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
翻译间性与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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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湘潭  411105；2.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本文追根溯源地考察了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的哲学理据，其翻译过程的主体间性、文本间性和话语间性等翻译间性是构成其追求译诗的文学新奇性的哲学基础。主体间性体现于徐志摩作为新诗诗人、译者、原诗诗人、目标读者四个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共同的认知和认识上。原诗诗人深刻地影响了徐志摩对诗性的唯美追求，而这种诗性的追求又与他作为新诗诗人的艺术创造力、目标读者对新诗的欣赏力等主体因素共同作用，其结果是导致前语篇的文本符号在译诗中的可见并形成互文性参引，而使得译诗表现出话语间性，成为文言格律译诗或白话新格律译诗，且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诗。徐志摩译诗的丰富性和偏异性促使我们思考其作为诗人译者的翻译间性，以及其诗歌翻译的文学意义，而非仅仅囿于其翻译是否对等的讨论。
关键词：主体间性；互文参引；话语间性；翻译间性；诗歌翻译；徐志摩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stinctive translational interness in Xu Zhimo’s verse translation, such as intersubjectivity, interte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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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ty and interdiscursivity, the recognition of which is the philosophical motivation for his alienizing translation strategy.  It thus focuses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hared cognition and consensus between Xu Zhimo as a poet-translator, the source-poem poet and the targeted readership, and the observation of the intertexual reference between his translated poems, source poems and the comparable poems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s well. Those source-poem poets have exert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him in the cultivation of his sense of poetic beauty in his pursuit of poetic literariness. And this co-works with the mutual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between him as a poet-translator and the target readership with a curiosity about the newness and freshness in translated poetry. The article notes that his translated poems have
∗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项目（0806051A）成果。
been deliberately made new and unfamiliar by preserving the foreign or hybridizing the foreign with the indigenous features of Chinese poetry, specifically, either regulated metrical verse in literary Chinese or Baihua verse in colloquial di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as a formal mechanism, Xu Zhimo’s alienizing translation concerns itself with literariness, and hence, is conducive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terary significance of his deviant verse translation instead of exclusive translation criticism about its equivalency.
Key words: intersubjectivity; intertexual reference; interdiscursivity; translational interness; verse translation; Xu Zhimo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4-0046-15
陌生化翻译是指，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力图避免将源语文本归化成目的语读者所熟知的、或宽泛化成显而易见的内容和形式，译者在原文指向的空间内，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它往往借助异域化和混杂化等翻译方法将文学主题、文学手段和文学意象新奇化，以延长翻译审美主体和审美接受者的关注时间和感受难度，化习见为新知和新奇，增加审美快感。陌生化翻译是关于翻译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形式机制，也是翻译审美的追求。它有助于描述译者兼文学创作者的双重身份的译者的翻译实践，特别是其主体性张扬、丰富的翻译艺术技巧。①这种审美艺术追求，其哲学前提是翻译中的种种“间性”的存在。
翻译间性是一种“‘多元对话关系’，凸现的是差异、平等、和谐、对话、多元、互动和融合的翻译观。”[1:50]翻译表明对“他者”间性文化的认知，使差异与新奇在译文中得以保存。对翻译间性的认识是建立在当代哲学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的背景下。
间性意味着对他者文化尊重和文化互补的认同。在翻译上，体现为尊重原文中的差异和异质因素，这在中外翻译论述中一直是永恒的话题。例如，玄奘（602-664）的直译和意译混合使用的新译和鲁迅
的“直译”（1931）。吕俊（2002）强调在翻译中建立对话关系的重要性[2:190-202]。
①关于“陌生化翻译”概念的的阐述，我们已经在拙作《文学翻译的审美陌生化》中做了初步的论述（陈琳，张春柏：《文学翻译的审美陌生化》，《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虽然“陌生化翻译”的概念与谢天振提出的“创造性叛逆”都是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都关注“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而且其研究的的翻译文本特征也许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存在不同。首先，研究的层面不同。前者是从语言层面研究偏异的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和翻译审美性；而后者是从文化层面研究“转换过程中的信息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同见谢著第1页）。其次，研究的对象不同。前者的研究对象限定于作家兼译者的文学翻译家，后者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翻译者。本文讨论的翻译指文学翻译。
孙致礼（2002）的“异化”强调尊重原文本差异[3:44]。蔡新乐（2002）认为“翻译中间性行为，翻译本身意味着翻译异域。”[4:248]孙艺风（2003）提倡多元文化的文化涵化并探究翻译中文化对话的可能性[5]。在西方，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背景下的阐释学派施莱尔马赫（F. Schlelermacher）的离间翻译（alienating translation，1813）、本雅明（W. Benjamin）的“逐词译”（literal rendering，1923）、奈达（E. A. Nida）的“形式等值”（formal equivalence,1964）、纽马克（P. Newmark）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1982）、伯尔曼（A. Berman）的“积极分析”（positive analytic,1984）以
及韦努蒂（L. Venuti）提出的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1995）等都体现了对原文中异质因素的尊重。巴斯奈特（S. Bassnet）明确提出：“翻译是一个对话过程。我们多年以来的工作方式也是对话式的[…]。毕竟，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对话式的，包括不止一种声音。对翻译的研究，就像对文化的研究一样，需要复调（plurality of voices）。”[6:138]
以上这些翻译方法和认识是对翻译的间性突显的不自觉的认同。翻译是一个间性发生的过程，具备种种对话的双方：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原文、译文与平行文本（目的语中相关的前文本①）；原文用语、翻译用语与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原文体裁与译文体裁等等。如果译者本身还是文学创作者，那么对话的双方还增加了一对即译者与译者作为作家。这些多对的双方交互作用、相互融合，以达到认识他者，尊重他者，丰富自我的目的。因此，翻译具有了丰富的对话双方构成的种种间性，而这些间性是翻译文本具有异质性的本质的前提，也是翻译时必须考虑再现其新奇和新鲜内容的哲学基础。这意味着翻译中突显差异并遵循对话原则。这也导致了后现代翻译理论贴上了主体间性的标签，比如，翻译是“重写”，译者是背叛者，翻译是操控，翻译是“重生”。甚至，庞德（E. Pound）提出“翻译就是制造新的东西”[7:39]，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提出为差异而翻译，等等。对翻译间性的认识，意味着视翻译为参与文化对话并扩大文化资本的方式。文本被诠释的方式不仅组成了一场独白，更大程度上组成了翻译的主体之间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的对话。
姜大明徐志摩作为一位具有鲜明才情智识和突出文学才能的新诗诗人兼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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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asil Hatim区分了两类前语篇。第一类由世纪的语言系统的成分组成，包括词，词组，字句和子句；第二类是符号系统单元：篇章，话语和语篇体裁。在跟踪前文本的互文性信号时，搜索的符号区域就是互文的空间，文本使用者也是在这个区域评估互文参引的符号地位。他认为，“前语篇是互文性信号出源之处，又是互文性信号的所指之源，或者说是互文性信号得到启示之泉。”参见Basil Hatim and Ian Mason：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0。中译本《话语与译者》，王文斌译，王克非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歌译者，其丰富的原诗选材和译诗形式，特别是译诗中体现的不同寻常、新奇甚至是偏离原诗的译诗用语和译诗形式，不是简单的翻译对等的问题，更不是其英语的理解水平或汉语表达的问题，①而是可以从其翻译审美陌生化的角度去认识的问题，构成这一视角的哲学基础即是其翻译间性的突显。
一、翻译主体的共同认知与参与
思念一个人的图片昆茜（C. de Quincey）对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做了总结：主体间性从标准意义上而言，指个体之间通过实实在在的信号交流达成一致确认；从精神意义上而言，指个体之间互相对文本生成的心理上的投入和参与；从本体论讲，则是指个体之间的互相提升和约束。②在国内翻译界，杨恒达（2002）率先提出了作者（写作主体）、译者（翻译主体）与读者（接受主体）这三者之间的翻译主体间性[8]。他的观点得到了许钧（2003）的认同和发展[9:352-365]。陈大亮（2004）不仅明确了翻译的主体间性
指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还认为翻译的学科性质是主体间性的；翻译的方法论是主体间性的；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体现了一种主体间性[10]。因此，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翻译主体间性不仅包括原文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主体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从本体论的角度，还包括这些主体之间心理上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创新。由于作者和译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国家，翻译通常是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心理上的投入和交流。徐志摩翻译中的主体间性涵盖这两个方面。徐志摩与一些原诗的作者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如与哈代、泰戈尔和曼斯菲尔德。他内心里敬仰华兹华斯、布朗宁、拜伦、雪莱、济慈、彭斯、波特莱尔和丹农雪乌等诗人。他所钟爱的外国作家，除了悲观哀伤、愤世嫉俗的哈代外，其余均属于浪漫、唯美或自然主义的传统。徐志摩与原作诗人之间的翻译主体间性应该说是发轫于与他们之间创作的主体间性。他在英国留学期间，饱览了英国近现代文学，并产生了感情和精神上的共鸣。他的诗歌和散文
① 根据胡凌芝、陆耀东、宋炳辉、韩石山等人分别撰写的徐志摩评传所描述，他在美国留学两年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又去英国留学两年，在剑桥大学的王子学院主修英国文学等，而且与好几位英语作家或诗人过从甚密。回国后，又先后在上海的光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英国文学。这些留学经历和接触英语文化的经历说明他的英语理解水平已经相当可以了。参见胡凌芝：《徐志摩新评》，学林出版社,1989年；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宋炳辉：《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3年；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②详细的论述请见网页〈www.deepspirit/sys-tmpl/intersubjectivity/〉.
“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品格——融合了东西方文学的情绪和格调。”[11:259]这种主体间性使得徐志摩与这些诗人之间产生了情感和诗性认知上的共鸣和一致的确认，从而投入到诗歌的再创造——译诗中去。
哈代是徐志摩重点翻译的诗人。他不仅翻译了哈代的20首诗，而且在1928年3月10日（哈代过世后的第二个月），徐志摩在《新月》上刊发了题名为《Hardy》的挽诗以及两篇长篇纪念文章：《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和《汤麦司哈代》。在此之前他还写了《《汤麦司哈代的诗》（1924）、《厌世的哈代》（1926）和《哈代》（1926）散文。其中《汤麦司哈代的诗》不仅是最长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他用高度浓缩的艺术语言概括了哈代所创作的诗歌中涉及的地点、重要主题和场景，生动地描述哈代的诗歌世界，体现了徐志摩对哈代诗歌的仔细研读和对他的英雄崇拜。这种心理上的敬仰通过现实中的直接接触得到了提升。1925年7月的一个下午，徐志摩实现了渴望拜访他心目中的英雄的梦想。他在《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里详尽地描述了那次难忘的经历，表达他对哈代的无限敬仰以及对他的诗歌真挚的喜爱[12:3:210-211]。
如果说徐志摩对哈代是英雄崇拜式的敬仰，那和泰戈尔之间还不止于此，还多了一层亲密的友情关系。泰戈尔两次来华均由徐志摩安排和陪同。他们都喜好诙谐幽默的对话并分享对人生的思考、想象
和对文学的欣赏。泰戈尔的“爱”的概念与徐志摩身上原本具有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概念交织在一起，激荡起徐志摩的激情性情和浪漫精神。他认为爱和自由是美的内涵，美是艺术的核心要素，而自由蕴含着对“新奇”的渴望。这构成了译者主体性中的性格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其译诗在形式上远离原文的自由或“不忠”的表现，其目的在于体现译诗的音韵美。
除了哈代和泰戈尔，曼斯菲尔德是徐志摩有过短暂会面并留下愉快持久印象的第三位作家。他非常用心地翻译了她的10部短篇小说和3首诗歌。在译作《玛丽玛丽》的译序中他写道：“除了曼殊斐尔是我的溺爱，其它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12:8:219]曼斯菲尔德推崇精英文学且艺术至上的文学观深刻影响了徐志摩的创作和翻译，使其翻译朝着追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文学性方向发展，去制造足够的文学性即诗性，而非固守“忠实”的原则。
徐志摩与作者间的主体间性不仅通过与作者的实际接触而实现，而且也通过阅读作品而与作者进行精神交流而实现，特别是与拜伦、济慈、华兹华斯等。由于他与他们的“经验的内在性”，徐志摩的文学形式或经验都会受到他敬仰和诠释的那些作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视拜伦为其思想的导师，敬佩拜伦选择冒险和和残酷等创作主题。因此，他节译了拜伦最
叛逆的诗篇——《唐璜》。他还特别欣赏济慈“美是艺术的中心”的主张，赞赏他运用绝妙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种种与自然和谐而富有美感魅力的意象和纯美的境界。刘介民认为徐志摩的诗和济慈的诗之
间的互文性很突显。例如徐志摩的《哀曼殊斐尔》、《客中》、《诗句》等诗，都带有济慈诗的某种痕迹。《落叶小唱》和济慈的“La Belle Dame Sans Merci”两首诗歌在形式和韵律上相似，在《毒药》、《白旗》和《婴儿》等散文诗中，模仿济慈浪漫主义风格 [13:322-335]。徐志摩也很欣赏华兹华斯通过明白晓畅、清晰明了的语言和象征主义手法所表达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第一首译诗是华兹华斯的Lucy Gray or Solitude，他受华兹华斯清晰明了的语言和明快的节奏的影响，其翻译用语是白话，因此译诗成为了一首白话诗。显然，华兹华斯的这首诗歌激起了他认知上的共鸣，与其分享了对大自然的激情和对直白明快的诗歌语言的喜好。这种相互的参与使得他们以各自的经验来体会对大自然的热爱，华兹华斯是用创作而徐志摩是用翻译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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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徐志摩通过与原诗作者之间的直接接触或在心智上的精神交流，使得翻译主体的共同投入与参与成为现实。诗人创作诗歌，产生原诗的文本符号，而译者深刻领会原诗诗人的意图和文本符号意义，而进行译诗的文本符号的构建。事实上，徐志摩作为译者还与目标读者之间发生着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主要是通过读者认可接受诗歌用语和诗歌形式而发生的。因此通过与作者的交流和对文本信号的深刻领悟，诗人（原诗作者）、新诗诗人（他自己）、译者（他自己）、读者等翻译主体共同接受和确认文本信号，共享认知，其结果是导致原诗、译诗和平行文本的文本间性的发生。
二、作为符号构建的互文性参引
译者徐志摩、诗人徐志摩、原作诗人、读者四者的共同参与形成的主体间性，使得其译诗突显较强的互文性。巴斯尔·哈蒂姆（B. Hatim）认为互文性不应看成文本的静态特征，因为这样将把翻译简单地理解为逐个替换原文的所指。“观测互文性的最佳角度是表指关系的各种符号系统。”[14:123]①因此，他认为，“互文性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语篇发生
①此节中来自哈蒂姆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里的引文和相关术语的翻译，皆出自王文斌的译著《话语与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