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名家名作》·研究
［摘 要］ 历代广为流传的李杨帝妃恋，由于混杂着对伦理和政治道德的违背，一直以来未能如普通的爱情题材一般，被文人纯粹地正视其价值本源。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始，历经白朴的《梧桐雨》，直至洪昇的《长生殿》，才终于使帝妃恋摆脱捆缚其身的政治元素，独立地肯定和张扬这份爱情的本原价值。而在这段行进的轨迹中，体现着中国文人对爱情中人性的探索，对自然人情和人欲的逐步肯定。
［关 键 词］ 帝妃恋；本原价值；净化；升华
从“长恨”到“长生”
──帝妃恋主题的净化与升华
高 超
自唐朝以来，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故事就一直广为流传，以他们爱情故事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更是层出不穷，李杨恋俨然已作为经典的“中国式爱情”的范式，成为历代文人咏叹的永恒话题。
然而，李、杨两人的“帝妃恋”，显然不是《西厢记》中张君瑞与崔莺莺那种单纯的爱情。帝妃恋有着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宏大政治背景，而李隆基和杨玉环则正是此政治巨变的主要责任人。同时，天宝年间，
李白、李龟年等文人才士都围绕在李、杨身侧，文、乐、舞的交织，盛世欢欣与繁华落尽的巨大落差，使帝妃恋的这份爱情里天然地渗入了文化与政治等多方面的内容。而最为世人所诟病的，正是这段帝妃恋中的政治元素。无论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骄奢，还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悲惨，都为李、杨两人原本凄美婉转的爱情抹上了难以容恕的暗，也正是这些内容的存在，历代文人在处理帝妃恋时，都往往落入叹惋与批判共存的矛盾情绪中。直至洪升的《长生殿》，才终于使帝妃恋摆脱捆缚其身的政治元素，并独立地肯定和张扬其爱情的本原价值。
一、帝妃恋主题的行进轨迹
从白居易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到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直至清人洪昇的《长生殿》，在这三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帝妃恋从唐至清，逐渐从混杂的格局中抽离出来，真正以爱情本原的独立面目呈现。而在帝妃恋逐渐“净化”的背后，透露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对爱情主题中人性的探索，以及对人情人欲的逐步肯定。
（一）《长恨歌》中的爱情：与政治的依存
在后代世人看来，白居易《长恨歌》的思想内容是复杂的。据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作者白居易的创作本意是缘于安史之乱后马嵬坡众多关于李、杨故事的传说，从而立意“惩尤物、窒乱阶，垂于来者”。然而，在全诗中，政治批判显然更多地让位于作者的情爱主题表达。尽管有对“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责备，也有对“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的揭露，但由于有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落脚，这些政治批判显得温和而含蓄。相比于诗中对李、杨爱情生活的描绘和生离死别的渲染，政治批判似乎弱化成点缀其间的插曲，而“梨花一枝春带雨”的素洁、“玉容寂寞泪阑干”的凄然和“但令心似金钿坚”的誓约却反而消解了主人公在前文中的罪愆，使帝妃恋呈现出缠绵悱恻的意蕴美。
尽管如此，《长恨歌》也并非是单纯的爱情主题——对李、杨的批判毕竟是确实存在的。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走向衰落的时期，其起伏的人生经历促使他把目光真正投向民生疾苦，《轻肥》《卖炭翁》等诗歌便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面对具有传奇彩的帝妃恋时，作者仍然不可避免地透过纯粹的爱情，最终走向对其背后的政治意义的观照。
挽回爱情于是作者的矛盾出现了：一方面，帝妃恋的美好成为作者深沉情感的寄托；另一方面，政治巨变的历史事实无可回避。后人对于白居易在全诗中的意旨，无论是“歌颂李杨爱情”还是“讽喻李杨误国”等观点，个人认为，都忽略了作者情绪中的矛盾。“双重主题说”（即认为全诗政治批判和爱情歌颂同时存在的观点）虽然肯定了作者的矛盾心理，但并未揭示其根源。
事实上，从作者的时代背景可以到答案。白居易所处的时代，是唐朝已经走向衰落的时代，而“开元盛世”的繁华，则为每个中后期唐人所钦羡，帝妃恋前期的华美，便成为盛世唐朝的标志而被后人向往
和追忆。杨贵妃的美是举世无双的，但其命运的方向却是无可挽回的毁灭，这与唐朝的命运轨迹完全一致，繁华落尽正如“玉颜空死”一般惹人悲叹——而马嵬坡上的芳魂流散正是盛唐转衰的外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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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果将帝妃恋的命运与唐朝国运联系起来，白居易的矛盾情绪便不难解释了：对李、杨爱情的叹惋与对盛唐转衰的悲惜在精神内核上具有一致性。作者的“长恨”二字，既是帝妃恋终究不圆满，更是恨盛世繁华的一去不复返。爱情与政治，看似游离实则紧密地依存在一起。
（二）《梧桐雨》中的帝妃恋：联系命运主题的纽带
白朴的杂剧《梧桐雨》之名直接取自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秋雨梧桐叶落时”，但在表达上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帝妃恋中唯美的部分沾染上了污点，爱情的价值被削弱了。
在杂剧《梧桐雨》中，作者既写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七夕盟誓，也写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既写了唐明皇在马嵬坡时面临军士哗变时的软弱，也写了他在贵妃已逝后的深情。在《长恨歌》中，帝妃恋中如“比翼鸟”和“连理枝”般引以为傲的真挚爱情被“虚情假意”强烈地冲击着。杨贵妃上场时能毫不讳言自己的再嫁，甚至面对观众公然表露出对安禄山的思念，这些都昭示着作者的意图：爱情不再如《长恨歌》里描绘的那般美好。那么，帝妃恋的爱情之于戏剧而言，究竟价值何在、意义何在？
与《长恨歌》一样，《梧桐雨》的主旨历来也有着“爱情说”和“讽喻说”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在第四折，从作者的刻画上看，秋夜梧桐雨中，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是真挚的、深沉的，而剧本的前三折里，读者又能清晰地看到帝妃恋的污点，作者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其实，正是因为唐明皇的怀念如此真实，帝妃恋的爱情污点如此清晰，作者在主旨的表达上才如此有力度：白朴对第四折的处理充分发挥了“限知叙事”的效果。
由于采用了“限知叙事”的表现方法，第四折唐明皇对杨贵妃的追忆便显得合情合理：杨贵妃的私情在观众看来都已知晓，但作为剧中角的唐明皇并不知情。如果把唐明皇在第四折秋夜梧桐雨的慨叹简单地看作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则未免流于疏浅。对于唐明皇来说，与杨贵妃“完美”的恋情象征着一去不复返的美好过去。爱情是一个纽带，曾经唐明皇拥有天下之主的超然地位以及的繁华生活，现在则系于纽带的另一端，为他所追忆和怀念。
《梧桐雨》的主旨表现，用李卓吾的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白朴的创作是“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垒块”。该剧是末本戏，正末唐明皇身上集中着作者的情绪表达。唐明皇身是帝却不似帝：作为曾经能主宰天下命运的帝王，自己的爱情、江山却一一从指缝溜走，乃至自身命运无从掌握。白朴也得以在唐明皇身上表现出对人生变幻、命运无常的慨叹：自己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却惨遇亡国，有着满腹才华却不甘服务于元蒙统治者。白朴的人生和暮年的唐明皇一样，因为背负着太多的无奈和不公而更显凄凉。
唐明皇深深怀念着自以为完美的爱情，而观众看到的是其背后的更大悲哀：直至最后，唐明皇都不知这段帝妃恋早已污点斑驳，命运对个人（甚至他是一名帝王）的嘲弄和戏耍清晰可见。“限知叙事”将这种人生变幻、命运无常的主题在表达效果上推升到极致，也使帝妃恋的爱情价值丧失了独立性，成为联系作者对命运慨叹的纽带。
（三）《长生殿》：爱情价值本体的净化与升华
相比较《长恨歌》与《梧桐雨》，《长生殿》的主题显得明确得多。洪昇在《长生殿·传概》里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今古情场，有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与死？……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可见，“情”字乃是《长生殿》的唯一主题，帝妃恋中的爱情价值，终于被独立地肯定和张扬。
确定了爱情主题的唯一性后，伴随而来的便是对其的净化。在《长生殿》例言中，作者甚至说：“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明确表示把有损于帝妃形象和尊严的事件一概摒弃在创作之外。这种创作的出发点，从源头上便净化了帝妃恋的感情。在《长生殿》的前半部分，帝妃恋既不像他们的支持者所描绘的那般唯美极致，也不似反对者所刻画的那样龌龊不堪。读者或观众在《长生殿》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唐明皇和杨贵妃虽为凡人高不可攀的“帝妃”，却真实得如同普通家庭中的夫妻。《长生殿》成为“既保留帝妃的神圣光环又同时把帝妃之间情感发展更现实化、生活化的作品。”［1］
因其真实，故而更为动人。帝妃恋的爱情在《长生殿》中第一次有了比较完整的“因由”，不再是如传统的才子佳人题材那般因莫名的“一见钟情”便得以山盟海誓此情不渝。在两人相恋的过程中，丈夫有用情不专的行为，妻子有争风吃醋的妒心，两人间不再如传统作品中的男女主角那样和睦得一帆风顺，而是有着凡人的争吵和烦恼，并最终在这些磕磕碰碰中各自体悟了内心深处的感情走向。
帝妃恋被净化了，这种净化不仅洗净了如《梧桐雨》中所存在的污点，也褪去了《长恨歌》中帝与妃的皇室外袍，被“过滤”得更贴近真实的帝妃恋，第一次呈现出真挚和触手可及的情感内涵。然而，作者洪升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一方面，凡尘中生离死别的结局并不能成全李杨爱情的圆满。洪昇大胆地抛却了“红颜误国”的传统观念，而让归仙后的杨玉环用灵魂的力量坚守爱情。另一方面，仍逗留于尘世的李隆基亦一直沉浸于懊悔和追忆中难以自拔，与《梧桐雨》中截然不同的是，此时的李隆基形象真正从帝王的无奈中抽离出来，展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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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普通男子为情所苦的志诚。
净化后的爱情终于得以升华，“月宫重逢”是一次灵魂的交融，帝妃恋历经千年后终于在洪升笔下升华为“天作之合”，两人的结合是在上天的注目下完成的，而整个“月宫重逢”也呈现出极具古典韵味的仪式般的华美。自此，帝妃恋再也不是《长恨歌》中导致政治巨变而令人追悔遗憾的“恨”，“七月七日长生
殿”的约定也终于实现。
二、“长恨”到“长生”：人性和人情的逐步肯定
唐宋以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文人在面对普通男女的情爱时，往往能比较清醒地看到其爱情内容中的自然人性表达。从《西厢记》到《牡丹亭》，直至《红楼梦》，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爱情主题正一步步走上人性解放的道路。而在面对混杂了政治背景和家国兴衰的帝妃恋时，携带着政治使命的儒家文人们则往往难以将其中的爱情内容真正抽离出来，使之成为作者审美的单纯主体。
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始，帝妃恋便不可回避地被打上政治烙印，尽管其中的批评温和而委婉，尽管李、杨的爱情凄婉动人，但白居易仍然只能无可摆脱地透过李、杨的爱情本体，落足于他们身后的政治背景，爱情被打上政治的底，相依相存地表达着作者遗憾和追悔的“恨”。
而在《梧桐雨》中，尽管有着“七夕盟誓”的情节设置，有着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的深沉叹惋，但帝妃恋的爱情价值却仅成为作者主旨表达的引线。白朴以冷峻的笔调向读者昭示着两人爱情的污点，唐明皇凄惶晚景的背后实质上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一声叹息，在命运和人生的宏大主题下，李、杨爱情仅成为引发主题的纽带，其价值被极大地淡化了。
历经千年后，帝妃恋直至《长生殿》才终于摆脱了“史家秽语”，以较为纯粹的爱情主体独立呈现。《长生殿》根植于汤显祖 “至情”的情感表达，实则是对明代主情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扬。
宋朝以来，程朱理学便占据着中国儒家思想的官方地位甚至是支配地位，其对于“理”的强调，不仅是对宇宙本质的解释，更是对人伦道德的极端追求。文人们对帝妃恋的矛盾情绪，大多来源于帝妃恋情本身对伦理和政治道德的违背。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产生于程朱理学之前，但对一名处于封建文化正走向自我完善时期的文人来说，对伦理和政治操守的追求是同样重要的。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帝妃恋的爱情价值难以得到纯粹的正视便不难理解了。
明代中后期，理学开始受到冲击，秉持“至情论”的汤显祖即以“情”来抗“理”，他曾经鲜明地指出：“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2］
在这里，汤显祖在对“理”表示怀疑的同时，极大地肯定了“情”的价值。结合他在《牡丹亭》中提出的能贯通生死的“至情”理论，我们便不难体会“情”的力量有多么巨大，在“理”不能穷释这世间之事时，“这种‘情’的激荡正是人性价值的表现，任何外在力量，无论是人事的规范如‘天理’，还是客观的规律如死生，都无法抑制它，也无法扼杀它”［3］。由此可见，这种对“情”的追求，实质上是对“理”的反抗，是对人性本质的探求，情感双方的人性和人欲在此时得到肯定，即便是伦理和政治的力量，也难以撼动对“情”的追求。
而《长生殿》则明显继承了汤显祖的“至情”理念，清人梁清标便称其为“一部热闹的《牡丹亭》”［4］。在《长生殿》中，“情”作为第一主题被拔高，曾经影响帝妃恋爱情价值的政治元素尽管仍
然存在，但已无法干扰作者对李、杨爱情的歌颂。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作者甚至依托浪漫主义手法，专门为李、杨的爱情营造出“天作之合”的氛围，而前半部里的政治元素在此时消弭无形。洪升终于将内容复杂的帝妃恋回归成真实的男女情爱，舍弃了帝妃恋中繁芜的政治内容，真正净化并升华了这份爱情主题，表现出对男女情爱中自然人性和人情的肯定与张扬。
三、结语
从“长恨”的无奈遗憾到“长生”的坚定认可，帝妃恋在历代文人的眼中艰难地走出困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文人们不可能一开始便较为纯粹地正视有着伦理和政治污点的爱情本体。而在《长恨歌》到《长生殿》的行进轨迹中，则体现着中国文人对爱情中人性本原的探索，对自然人情和人欲的逐步肯定。
参考文献：
［1］王冬梅. 千古帝妃情 异代文人心：论《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作者的情感取向［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4）：162-164.
［2］ 汤显祖. 牡丹亭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董雁. 《长生殿 》：一部闹热的《牡丹亭 》：《长生殿》与《牡丹亭》“至情”文化主题比较［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3）：68-72.
［4］洪昇. 长生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作者简介：
高超（1982—），男，汉族，湖北荆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文学写作。
作者单位：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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