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特稿】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21年2月
（第2期，总第286期）
Feb .,2021（No.02,G eneral No.286）
收稿日期：2020－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研究”（08BZW026）作者简介：刘生良（1957－），陕西洛南县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陶渊明与《庄子》
刘生良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陶渊明对《庄子》的接受，较之前代文人程度更深，范围更广，感情更真，层次、品位和境界更
高。这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亦见之于生活实践中；既体现在话语文意的引用与浑化，文学观念的继承与
发扬，文学手法的借鉴与发展上，更体现在人生态度的效法与践行以及社会理想的承传与建构上。这在魏晋
时代乃至此前的庄学史上都是相当突出的，不仅较前有所拓展、进步和提高，而且具有更显著的积极意义，
也因而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陶渊明；《庄子》；接受；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21）02－0010－04
陶渊明（365－427）是晋末宋初的著名诗人，也是魏晋南北朝成就最高的文学家。他出生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一个业已败落的庶族官吏之家，少年时既游好六经，有大济苍生的宏愿，又热爱老庄，“质性自然”。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的动乱年代，思想上经常儒道交战，在经历了“五官三休”的反复后，最终不愿为五斗米
折腰，
毅然告别官场，归隐田园。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玄学盛行，《庄子》以其浓郁的思辨彩、浓郁的文学性以及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传播极为广泛。
渊明深爱庄子，在《拟古九首》其八云：“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
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①[1]表明他对庄子甚为景仰，且引为知音。陶渊明对《庄子》的接受，
较之前代文人程度更深，范围更广，感情更真，层次、品位和境界更高。这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亦见之于生活实践中；既体现在话语文意的引用与浑化，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扬，文学手法的借鉴与发展上，更体现在人生态度的效法与践行以及社会理想的承传与建构上。
一、对《庄子》话语文意的引用与浑化
从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所列引书的若干情况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49次[2]。仅以《庄子·天地》篇为例，陶之《命子》其九曰：“厉夜生子，遂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此出于《天地》中“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句。其《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一词源自《天地》篇的“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此外，像“自然”“真”“鼓腹”“虚舟”等《庄子》特有之词，亦常见于陶诗陶文。由此观之，陶渊明对《庄》
文十分熟稔。不仅如此，他更多的是把《庄子》的文意、精神浑化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以至于他的诗文看似处处无庄，实则处处融庄，庄子精神与诗文语言之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①本文所引陶渊明作品，均出自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以下只随文注篇名。
陶渊明与《庄子》/刘生良
很多诗文名句，即使“很难在《庄子》中到形似之语，但可以到神似之精神”[3]。这就不仅是熟稔，其运用《庄》文的自如程度，简直可以说是已达到了浑融无迹的玄妙化境。
二、对《庄子》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扬
龙雪树陶渊明对《庄子》文学观念的继承和发扬，集中体现于“自然”与“天真”。这与《庄子》中屡屡言及此道不无关系。《缮性》篇云：“莫之为而常自然。”《渔父》篇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以为不加修饰、自然而然是万物最好的状态，渊明对此颇为赞同。其《饮酒》其五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说明他已领悟到言不尽意的存在，认识到文学创作重在天然本真，无须过分重视和雕饰其言。苏轼《东坡题跋》评价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膏”与“美”指其内在情感意趣的丰腴浓美，源于陶公生活经历之丰富及感受见解之高深，而“枯”与“淡”则指其外在语言特之质朴平淡和不加修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自然”“天真”之表现。其内外结合，浑然一体，故能“质而实绮，臞而实腴”（苏轼《与苏辙书》），“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
），达到天生丽质、天然绝美之无比高妙的审美境界。陶文之真率自然，清新飘逸，也颇似《庄》文的风韵。
三、对《庄子》文学手法的借鉴与发展
陶渊明在文学手法上对《庄子》的继承，不在于奇谲夸张、汪洋恣肆，主要体现在幽默、议论和营造玄境上。《庄子》语言极富幽默彩。《秋水》中坎井之蛙对东海之鳖炫耀井中之乐，并邀请东海之鳖去井里游玩，孰知水井竟容不下东海之鳖的一只脚。这是庄子对那些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之辈的讽刺。《至乐》中庄子偶遇一骷髅，问骷髅为何而死，又故作大方地问骷髅是否愿意回到人家，骷髅愁眉苦脸地说：怎能放弃死之乐而遭受生之苦？活人遇到骷髅，还与之谈话；骷髅本就一堆骨头，却能愁眉苦脸；又谓活着比死了还痛苦。这些看上去可笑，实则是庄子对于现实人生处境之悲慨。庄之奚落惠子“鸱嗜腐鼠”，挖苦曹商“舐痔得车”，讽刺儒生“诗礼发冢”等，都具有幽默谐趣的特。陶渊明诗文中这种带有讽刺性幽默的地方也不少，可以其生前所作《挽歌》三首为代表。这三首诗分别写了陶渊明想象中自己从死亡到出殡的过程。他说死后就可以什么都不忧虑了，唯一的遗憾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惜“昔在无酒饮，今但湛空觞”，生前无法尽情畅饮，死了之后反而饮之不竭。自己给自己写挽歌，本身就给人以诙谐感，而渊明不恋人世，反而享受死亡，遗憾的不是未能建功立业留名后世，而是没有喝酒的机会了。这使读者忍俊不禁，为渊明对待死亡的态度所折服；然在浅笑之后，又会感知一丝辛酸与悲凉。可见幽默只是渊明发泄情感的一种手段罢了。又如《闲情赋》：
陈璧君简历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髩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而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
此是“我”对美人之爱慕的表述，愿为衣领、裙带、发油、眉黛，却又担心美人脱衣、更裳、沐浴、新妆会将“我”抛却煎毁。陶渊明将这些微不足道的担心刻画得细致入微，幽默彩非常浓厚。幽默底下深埋的是渊明对理想追求过程中遇挫无数后的无奈与自我嘲讽。这些幽默之笔如同《庄子》一样，以表层的喜剧来掩盖蕴藏深层次的悲哀与忧伤。陶诗多有就事寓理、富含哲理的精彩议论，或取效于庄子的“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不待多言。庄子以大道、天地、自然为含真蕴玄的母体，创造出阔大浩渺、生生不息的艺术境界，其文富有诗一般的意境，玄虚而闳深；陶渊明则置身于天地自然之中，多通过对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的具体描写来寄寓真意妙谛，营造出难以言表、耐人寻味的玄妙神秘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其诗文中那浓厚的田园情趣，那欲辩已忘言的玄秘意境，无不来源于庄子的启导，是《庄子》的流觞和发挥，但较之亲切可感。限于篇幅，也恕不展开。
四、对《庄子》人生态度的效法与践行
陶渊明在诗文中表达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人格，与《庄子》一脉相承。陶渊明之基本特点，是崇尚自然和安
炫酷的壁纸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02期
贫乐道。他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和庄子一样，追求自由、诗意、艺术化的人生。陶潜质性、志趣追范庄周，不仅在诗文中这样说，而且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地践行其言。陶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田园，与庄之拒楚王聘而宁愿“曳尾涂中”，何其相似乃尔！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其一生是“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其一生是艺术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辞官、拒请、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4]。在对待生死这一问题上，陶渊明也和庄子观念相通，和庄子一样表现得非常超脱、旷达。正因为陶渊明在人生态度上效法庄周，弘扬了魏晋士人所崇尚的艺术化人生和理想人格美，使他成为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和最高体现。
五、对《庄子》社会理想的承传与建构
陶渊明“桃花源”的社会理想来自道家老庄，尤与庄子的“建德之国”一脉相承，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春秋末年，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至战国中期，庄子更进一步具体描绘出了“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这一理想社会的蓝图。《庄子·山木》篇云：“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
朴，少私而寡欲；故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往行，乃蹈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庄子此“建德之国”，与其“至德之世”互为表里。关于“至德之世”，《庄子》外杂篇一些篇章中有比较完整的描述。如《胠箧》篇云：“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类似的说法，还见之于《马蹄》《天地》《让王》《盗跖》诸篇。及至晋宋之际，陶渊明写作了《桃花源记（并诗）》一文，讲述了一个武陵渔人发现“世外桃源”的故事。文中的“桃花源”，显然是陶渊明在动乱时代给人们描绘出的令人神往的理想社会，是作者社会理想的形象写照。仔细对读比照，我们不难看出陶公的“桃花源”和庄子的“建德之国”颇有相同相似之处。其一，他们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无关乎君臣，“恶知乎君子小人”，都具有平等和谐的特点；其二，无论是建德国民的“猖狂往行，乃蹈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还是桃花源人的“童孺纵行歌，班（斑）白欢游诣”，“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都具有自由快乐的特点；其三，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桃花源人“咸来问讯”，“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都具有人性纯真、民风淳朴的特点。除此之外，二者还都具有地域僻远、文化落后的特点，一在南越，一在武陵；一为边邑，一为“绝境”；一愚朴寡欲，“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从这些相同相似的基本特点看来，二者前后相承，一脉逶迤，陶之理想画图“桃花源”，简直就是庄之“建德之国”的翻版和更生动具体的写照。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二者有相异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庄子“建德之国”的社会理想是要回到原始社
会，是一种原始状态、自然主义的社会理想；陶渊明“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却将其社会状态大致锁定在“嬴氏乱天纪”之前的先秦战国末期，即周秦之际，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为特的社会理想。这与社会的发展、作者的思想认识和人生选择有关。“建德之国”这一社会理想，乃庄子顺应自然、逍遥游世的个体人格理想合乎逻辑的扩大，是其建构的理想世界的又一境界。这种原始状态、自然主义的社会理想，在一般人看来，难免有复古倒退、愚昧落后之嫌。然而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这在当时还“不失为一个革命的见解”[5]。近年来生态美学思想流行，从这一新的学术视角看来，庄子这种原生态、纯自然的社会理想之价值和意义，就更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6]。和“建德之国”一样，“桃花源”也是虚构的乌托邦。这种理想虽然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它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和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陶渊明所写“桃花源”中的社会生活，保持着周秦之际的状态，那也是好几百年前的情景，当然也有复古的彩，正如清人邱嘉善所说，其“设想甚奇，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使人神游于黄农之代”[7]（卷五）；但它毕竟不像庄子“建德之国”那么原始，而向人们的现实生活靠近了许多，所以其价值和意义相对鲜明一些，人们的理解和接受相比也要容易得多。要之，陶公“桃花源”理想是以庄子“建德之国”为蓝本，在本质上是其直接承传。从“建德之国”到“桃花源”，说明陶渊明在构想其理想社会
陶渊明与《庄子》/刘生良
图景时，一方面继承了庄子的思想和蓝图，另一方面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其有所
发展。据学者考证，《桃花源记》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当作于宋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58岁时[8]。其时他受道家思想影响尤深，因此，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与庄文中“建德之国”的社会理想存在血缘关系，就理所当然，不足为奇。不仅如此，它还是庄子“建德之国”社会理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更加文学化、诗意化的阐释和演绎。承载着先辈的理想愿望，继承发展了庄子思想和蓝图的“桃花源”理想，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加明显而深远，故后世“桃花源”“桃源”被作为理想社会、美好生活和境界的代名词，在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中的歌咏不绝如缕。总之，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来自道家庄子的“建德之国”，对其有继承，有发展，对后世的影响也更明显，更深远。
记忆犹新的意思综上所述，陶渊明在文学创作中对《庄子》的接受，在魏晋时代乃至此前的庄学史上是相当突出的，不仅较之曹植、阮籍、嵇康等前代文人有所拓展、进步和提高，而且具有更显著的积极意义，也因而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225．
[2]朱自清．朱自清序跋书评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3．225．
[3]方勇．庄子学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42．
琴女技能[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2版）．62－63．
[5]郭沫若．庄子与鲁迅／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67．
[6]刘生良，康庄．《庄子》生态美学思想资源再探[J]．思想战线，2010（4）．
[7]邱嘉善．东山草堂陶诗笺（清刊本）[M]．
壮阳的最佳方法[8]陶渊明研究会．伟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事迹、诗文年谱简编[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2．201．
［责任编辑：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