悲剧主角也是中国人对不合理现象容忍的结果，因为小人物就像路边的小草，任人们的脚踩却一点也不反抗。这些善良弱小的人物没有能力也没有想到积极地创造幸福，但又不甘心受苦到底。因此中国悲剧只好依靠外在的力量实现结尾的大团圆，以便获得“诗的正义”，即中国人所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快乐的结尾从表面上看是受苦人的希望，实际上却是被迫害者的精神。观众看了这种戏，虽然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但心中积极进取的欲望却被大大地削弱。总之，中国悲剧的这些特征都是由其保存型的文化所决定的。
    以上这些就是现实中的悲剧和美学意义上悲剧的差别以及中西方悲剧主要的一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