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卷第6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01．36．No．6 2006年11月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 n d S o c i a l Sciences)  N O V．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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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罗素的交游及其所受影响
刘洪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徐志摩1920年离美赴英求学的真正原因不是为师从罗素，而是想追随政治学家拉斯基。
徐志摩最终没能够拜罗素为师，也不是因为罗素为了反战和离婚已经被剑桥大学“除名”。罗素1921年是主动辞职离开剑桥，与反战和离婚无关。徐志摩于1920年10月与罗素建立联系，当时伦敦英国华人协会、剑桥邪学社分别邀请罗素夫妇发表演讲，徐志摩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由于徐志摩的穿针引线，梁启超的英文著作得以纳入由罗素担任学术顾问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徐志摩还著文研究了罗素的政治观、中国观，以及儿童教育思想，这些文章反映了徐志摩对罗素思想的认识及所受影响。
[关键词]徐志摩；罗素；剑桥大学；交游；影响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6—0154—07
商品库存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与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的交往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徐志摩通过与罗素的交往，思想也受到深刻影响。本文的目的，是根据新发现的一批材料，对徐志摩与罗素交往的史实作详细考辨，并系统论述徐志摩对罗素的评价及其所受影响。
徐志摩1918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和哥伦比亚大经济系。1920年9月，徐志摩来到英国，人读伦敦经济学院；半年后，又作为特别生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解释他离美赴英的原因时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卢梭(即罗素——引者注)。
卢梭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票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即伏尔泰——引者注)认真念一点书去。,,[1145其实徐志摩这段陈述自己离美赴英原因的文字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徐志摩的文章写于1926年，或许是追忆错误，或许有其他原因，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罗素在1920年夏天接受中国一些社团的讲学邀请，于当年9月动身前往中国，与此同时，徐志摩来到英国。因此，徐志摩不可能在美国听到罗素的噩耗并写诗悼念。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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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在中国染上重病，记者误报死亡，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新闻，徐志摩在英国当然会知道这个消息。且徐志摩是在剑桥开始诗歌创作的，所以，“做悼念诗”符合在剑桥时的情境。
这自然引起人们推测徐志摩到英国的真正初衷。与徐志摩自己说法不同的另一种意见认为，
[收稿日期]2005一l o一10[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 t t p：／／W W W．j o u r n a l s．z j u．e d u．C n／S O C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O S J Z DO0028) [作者简介]刘洪涛(1962～)，男，陕西眉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年级作文题目
研究。
第6期刘洪涛：徐志摩与罗素的交游及其所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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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金岳霖、张奚若在纽约听到政治学家拉斯基(H a r o ld Joseph Laski，1893—1950)的演讲后，大为倾倒，三人联袂来到英国师从拉斯基[2”85。这一说法的可靠之处在于徐志摩这一时期的行踪与拉斯基有重叠之处。拉斯基191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1919年，他因为对波士顿警察罢工持同情态度，被校方警告，前程受到影响；1920年，他接受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席，离开美国回到英国，这与徐志摩到达英国几乎是同一时间。徐志摩初到英国时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这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徐志摩进伦敦经济学院后准备跟随拉斯基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他雄心勃勃，一口气注册了六门课程。但不久之后，徐志摩就对攻博失去了兴趣，开始逃课。校方导师拉斯基要人。
拉斯基写了一封短简云：“我倒是不时见他的，却与读书事无关。”[3"徐志摩在伦敦经济学院呆了半年，就转到剑桥大学。对此他的解释是在伦敦经济学院这半年时间是“混”的，令他“烦闷”，所以才转学。如果说徐志摩的“烦闷”是因为对导师拉斯基和学校感到失望，显然不能成立。由费边社成员创办的伦敦经济学院在20世纪20年代正处在上升时期；拉斯基在伦敦经济学院时期的事业可以说如日中天：他是工党领袖、政治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同时还是一位出的教师，讲课极其叫座，教室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徐志摩在美国就是学政治学的，这样一位出的导师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徐志摩的“烦闷”另有原因，那就是他在伦敦期间爱上了林徽因。林徽因当时随其父亲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长民在伦敦居住，16岁的她风华正茂，光彩照人，深深地打动了徐志摩的心。在徐志摩苦苦追求下，林徽因有了与徐志摩谈论婚嫁之意。林长民看来也没有反对，只是要求徐志摩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始可。离婚对徐志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家有多人在政界、金融界身居要职，绝不是好欺负的；而恰在此时，张幼仪又来英国与徐志摩团聚。徐志摩要想把各方面关系摆平，把林徽因追到手，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感到“烦闷”是情理中事。就在这时，狄更生“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1]46。所以说，徐志摩到剑桥大学学习，主要是为了摆脱“烦闷”，他的目的并不崇高，但结果是剑桥大学把徐志摩造就成了一代著名诗人。dnf管家锁
回到徐志摩与罗素的关系。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继续说：“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离婚，卢梭叫康桥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 ity College的fe ll ow，
这来他的f e ll o w s h i p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i]45--46这段被国内学人广泛引用，用来说明徐志摩与罗素关系的文字，其实有关罗素的若干细节也不完全正确。罗素1893年获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而他被三一学院除名之事发生
在1916年。此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政府担心缺乏兵员，通过了《军事服务法案》，要求所有18岁到41岁的单身男子必须服强制兵役。罗素反战，对此自然极力抵制，结果被法庭控以妨碍征募罪，100英镑。三一学院慑于压力，在当年的7月解雇了罗素。这是徐志摩所说罗素被三
一学院“除名”之事的原委。至于徐志摩所说的另一个原因——罗素的离婚，应该与他被除名没有直接联系。罗素与第一任妻子Alys Whitall(1867—1951)的关系很早就亮起了红灯。战争期间，罗素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朵拉(Dora Black，1894—1986)。朵拉毕业于剑桥大学，1918年担任剑桥大学哥顿学院研究员，后来成为著名学者、作家、女权主义活动家。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罗素与朵拉已经同居。而就在这一年11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决定恢复他的讲席。罗素没有当即拒绝，但此时他忙于学术旅行，也没有到任。1920年春，罗素访问俄罗斯；从俄罗斯返回英国后，中国一些学术团体又联合邀请他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罗素当即接受，他给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写信，要求在恢复自己的职位前，先请一年的假；1920年10月上旬，罗素到达中国讲学；1921年7月离开中国，到日本，又经加拿大，最后回到英国。罗素这时干脆辞去了在三一学院的讲席。也就是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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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6卷这一次离开剑桥，是自愿的选择，而非“被除名”。
徐志摩与罗素的交往始于罗素1921年10月从中国返回英国后。徐志摩写给罗素的七封信成为考察两人交往的基本材料[4]205-215；此外，新近发现的徐志摩给剑桥学者奥格顿(Charl es Ka y Ogden，1889—1957)的六封英文书信[5]，也从侧面印证了徐志摩与罗素的密切关系。通过对这些书信所涉人事的探究，可以了解他们交往的细节及其背景。
徐志摩给罗素写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21年10月18日。徐志摩在这封短简中，向罗素表达了自己的景仰之情以及拜访的愿望，还提到渴望读到罗素新婚妻子朵拉发表在美国《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有关中国的“大作”。徐志摩信中所称朵拉的这篇“大作”其实是一封有关中国问题的信，题为《美国的中国政策》，发表在该杂志1921年11月2 Et第28卷361号上。徐志摩写此信时，这一期杂志还没有出版，故他说“一直不到”。朵拉在《美国的中国政策》一文中，批评了美国政府虚伪的中国政策，同时向中国表达了“最崇高的尊敬和最真挚的爱”。她郑重声明：“他们的古老文明与欧洲和美国文明是平等的，而正在发展的新中国文明，可以设想，将比我们和你们的都优越。”
徐志摩1921年12月6 E l给罗素的信，是促请罗素夫妇出席1921年12月10日中国旅英华人协会专为他们举办的一次聚会。徐志摩提到自己给主理此事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请他给罗素夫妇多寄一张请柬，以免邮错。这次聚会由1921年刚成立的“英国华人协会”出面正式邀请，具体操办人是协会的秘书梁龙
猪年新春贺词先生。徐志摩1921年10月24日给罗素的信中有一句“您要我传的话已转达给梁龙先生了”[41207，估计就与这次聚会的筹备有关。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罗素档案馆存有梁龙为安排此次聚会写给罗素的两封信，说明聚会的目的是“欢迎罗素夫妇访问中国归来”。聚会还为罗素夫妇安排了简短的讲话，以及与中国学生的问答和讨论。徐志摩在这封信中还向罗素夫妇新出世的孩子约翰祝贺。我们知道，朵拉是奉子成亲，他们1921年9月27日正式结婚，11月16 El，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约翰出生。徐志摩是想借12月10的聚会，也给约翰提前做满月。徐志摩还在信中说“我们准备了红鸡蛋和寿面”[4]2”。这次聚会于12月10日如期在伦敦举行。
徐志摩1922年1月22日的信，是关于剑桥大学邪学社(H er e ti c s Societ y)邀请罗素夫妇演讲的事情。邪学社成立于1909年，是剑桥大学的一个学术思想组织，徐志摩在剑桥的好友奥格顿是这个学会的主席，所以徐志摩经常参加其活动。徐志摩信中所说邀请罗素演讲的地点是王家广场对面的一家“茶店子”，其实它并不是一家茶馆或酒吧，而是奥格顿租赁来作为邪学社办公活动的场所，位于王家广场10号。徐志摩在信中说奥格顿担心他的“茶店子”太小，“容不下拥挤的听众”[4]214。后来知道，奥格顿为此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即演讲只允许邪学社会员参加。徐志摩并不是邪学社会员，却能够参加演讲会，可见徐志摩与奥格顿以及其他邪学社会员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罗素夫妇这次演讲于1922年3月5日举行。保存在罗素档案馆的一份日程表显示，罗素夫妇当天演讲的主题是“工业主义与宗教”。罗素主讲的具体题目是“传统宗教”，朵拉主讲的题目是“工业信条”。
徐志摩1921年11月7日给罗素的信主要讨论《世界哲学丛书》拟出版的一本介绍中国哲学思想的书的作者人选问题。这套丛书的完整名称是“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以下简称“国际文库”)，由奥格顿主持编辑，罗素与奥格顿关系密切，是这套丛书重要的学术顾问。这套丛书的本意是介绍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最优秀的哲学思想，包括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罗素不久前才从中国访问归来，了解中国哲学界情况，所以推荐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徐志摩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不适合翻译出版，理由是这部著作只写了上卷，其中又包括大量西方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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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枯燥考据，篇幅太长，而且胡适太忙，恐怕没有时间将此书译成英文。继而徐志摩建议由梁启超写一本“有关中国思想的书”。他在信中介绍说：“(梁启超)是中国最渊博学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畅文笔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国思想，以及介绍普及西学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万分钦仰。他在学问上吸收与区别的能力是别人永不能望其肩背的。”[4]210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他如此热情洋溢地举荐老师，一方面固然因为梁启超是理想人选，但徐志摩与梁启超的这层师生关系恐怕也是另一重要原因。
罗素对梁启超并不陌生。梁启超发起创办的讲学社是邀请罗素到中国讲学的主要团体之一。罗素在中国期间与梁启超多有交往，并留下印象。所以，罗素和奥格顿当即接受了徐志摩的建议：邀请梁启超写一本关于中国思想的书。梁启超也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后来促成了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在1923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完成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与罗素、奥格顿要求的“中国思想”在涵盖范围上有一定出入。对此徐志摩的解释是，“这和总体上的思想史大致是一码事”[5”4。梁启超完成的是中文本，翻译成英文的任务最初由徐志摩承担。徐志摩的翻译工作开始于1923年四五月间。他在给奥格顿的信中说：“到目前为止，我只翻译了导言。书的篇幅很长，翻译成英文，我想不会少于350页。如果我下决心干，估计需要整整一个夏天。不管怎样，我个人认为此书是来自东方的重要贡献，我愿意花几个月时间翻译它。"[5174徐志摩显然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他甚至准备把部分译文寄给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和魏雷，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不幸的是，徐志摩这一时期太忙，1923年11月不得不放弃了翻译计划。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中有“徐志摩拟译为英文”的话，这说明在书出版前梁启超与徐志摩已经有了翻译的约定，徐志摩也预估能在1923年夏天完成翻译工作。因此，“国际文库” 在1923年出版之著作的扉页，都印上了梁启超将要出版的《中国思想的发展》(即《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书目。由于徐志摩没能够完成英译，出版之事只好一拖再拖。到1927年，“国际文库” 拟出版书目中仍然有梁启超的《中国思想的发展》。由于主编奥格顿以及罗素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视，他们始终支持促
成梁启超这部著作英译本的出版。徐志摩放弃翻译后，改由北京一位“世界通解丛书”的编辑L．T．Chen接手完成。最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译本终于收入“国际文库”，由英国科根出版社于1930年出版。这个英译本增加了译者弁言、作者生平概略和重要术语索引等三部分内容。
现已知徐志摩评价罗素的文章共有4篇，分别是《罗素游俄记书后》(载《改造))1921年6月第3 卷10号)、《罗素与中国——评罗素著(中国问题>》(载《晨报副刊》1923年12月3日)、《罗素又来说话了》(载《东方杂志》1923年12月第20卷23号)、《卢梭与幼稚教育》(载《晨报副刊》1926年5 月10日)。它们反映了徐志摩对罗素思想的认识，对于研究徐志摩思想的形成和
印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罗素游俄记书后》一文写于徐志摩与罗素相见之前。1920年春，罗素作为一个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俄罗斯。此次访问，罗素原本希望看到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能给陷入危机中的西方提供一个学习的样板，但结果却令他极端失望，这一观感在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21)一书中得到充分表达。徐志摩在美国读书期间，曾自诩为“共产主义的信徒”，也被其他人称为“鲍雪维克”。但纵观徐志摩思想的内在脉络，会发现他骨子里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反对资本家、贵族的统治，同情劳工阶级，也同样反对暴力革命。徐志摩真正崇尚的还是英国式的民主政治。也正因为如此，徐志摩对罗素的游俄观感才会有深刻的领会和由衷的同情。在《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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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俄记书后》一文中，徐志摩系统介绍了罗素对暴力革命的反对态度：人类救赎和社会变革的方法“决计是平和的，不是暴烈的，暴力只能产生暴烈”。
1923年8月，罗素在《日晷》第1期上刊登了《余暇与机械主义》一文。徐志摩读后当即写了《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称赞此文是“智力的闪电”，让我们看到了这闪电的“迅与光与劲”。罗素此文的重点是批判近代工业文明。罗素认为，工业文明追求效率、鼓励竞争、崇尚成功，导致现代人日益机械化，这与人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人类只有摆脱工业文明强加的束缚，回复生命的自然与乐趣，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罗素在文章中还开列了四个对抗机械主义的药方：生命的乐趣，友谊的情感，爱美与欣赏艺术的能力，爱纯粹的学问与知识。徐志摩完全同意罗素的意见，并指出：合理的人生与工业文明的机械主义是不能并存的，除非转变机械主义的倾向，否则人生很难有希望。徐志摩还进一步以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美国的芝加哥、匹兹堡、纽约，中国的上海、北京等工业化大都市为例，说工业文明的机械主义只能孕育出丑恶、庸俗、龌龊、罪恶，以及高烟囱和大腹便便的商人资本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作家，去附和来自发达国家的哲学家罗素批判工业文明，徐志摩的这一立场未免显得超前。但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待徐志摩的这一问题，会发现他的立场深深扎根于时代的土壤之中，在徐志摩情感思想历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徐志摩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受父亲影响，他早期崇尚实业救国，认为应该发展工商业，多开工厂，这样才能解决贫困问题。徐志摩自己说，去美国之前，他
只要见到高耸的烟囱，内心就油然升起敬意。但到美国之后，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他接触了马克思、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斯金批判资本主义的论述，了解到资本主义工业的状况和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于是转而同情社会主义，厌恶工业文明。徐志摩在《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中对罗素观点的认同，是他自己长期思想发展的结果，而不是随意的附和。同样，这种转变把徐志摩推上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之路。试想，如果他始终对工业文明抱有好感，他的诗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甚至能否成为一个诗人都要打一个问号了。
徐志摩回到中国后，罗素随即寄来了他的新书《中国问题》，希望徐志摩在国内“传布他的意见”。徐志摩答应“温习过自己的社会与人民以后，替他写一篇书评”，《罗素与中国——评罗素著(中国问题>》即这一承诺的结果。
罗素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有目共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赏更是无以复加，在《中国问题》中，这种态度和观点得到了充分表达。事实上，罗素的这一观点是与他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罗素认为，生活在大工业时代的西方人只知道奋斗、竞争、破坏，虽然物质文明有了高度的发展，精神却陷入危机之中。罗素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对立面，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提了出来。徐志摩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罗素对中国的友好热情态度，回忆了罗素向他讲述
的在中国的观感。但罗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美，并没有令徐志摩沾沾自喜。相反，他“温习过自
己的社会与人民”，所以能对中国的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他相信罗素对中国的态度是极其诚恳的，但同时，也指出了罗素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偏差：“并莫有十分明了中国文化及生活何以会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徐志摩还举例说罗素欣赏老庄“无为而治”，反感儒家思想。对此，徐志摩批评罗素不知道“中国人生活之所以能乐天自然，气概之所以宏大，不趋极端好平和的精神，完全是孑L子一家的思想”。罗素《中国问题》一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赏态度，与同一时期其他英国学者、作家的态度大体一致。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其出发点是试图以异质文化救治陷入危机中的西方文明。而中国知识界当时的主流倾向却是向西方文明学习，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是很少有交叉点的。徐志摩属于新文化运动一分子，受制于时代潮流，他对罗素赞扬中国除表示理解，强调其真诚外，对于具体的论述则持保留意见。比较而言，徐志摩显然更重视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批评和警醒。罗素告诫中国要警惕西化的倾向，要警惕基督教的力量，警惕欧美日强权的干涉。徐志摩对这些告诫都全部接受。最后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