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悲剧人生
  曾经影响过几代人成长、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由好几位作者集体创作而成的。罗广斌是作者之一，也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的作者。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40年代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被捕关在白公馆秘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及市文联专业创作员。1967年2月5日，闯入其家将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而亡，时年42岁。
  与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傅雷等作家不同的是，罗广斌的悲剧是个特殊的案例，他既是极左思潮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作为重庆初期的风云人物，在众组织因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他参与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也是派性斗争的牺牲品。罗广斌死亡至今已有38年了。
  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
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
  《重庆晚报》载文介绍说：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摒弃的极左思潮，我们从罗广斌这席话中似乎又依稀看到了当年参加地下斗争时那个热血青年的风采。只可惜，这次的献身决心从开始就走错了路，这是令我们为之无限惋惜的地方。
  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7年1月31
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在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1967年2月
2日，重庆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将罗从家中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1967年2月10日就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却被江青一锤定音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那个疯狂的女人在会上表态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 一时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很多”、“川东地下党叛徒很多”的传言广泛传播。这说明迫害罗广斌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更多的人命运在一个女人的一番信口开河之后，彻底发生了改变。罗广斌的命运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回顾往事，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那个荒唐年代的气息。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
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才得以昭雪。
  罗广斌的死，到底应该定性为“牺牲”还是“自杀”，非本文所能够胜任的事。罗广斌是一个有缺点有过失的革命者。借用鲁迅的话说：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而已。特别在现在某些人动不动就讲“牺牲”的时候，更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牺牲。人们看到，凡是开口
闭口“改革”，开口闭口说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他们的境界根本不能与罗广斌同日而语。单凭罗广斌当年放弃家庭的优越物质享受，甘愿过清贫的日子，甘愿冒杀头的危险这一点，就足以反衬出如今口口声声要“改革”和“牺牲”的那帮人龌龊的灵魂。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罗广斌在那场屠杀中幸免于难。在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同志向党组织交上
了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意见”是《报告》中的第七部分，共八条，因此称为“狱中八条”。
  这是狱中革命者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披沥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他们商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而罗广斌就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传递出来的“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事隔50多年重温这“狱中八条”，仿佛就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写的。时期，考验革命者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威逼利诱关。和平年代、市场经济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关。意志薄弱者过不了这些关，在生死考验面前叛徒要显露原形，身处花花世界腐败分子要打败仗。
  这就是我佩服罗广斌、怀念罗广斌及其战友的理由。我认为，罗广斌和他的同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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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
重庆晚报 → 周刊频道 → 重庆纪事  2005年05月29日 第 14 版
纪事提示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40年代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共，1949年11月27日从白公馆越狱脱
险。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及市文联专业创作员，是名动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1967年2月5日，闯入其家将其，5天后罗在关押地坠楼而亡，其时42岁。
与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傅雷等作家不同的是，罗广斌的悲剧是个特殊的案例，他既是极左思潮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作为重庆初期的风云人物，在众组织因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他参与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从死亡至今已有38年。关于罗广斌之死，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多年来有心人总想查清事实真相，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本刊记者通过当年与他交往的知情人士，力图还原悲剧发生前后的事件，还原一个真实的罗广斌，希望在他身上发生的悲剧不再重演。
彻夜不眠
伊始叱咤风云
5月15日晚上，重庆师范大学后门车水马龙。等待了大概10分钟，记者见到了先前约见的重师退休教师杨向东。漫步在校园休闲走廊里，他的手上拿着一份小报的复印件，那是在罗广斌死后，1967年11月20日出版的“打倒叛徒罗广斌专刊”第二期，标题“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里杨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因罗广斌冤案的株连，他曾被打成“反革命同伙”，也曾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调查过此事，收集相关资料，是少数的知情者之一。
杨向东说，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
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
罗广斌参与的坚决态度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由于小说《红岩》在全国影响太深，他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市里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
当年《815战报》编辑周孜仁现在是云南著名作家，
对于罗地位崇高却政治受压的原因他分析指出，“罗的受压主要是因为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因为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那段传奇的经历正好构成了其让人放心不下的历史疑点。”
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爆发两派众组织大规模武斗。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造反派组成的“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12月17日在北京，他作为惟一外地代表在40分钟发言中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他的讲话录音被迅速送回重庆，在各地反复用高音喇叭播放，让造反派声势大振。
作为当年重大造反派的知情人士，周孜仁说：“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像大山一样压得罗喘不过气的大人物们，突然间被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他确实去重庆大学过‘815’的负责人，在一次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总团一位‘勤务员’曾通报过这情况，结论是：‘听说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接触重大造反派却被怀疑“历史有问题”，于是罗广斌理所当然受到重庆另一个实力组织西师造反派的接纳，很快成为座上宾。“12·4事件”发生时杨向东在“12·4惨案联合调查团”任宣传组组长，12月中旬后成为调查团的留守负责人之一。其时由于各方意见分歧，造反派在调查团内部已经分裂成两派。他回忆：“就在闹分裂时，杨益言派人到人民小学调查团团部，邀我去市文联会晤。很快杨请我牵线，与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见了面，从此西师造反派与罗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联络站与“廉罗站”
杨向东与罗广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1月。对于那次见面杨向东很清晰的记得：“罗广斌家中我问老罗：你在北京的讲话录音对保守势力的打击很大，你说死了十几个造反派战士，有没有钢鞭（证据）？他哈哈笑了几声说，我们走得匆忙，当时又很混乱，各组织汇报材料时统计的，无法核实。”
事后罗请杨向东约见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准备到北碚和西师走一趟，向那里的造反派宣传主张。杨向东回忆，那年1月中旬在他陪同下，罗广斌、杨益言乘市文联黑轿车驱车前往北碚，途经沙坪坝
时，罗提出顺道去重庆大学，重大造反派头头再谈一次，“汽车停在重大8·15总部楼下，他一人上楼，我们在车上等。不一会老罗就回到车上，告诉我们对方不欢迎他，事情没谈成。他说本想再劝说对方一次，希望他们紧跟的战略部署，克服右倾情绪，把矛头对准市委，但既然不欢迎，自己就是仁至义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