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寓言故事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160篇。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中明确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1]（501）这段话把著书意图、编辑体例、书名由来及成书后吕不韦的踌躇意得都表述得非常清晰。
《吕氏春秋序意》篇载：维秦八年，岁在 滩，秋，甲子朔[2]（74）该书成于维秦八年,即秦始皇即位八年（前238年），或以秦纪年计，当从庄襄王二年（前248年）灭周始，则维秦八年当为前239年，此后二年，秦始皇十年（前237年），吕不韦被黜；又二年（前235年），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1]（502）（《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诸宾
二、《吕氏春秋》寓言用事说理先提出论点后引述故事
《吕氏春秋》文章短小精悍朴实简劲，用事说理生动有趣，把丰富的神话传说、轶闻故事用作寓言，以讽喻时事寄托教训。许多古代史料借助寓言形式在书中流传下来。据统计，《吕氏春秋》中有寓言故事二百余则，这些寓言大多趣味生动，情节完整，具有战国末期寓言文学的很多特点。尤其是该书在寓言的写作运用上，往往采取先提出论点或命题，然后依次引述一则或数则故事加以论证的写作方法，这正显示了寓言文学发展的 趋势。吕书的这一形式上承《庄子》，下启韩非子寓言分类汇编形式，这种运用寓言论证事理的方法，既生动形象又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令读者很容易从一成串的故事中感受到其论点命题的正确。因为这些故事给人的印象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它们论证的命题就毋庸置疑了。如《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篇，开笔就提出命题：辩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2]（66）随后依次引述了这样几则故事：
其一，盗亦有道：
跖之徒问跖曰：盗有道乎？跖曰：昔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辩若此不如无辩[2]（66）。
这显然是对辩而不当论的形象阐述和印证。人们只要从故事中确信辩若此不如无辩,那么就会承认其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命题的正确性。随后作者又引述了《楚有直躬者》的故事：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
孔子行道而息，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请往说之。因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说，相谓曰：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解马而与之[2]（94）。
这则故事显然含有一定的讥讽孔子情绪，子贡归属孔门能言善辩之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上说他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1]（406）。足以证明子贡本领的确不小。可是作者却偏偏让他在这里丢丑，毕辞，野人不听,反而让那个刚跟随孔子不久的粗人一句话解决了问题，其中的褒贬抑扬之情已经很明显了。紧接着作者议论道：说如此，其无方也而犹行，外物岂可必哉？[2]（94）这样就把故事纳入了其道家思想的轨道。
反映法家思想的寓言在吕书中也占有相当比重，典型的是《慎大览第三察今》篇，作者
其二，刻舟求剑：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2]（106）？
这则寓言同样讥讽了那些法先王的保守派：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徒矣，而法不徒，以此为治，岂不难哉？[2]（106）作者 的是法古，提倡的是察今。法犹坠剑，时犹行舟。时有今昔，法有新旧，于今时求旧法，刻行舟求坠剑，岂非水中捞月。但这并不是要割断历史，古人还是需要借鉴的：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2]（105）对于历史经验，要结合当时现实灵活运用，这是对法家进化历史观最精彩的总结与概括。
其三，引婴儿投江：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 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2]（105）。
故事极为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泥古不化者的幼稚荒唐和愚蠢，论述了其变法者因时而化的思想。
反映儒家思想体系的寓言，在吕书中更多见，诸如《爱士》《至忠》《忠廉》《介立》《遇合》等篇章所载的十几则都属于这一类别，《异用》篇中的《网开三面》《文王泽及髊骨》更是儒家用来宣扬仁政， 的代表作。
《吕氏春秋》寓言正像其书一样，在思想内容上未免有些驳杂，这或许就是杂家寓言的特。这一特的产生与形成，一方面可能与当时秦国的 军事形势及学术上 渐趋结束而转向调和统一的要求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寓言文学本身处于总结批判及发展阶段。《吕氏春秋》寓言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而出现的产物，因此它不仅对先秦寓言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而且为后人研究先秦诸子各派学说及寓言故事提供了宝贵资料，这是其他诸子史籍所不能替代的。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
[2]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校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6.
[3][东汉]班固。汉书[M]. ：中华书局，2007.
[4][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M].葉瑛，校注。 ：中华书局，2014.
[5][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 ：中华书局，2013.
《吕氏春秋》寓言故事的特点-儿童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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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故事论文精心整理范文10篇之第三篇：《吕氏春秋》寓言故事的特点
摘要：《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一部辑合诸家思想的学术著作。它以寓言的创作形式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保留了战国时期寓言文学的许多特点。吕书在寓言手法运用上采取先提出论点或命题，然后依次引述一至数则故事加以论证的写作方式；各个寓言故事呈现出一个没有统一观点标准，嵌合并展现各家学派的鲜明印记。
关键词：《吕氏春秋》； 寓言故事； 论题材料； 诸家学派；
寓言故事论文精心整理范文10篇之第三篇：《吕氏春秋》寓言故事的特点
摘要：《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一部辑合诸家思想的学术著作。它以寓言的创作形式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保留了战国时期寓言文学的许多特点。吕书在寓言手法运用上采取先提出论点或命题，然后依次引述一至数则故事加以论证的写作方式；各个寓言故事呈现出一个没有统一观点标准，嵌合并展现各家学派的鲜明印记。
关键词：《吕氏春秋》； 寓言故事； 论题材料； 诸家学派；
寓言，是一种象征性的艺术。先秦寓言是诸子百家、策士说客，在论道讲学，陈情说理时，为提高其语言生动性和加强说服力，而有意识地引述或编制出一种有故事情节及有鲜明形象的比喻。它不同于一般的简单比喻，是比喻的一种扩大形态。当引述故事之后，作者要有一段较长的议论借以说明寓意，在表现形态上一则则寓言故事相对集中又依附散文母体，还未能体现出一种 的文学样式。公元前238年，即秦王嬴政八年，秦国即将统一六国，一部在学术上辑合诸子百家，为新经济 形态服务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应运而生。《吕氏春秋》系秦相吕不韦组织宾客撰写，是集体编纂而非个人创作，全书思想杂采百家而庞然无统，但书中积累了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资料，包括大量的神话传说、历史轶闻、前人遗语、家派学说及古代科学知识等。
一、《吕氏春秋》寓言总体呈现杂家特
一、《吕氏春秋》寓言总体呈现杂家特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160篇。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中明确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1]（501）这段话把著书意图、编辑体例、书名由来及成书后吕不韦的踌躇意得都表述得非常清晰。
《吕氏春秋序意》篇载：维秦八年，岁在 滩，秋，甲子朔[2]（74）该书成于维秦八年,即秦始皇即位八年（前238年），或以秦纪年计，当从庄襄王二年（前248年）灭周始，则维秦八年当为前239年，此后二年，秦始皇十年（前237年），吕不韦被黜；又二年（前235年），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1]（502）（《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诸宾
客或诛或逐。
《吕氏春秋》一书编排纲举目张，条分理顺，这一体例在当时确为创举。因为其成书于众人之手，各记所闻，形式上虽具系统，但思想上不成一家，全书体制严谨但内容庞杂。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在论述诸子百家时将其列入杂家一派：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3]（337）是颇有道理的。《吕氏春秋》一个最大特点是虽然辑合了百家学说，但不阉割打乱诸家思想体系；虽以儒道为主，但不排斥或齐合他家学说，从书中可以看出它对各家之间相互抵牾甚至相互攻击的说法均有保留。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评价吕书与《淮南子》二书所言：《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4]（201）可以说吕书是一部典型的杂家代表作，它提出了以义兵求一统的思想，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大一统的秦王朝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吕氏春秋》一书编排纲举目张，条分理顺，这一体例在当时确为创举。因为其成书于众人之手，各记所闻，形式上虽具系统，但思想上不成一家，全书体制严谨但内容庞杂。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在论述诸子百家时将其列入杂家一派：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3]（337）是颇有道理的。《吕氏春秋》一个最大特点是虽然辑合了百家学说，但不阉割打乱诸家思想体系；虽以儒道为主，但不排斥或齐合他家学说，从书中可以看出它对各家之间相互抵牾甚至相互攻击的说法均有保留。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评价吕书与《淮南子》二书所言：《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4]（201）可以说吕书是一部典型的杂家代表作，它提出了以义兵求一统的思想，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大一统的秦王朝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吕氏春秋》寓言用事说理先提出论点后引述故事
《吕氏春秋》文章短小精悍朴实简劲，用事说理生动有趣，把丰富的神话传说、轶闻故事用作寓言，以讽喻时事寄托教训。许多古代史料借助寓言形式在书中流传下来。据统计，《吕氏春秋》中有寓言故事二百余则，这些寓言大多趣味生动，情节完整，具有战国末期寓言文学的很多特点。尤其是该书在寓言的写作运用上，往往采取先提出论点或命题，然后依次引述一则或数则故事加以论证的写作方法，这正显示了寓言文学发展的 趋势。吕书的这一形式上承《庄子》，下启韩非子寓言分类汇编形式，这种运用寓言论证事理的方法，既生动形象又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令读者很容易从一成串的故事中感受到其论点命题的正确。因为这些故事给人的印象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它们论证的命题就毋庸置疑了。如《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篇，开笔就提出命题：辩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2]（66）随后依次引述了这样几则故事：
其一，盗亦有道：
跖之徒问跖曰：盗有道乎？跖曰：昔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辩若此不如无辩[2]（66）。
这显然是对辩而不当论的形象阐述和印证。人们只要从故事中确信辩若此不如无辩,那么就会承认其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命题的正确性。随后作者又引述了《楚有直躬者》的故事：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
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2]（66）。
围绕信而不当这一命题，故事生动地告诉人们，这个所谓讲信的直躬者，原来也是一个欺世盗名的贼人，他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去窃羊,但窃了信与孝,相比就显得更加危险了。若此，岂但是不若无信,而是势必大乱天下,这正是作者的寓意。
再看《太史据法》一则：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 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
围绕信而不当这一命题，故事生动地告诉人们，这个所谓讲信的直躬者，原来也是一个欺世盗名的贼人，他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去窃羊,但窃了信与孝,相比就显得更加危险了。若此，岂但是不若无信,而是势必大乱天下,这正是作者的寓意。
再看《太史据法》一则：
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 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
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用法若此，不若无法[2]（67）。
故事的主旨在文末已经点明了，这是全篇引述的最后一则故事，回味这几则寓言，不难得出与作者相同的观点结论，这一结论正是文章开头所提出的命题，可见作者运用寓言材料的纯熟与巧妙。
三、《吕氏春秋》寓言故事观点不一、嵌合各家学派印记
由于《吕氏春秋》对百家之学不强求观点统一，也不对故事素材割裂改造，因此书中寓言故事明显地嵌合诸子各家学派的鲜明印记，这是吕书寓言的又一突出特点。通读全书不难发现，反映儒家思想的寓言有之，道家思想更有之，法家、名家亦有之，甚至反映墨家、阴阳家思想的寓言也不乏所见。一部《吕氏春秋》称得上是一座各派学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
故事的主旨在文末已经点明了，这是全篇引述的最后一则故事，回味这几则寓言，不难得出与作者相同的观点结论，这一结论正是文章开头所提出的命题，可见作者运用寓言材料的纯熟与巧妙。
三、《吕氏春秋》寓言故事观点不一、嵌合各家学派印记
由于《吕氏春秋》对百家之学不强求观点统一，也不对故事素材割裂改造，因此书中寓言故事明显地嵌合诸子各家学派的鲜明印记，这是吕书寓言的又一突出特点。通读全书不难发现，反映儒家思想的寓言有之，道家思想更有之，法家、名家亦有之，甚至反映墨家、阴阳家思想的寓言也不乏所见。一部《吕氏春秋》称得上是一座各派学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
大花园，使后人能够幸看先秦寓言故事的全貌。这一现象在先秦史籍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在集大成的韩非子寓言中也很难见到。因为韩非子是采撷众芳，却自成一体；吕书是汇集百花异草任其绽放，即便有所删削也不伤筋骨，完整真实地保存了花草的本。
比如《先识览第四正名》篇引述《尹文说齐王》的传说故事，是宋钘尹文见侮而不斗的形象图解。从尹文说齐王的全过程看，确有些如《庄子天下》所说：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5]（949-950）的精神，这对研究尹文一派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又如《仲春纪第二当染》篇，不但较完整地辑录了《墨子悲丝染》的寓言，而且通篇都是这则寓言故事的引申和发挥。《孝行览第二必己》言外物不可必,得乎道德无讶无訾,其意也出于《庄子》。为了论述这一观点，作者引用了五则寓言故事，第一则便是《庄子山林》篇中《山木与雁》一则寓言的照录。此外，还有《牛鈇遇盗》《不知孟贲》《竭池求珠》《孔子马逸》四则，这些都印染着浓烈的道家彩。以《孔子马逸》为例：
比如《先识览第四正名》篇引述《尹文说齐王》的传说故事，是宋钘尹文见侮而不斗的形象图解。从尹文说齐王的全过程看，确有些如《庄子天下》所说：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5]（949-950）的精神，这对研究尹文一派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又如《仲春纪第二当染》篇，不但较完整地辑录了《墨子悲丝染》的寓言，而且通篇都是这则寓言故事的引申和发挥。《孝行览第二必己》言外物不可必,得乎道德无讶无訾,其意也出于《庄子》。为了论述这一观点，作者引用了五则寓言故事，第一则便是《庄子山林》篇中《山木与雁》一则寓言的照录。此外，还有《牛鈇遇盗》《不知孟贲》《竭池求珠》《孔子马逸》四则，这些都印染着浓烈的道家彩。以《孔子马逸》为例：
孔子行道而息，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请往说之。因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说，相谓曰：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解马而与之[2]（94）。
这则故事显然含有一定的讥讽孔子情绪，子贡归属孔门能言善辩之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上说他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1]（406）。足以证明子贡本领的确不小。可是作者却偏偏让他在这里丢丑，毕辞，野人不听,反而让那个刚跟随孔子不久的粗人一句话解决了问题，其中的褒贬抑扬之情已经很明显了。紧接着作者议论道：说如此，其无方也而犹行，外物岂可必哉？[2]（94）这样就把故事纳入了其道家思想的轨道。
反映法家思想的寓言在吕书中也占有相当比重，典型的是《慎大览第三察今》篇，作者
为了论述其因时变法的法家思想，一连引用了三则寓言：
其一，荆人涉澭：
荆人 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2]（105）。
作者采录这样一则历史传说作为寓言，就是为了嘲讽当时那些顽冥不化泥古 变法的人，在故事末尾写道：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
其一，荆人涉澭：
荆人 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2]（105）。
作者采录这样一则历史传说作为寓言，就是为了嘲讽当时那些顽冥不化泥古 变法的人，在故事末尾写道：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
其二，刻舟求剑：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2]（106）？
这则寓言同样讥讽了那些法先王的保守派：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徒矣，而法不徒，以此为治，岂不难哉？[2]（106）作者 的是法古，提倡的是察今。法犹坠剑，时犹行舟。时有今昔，法有新旧，于今时求旧法，刻行舟求坠剑，岂非水中捞月。但这并不是要割断历史，古人还是需要借鉴的：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2]（105）对于历史经验，要结合当时现实灵活运用，这是对法家进化历史观最精彩的总结与概括。
其三，引婴儿投江：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 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2]（105）。
故事极为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泥古不化者的幼稚荒唐和愚蠢，论述了其变法者因时而化的思想。
反映儒家思想体系的寓言，在吕书中更多见，诸如《爱士》《至忠》《忠廉》《介立》《遇合》等篇章所载的十几则都属于这一类别，《异用》篇中的《网开三面》《文王泽及髊骨》更是儒家用来宣扬仁政， 的代表作。
《吕氏春秋》寓言正像其书一样，在思想内容上未免有些驳杂，这或许就是杂家寓言的特。这一特的产生与形成，一方面可能与当时秦国的 军事形势及学术上 渐趋结束而转向调和统一的要求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寓言文学本身处于总结批判及发展阶段。《吕氏春秋》寓言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而出现的产物，因此它不仅对先秦寓言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而且为后人研究先秦诸子各派学说及寓言故事提供了宝贵资料，这是其他诸子史籍所不能替代的。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
[2]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校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6.
[3][东汉]班固。汉书[M]. ：中华书局，2007.
[4][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M].葉瑛，校注。 ：中华书局，2014.
[5][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 ：中华书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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