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普通话)历史
    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京国之争”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 “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虽然概括为“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是也有人后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京
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难学。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
  “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由于“老国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老国音”。 
  “老国音”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留学生中“废除汉字”的言论也随之兴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随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著文支持钱玄同。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简化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京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时,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三年国内战争。因而,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政府在全国统一国语的目标仍远未实现。
  “普通话”诞生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那么,现代“普通话”标准是怎样确定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请讲普通话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 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但多数仍以京城语言为标准。 普通话并不是古代正宗的汉语,而是变味的汉语。
这是因为普通话是满清官话,是清朝的时候满人统治者的专用语言。英语称为mandarin。
其中man就是满族的意思。普通话是满人学习北京汉人讲明朝官话时产生的,其发音跟明朝官话已经有较大的不同,因为满人学讲明朝官话的时候,由于受满语的影响,带有了浓厚的满语腔调,发音不伦不类,在当时的北京人听起来很蹩脚,当时的明朝官话是江苏话,是吴语。
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进入北京时,曾把北京人讲的明朝官话的拼音记录下来,发现只有z c s ,没有zh ch sh ,是典型的吴语特征。
语言专家的考证证明明朝官话是吴语。另外,即便从常理考虑,朱元璋定都南京,他讲的就是吴语,他儿子当然也讲吴语,迁都北京后,明朝官话还是吴语,当时的北京人也讲吴语。普通话脱胎于明朝官话吴语,但是经过满人的口后和吴语就不大一样了,变音变调了。
由于满人是统治者,通过政权的权力,本来只是满人专用的满清官话就在全国推广传播,后来就被称为国语或者是普通话。所以普通话是经过满人改造后的汉语。是满人创造发明的。
南方的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由于天高皇帝远,古代汉语保留的很好,没有被满清官话也就是普通话消灭。所以现在的南方人还讲明朝以前的古代正宗汉语,北方人居然称它们为鸟语,这是无知的表现,唐诗宋词用南方的鸟语来念,非常顺畅,压韵压得非常好,但用普通话念,就有问题了.因为唐宋诗人词人他们不讲普通话。他们讲的是古代汉语。跟南方鸟语一样或者相似或者相近。
普通话的历史只有400年,400年前中国没有现在所谓的这种“普通话”。现在的普通话是满人
的专用汉语!是满人发明的。深深的打上了满人的烙印。大家如果不相信,去问问语言学家就知道了。孙中山恨满人统治者,曾想用广东话(古汉语)作为国语(普通话),但没有成功。因为满清官话势力太强了。
后来民国政府投票。普通话比四川话多了一票成为了国语。其实四川话和普通话是同一种语系的语言,只是腔调不同而已,能听懂普通话的人也能听懂四川话。 (注:这是以讹传讹,实际上是由专门机构,一个字一个字的定音)
北京话,明朝的时候是吴语,后来和满清官话(即普通话)相互的影响,逐渐接近。所以北京话和普通话极其相似,但是不会完全相似.他们只是相互靠近的关系。
我们的民族共同语经历了从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官话、国语、普通话的漫长历程。
1.春秋战国时期与方言同时并存着天下共同语,叫做“雅言”。这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你想啊,当时天下百家争鸣,论辩和游说十分盛行,法家、名家、墨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派人物周游天下鼓吹自家学说,能说别人不懂的家乡话吗?只能说天下各国都听得懂的雅言。苏秦、张仪奔走七国宣传合纵连横也必须说雅言。记载孔子言
行的《论语》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是说雅言而不是说自己的家乡话鲁国方言。孔子有来自天下各国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可以推想孔子在讲台上一定是说雅言而不是说鲁国话。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成集的《诗经》,收集的是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诗歌来自如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各地,大多数来自民间创作,本来应该反映出各地方言语音的差异,但经过文人(例如孔子)的修订和删改,在押韵方面已经很成熟,说明《诗经》是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定稿的.
2.通语:
汉代以后至宋代,虽然没有指代共同语的一个名词,但是共同语是一直存在和应用的。今天我们用普通话诵读唐诗宋词,觉得大多数作品在音韵上都是很美的,只是少部分作品好像押韵不太严格,有的平仄有点问题,是不是唐宋的诗人们不太注意诗词格律呢?其实不是。因为古代至现代,语音变化很大,例如古代的入声字在今天的普通话里都分别派入阴阳上去四声了,声母、韵母都有不小的变化。唐宋诗人们用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音韵,而且不管原作者的籍贯是哪里,他们在音韵格律上倒是高度一致,因此我们也能断定唐宋时期仍然存在着
一种能跨越方言障碍的天下通语。事实上,从魏晋六朝历经隋唐南北朝到宋朝,虽然没有出现新的类似“通语、凡语”这样的共同语的新名称,但是产生了大量供写作诗词韵文使用的韵书,比较著名的有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梁·沈约的《四声谱》、隋·陆法言的《切韵》、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等人的《广韵》、丘雍等人的《韵略》等等。韵书的作用是正音,以何为正?当然是通行天下的共同语,决不会是一方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