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兴义（1938年～1993年）：安徽怀远人。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参加工作，历任怀远县文工团演员、创作员，怀远第一中学教师，怀远县文化局创作组长，《清明》及《安徽文学》编辑、编辑部主任，安徽省文联专业创作员。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红烛》，短篇小说集《杨花似雪》，中篇小说集《儿子长大以后》，中篇单行本《兼葭苍苍》、农村题材小说集《只因河那边一段风流》等，话剧剧本《差别》获1979年安徽省文艺调演创作奖，《抱玉岩》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杨花似雪
选自《安徽文学》
□祝兴义1
今天学院里无课，附院那边也没我的值班任务。我来到办公室，着手准备下周的讲义。
窗外，杨花似雪，纷纷扬扬，飘飘荡荡，霎时拂满整个校园。
由于杨花随风轻飏，似过眼云烟，人们爱把它看得特别轻薄，但我觉得这是极不公平的。它也具有雪样的肌体，玉样的素质，但在花的氏族中，它是最缺乏保护的弱者，只有任凭风的摆布和欺凌，而无力自卫。每当这个杨花纷飞的节气，我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电话铃响了。是小曹从附院住院部打来的，她说：“你是传立吗？这儿有个乡下妇女，是护送病人来的。她一定要见到你，请你亲自给她的亲戚看病。还说，她是你的同乡，以前同你很熟的。”
“她叫什么名字？”我问。因为我的故乡在边远的一隅，平时能来我的乡亲极少，我是害怕怠慢了他们的。
“名字……我没有问她。”
我又询问病人的名字，小曹回话道：“病人也是个妇女，叫杨思萍，你会认识的。”
听说这名字，我心里不禁格登一震……
2
这名字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如同三颗串在一起闪光的珍珠，嵌入我童年的记忆。
旧历九月十八日，邻集逢会。一大早，我的还不满三十岁却已孀居七年的母亲，突然梳洗打扮一新，说是要去赶会。往常，凡有这样的机会，我都照例扯住母亲的手出门畅玩一天。除可吃到油香、肉包、糖球之类外，我偶尔还可混上块缝衣的花布，或者一件花棒槌、琉璃嘣嘣之类的玩具，真是再欢喜不过了。
然而，这一次母亲高低不肯带我，只叫我在家跟婶婶拾棉花，捉蟋蟀，满口许我等她回来时，带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
我把母亲送到东大桥。她流着泪，絮絮叨叨地跟我讲了许多话。可我只记住了几句：“……六月六那天，给你过罢‘柬’了。杨家那丫头叫思萍，长得满俊的，就是头上长过黄水疮，为治疮，把头发都剪掉了，以后还会长的。等你长大了，叔叔会给你娶过来，成一户人家……”
母亲此一去再没有回来。
我泪水泡饭，过了五六年寄人篱下的日子。每当我挨了打骂，痛哭不止的时候，好心的邻居便来宽慰我：“等长大了，娶来媳妇就好过了。”于是，我想起母亲临别时那段话，也渐渐明确思萍与我未来的关系，同时，也挂念起她那头发长出来没有。
那年思萍庄上流行，凡发病者，都请叔叔去医治。思萍也感染上了。那日叔叔为她治病回来，我估计他会向婶婶谈起思萍的情况的，特地跑到篱笆边去偷听。
叔叔先说思萍的病不算重，可以治得好，接着又说：
“那小丫头很怕羞，知道先生是她的婆叔公，诊脉时，用棉袄把头包得紧紧的。”听到
这里，我却敏感地想到：可能因为头发不再长了，怕叔叔发现了她的秃头……
叔叔也有个儿子，长我三岁。我喊他哥哥。这年，他被送到一个大洋学堂里读书。而我在本庄一个私塾里却辍了学。从此，叔叔家春夏发我一把镰刀，要我包两头牛和一头驴子吃青草；秋冬发我一张大筢子，让我包全家人的烧锅和烤火用柴。我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也由此结识了不少小伙伴，增长了见识。同时也了解到哪几块地是思萍家的，并能辨认出她的爸爸和几个哥哥。当然，逢到他们，我都及早地回避——传统的风俗要求我如此。
一次，我割草来到思萍家的一块地边，发现她一家人都在那块地里割谷子。内中一个丫头，我断定就是她了。我心中油然浮出个意念：想看看她那头发究竟长出来没有。然而，我又害怕她家人认出我，看不起我那又黑又矮，一副十足的小猪倌的模样。
于是我便躲进附近的一块秫秫地里，远远地偷窥她。
可惜她当时戴着草帽，我怎么也看不分明。一直等到太阳坠下西山，她取下草帽，我才看清她那一头乌光油亮的发，像是用严冬的夜煮染的丝涤。只是她那用红头绳扎起的独辫子，较同龄女孩子的稍短一些。随着她割谷时一上一下的均匀的动作，那辫子灵活地摆动着，将我的眼睛都摇花了。我彻底地放下心来。
当晚我回家时，因未割够足数的牛草，加上婶婶问我原因，我又编得牛头不对马嘴，于是便遭到一顿痛打……”
3
解放那年，我又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
本来我以为，是叔叔婶婶开了恩。后来我才听讲，那全系思萍爸爸周旋的结果。他多次向叔叔提出，对儿子、侄儿要同样看待，要上学，都应该上。他还托了村干部跟叔叔协商。叔叔是当先生的，讲情面，便答应下来。
学校就在思萍家的后庄上。我们这一路学生，来回都打她那庄上穿过。唯有我，每日绕远道，还要蹚过一条小河汉。
一日放晚学，我正要从河汉里蹚过，恰好迎到她摘绿豆回来撂了单。当她认出我来，像遇到强盗一样惊慌失措，走不敢走，站不敢站。不知为什么，我心中陡生一股调皮劲儿，想在她面前显示一下大丈夫的气慨。我用调弄的口气道：
“你认识我吗？”
“你不要脸……”她骂着，瑟缩着向后错动脚步。停了停，她又像忍辱让我敲一下竹杠似地说：“你要干什么？你说，别不要脸……”
我的行为，让任何人评判，都会得出“不要脸”的结论。所以对于她的骂，我并不太计较。只是我“要干什么”呢？一时却编不好词儿。过一会儿，我想到每日上学时的饥饿，便说：
“明早拿块馍馍，夹到你家后面榆树桠上！”
我讲罢，闪开了路。她像遇赦般地匆匆逃去，对我提的要求未作任何表示。
她的家后，是一片莽莽树丛。第二天上学时，我从树丛爬过去，果然在榆树桠上发现那块馍馍，里头还夹了些咸菜。其后，朝朝如是，偶尔还是全细面的，里头夹着几块炒鸡蛋。
那时“土改”正在进行。叔叔不敢买粮放在家里。每日婶婶只做少量的馍馍，我是够不上吃的。思萍每日一次的“小补贴”，确实使我的辘辘饥肠得到极大的满足。
有一次，我穿进树林，正抬眼寻那棵榆树，目光突然触到一张赤红的方脸，原来撞上了思萍的爸爸——一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他蹲在树下，仿佛特意来捉我这个“贼”。
“你——不要害怕。”当我抬脚要逃走时，老人家笑着和气地说，“你天天吃不饱饭，总不是个事。我打算送几斗粮给你舅舅。你放罢学就到那儿去吃饭，也不远，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我好似作了贼被人当场抓住，即将拉出去游街示众，羞得无地自容，赶紧用力地摇着头，
吐出一串不连贯的“不”，拔腿跑开了。
几天后我才听到传说，思萍每日给我送馍的秘密，被她聪明的二嫂揭开了。她跟思萍开玩笑道：“点点大的丫头，就知道疼男人了！”思萍羞坏了，蒙头哭了两天两夜不起床。一家人轮番看守，生怕她寻了短见。她的爸爸既不主张女儿那么做，又很可怜我，才想出这么个我不曾接受的法子。
4
我常遭打骂，多半也因为个性太强。有次哥哥欺负了我，我掂了把镰刀，要砍死他，直沿着水塘追了他十几圈儿，好多人都拦不住我。为此，婶婶说我“心眼儿毒，以后定会干出杀人放火的事，连累全家。”她经常要求叔叔，提前为我成家，以便早日分出去另立门户。
在我只有十五岁，思萍也只有十六岁的那年九月十六日，我俩便被双方的家长捏合在一块儿，按标准的旧仪式，拜了“花烛”。
拜堂时候，我发现思萍足足比我高出一头。嫂嫂取笑我，喊我个“齐”，意思是挖苦晚长的我，身高只能齐着新娘的胸部。
我们毕竟都是孩子，连叔叔和婶婶也担心，我俩处不好会打起架来。所以，特地将他们的床移到新房的隔壁，如果发生事情，他们随时可赶过来调停。
为了躲避闹新房的人，新婚第一夜我钻在草垛里睡了觉。
第二天，嫂嫂告诉我，花婶子（她是比着她的孩子对思萍的称谓）坐着等我一夜，还哭了。到了更深入静时，我狐疑着步入新房，问她：“昨晚你为啥哭了？”
她笑了笑，说：“那年我骂过你，怕你生气了，不肯进房……”
我向她说明了原委，她又笑了。我接着又问她嫌不嫌我个儿矮。她挑起低垂着的长睫毛，瞟了瞟我，说：“矮，就长不高了？”
我激动极了，像个小弟弟在面前撒娇一样，把两只胳膊围成个圆圈儿，一下套在她的雪白的脖颈上。她羞得赶快吹熄了灯，将我推开了……
我与哥哥在家庭中地位的不平等，激起思萍的极大愤慨，也使我俩在共同抗争中建立起真挚的感情。每当叔叔和婶婶恶声训斥我时，她就无声地立在一边，低垂着眼皮，长睫毛上结出一颗颗冰花似的泪珠，仿佛是个主动走过来的“陪斩者”。直到我过了关，她才姗姗离开。有时我都换成笑脸了，她那眼里还汪着泪。为此，叔叔、婶婶也不得不对我放客气点儿。
这以后，我挨训、挨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想念点儿书。
“土改”后，家里划为地主，不能再雇工剥削。叔叔作为中医调到了区医院。哥哥头年考取了县城中学。几十亩地的犁、耙、种，全落在我的身上。叔叔碍着岳父和乡亲们的面子，每学期开学，不得不让我到校报名领书，可其后农活一样接一样出来，我就再无到校读书的机会了。每当我挎起书包想溜走，每当我忙里偷闲捧起书本，婶婶就唠叨不休，甚至恶声痛骂。
有次，思萍告诉我，她想学会犁耙、撒种、赶车的活儿，让我多念点书。因为别的妇女都没有干过这些活儿，我没有同意。但她仍尽力分去我的活儿，每日至少为我挤出一到两小时的自学时间。
渐渐，我把她当成了保护人和生命的依存，永远离不开的亲。第二年夏天，她回娘家过了较长时间才回来，我觉着像飞去的魂魄又归附在身上。但是，我们向来白日不敢讲一句话，迎对面也不敢多看一眼。晚上，天气燥热，屋里根本不能睡人，她也随婶婶和嫂子席地睡在院子里。我够不上跟她亲热，便装出十足的封建卫道士的嘴脸，叫嚷道：“年轻轻的，睡在外边伸腿扯胳膊，像什么样子？不怕人笑话吗？”
她没跟我回嘴。嫂嫂却接上了火，说我是“北瓜、葫芦一起撸”，婶婶更是愤愤地骂道：“你烟种大个孩子，规矩倒不小。俺娘们睡一块儿，谁笑话？你想把人给热死？”
我赌气道：“我就睡到屋里，看可能热死？”说罢，真的钻进蒸笼般的屋子。过不多会
儿，思萍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借故道：“回去，别把人家给气死了!”
当她回房摸到我浑身的汗水像雨泼一样，便伸指头刮我个鼻子，骂道：“你呀，真不要脸……”
5
这年轮到我投考初中了。
当时乡下孩子考进县城中学，比现在考取大学还要轰动。
一天中午放学，我跑到医院跟叔叔要钱做赴县考试的路费。叔叔平时对我是极严厉的，从不肯给个笑脸儿，可这天却意外地客气起来。他不仅笑容满面，给足了钱，还留我吃了顿很像样的午饭。临别时，他把我送出老远，不胜内疚地道：“看来，你比你哥哥聪明，也肯用功。能早日叫你跟哥哥同样地上学，你也保险能考取。可现在晚了。也不是有意委屈你，家里实在太难了啊！你长这么大，也没出过门，全当进县里玩一趟，考不取就高高兴兴地回来。以后嫌干农活累，我把你弄到医院来学医，不愁没碗饭吃。”
那时的乡下学生，已有因考不取而投河、卧轨的。叔叔的这番话，自有一番眷眷深情，我能领会。
思萍没有为我送行。乡下女人没那样的勇气。但她却比任何人都关心我，起个绝早，为我蒸一锅葱油的白面卷，用入夏拆下来的花被面子，捆扎成个小包裹，亲手挎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倚在门旁，一直目送我到林荫遮住不能再看见的远方。
考试揭晓，我们中心小学共考取两名。其中一个还是个备取生。而那唯一的正取者，出入意料的就是我。乡亲们称誉我为“庄稼棵里出的个头名状元”，一时传为全区的头条新闻。
然而，春风只吹绽门外的千树桃李，却解不开叔叔和婶婶的二寸眉头。叔叔连日叹息着土地无人耕种，婶婶更抛出话苗：“把一家人的脖子都扎起来，也供不起两个上中学的。”
眼看考取而不能去上，我伤心地哭了半夜。奇怪的是，思萍虽不曾入睡，却无一言安慰我，也没陪眼抹泪。第二天清早，她又回娘家去了。
正是砍倒了秫秫犁晒垡的大忙季节，思萍忽然搬来了她的爸爸和哥嫂，加上叔伯弟兄一大，赶着牛，拖着车，一气将我家的农活忙个一清二楚，连顿饭也不肯吃我家的。岳父临别时，向叔叔说道：
“以后做活就照这样办：种，先紧这儿的种；收，也先紧这儿的收。花钱上，我别的没有，一年多喂两头猪。”
叔叔还有什么话说呢？只好同意我去县城上中学。
临行前夕，我与思萍面对面坐着，孤灯挑尽，掏不完的心里话。她向我透露，当初她家的亲戚，都嫌我无父无母，怕长不成个人，主张罢亲。她爸爸虽不同意，还是征求女儿的意见说：“你若愿意过去，就不要怕吃苦。”那时的她，还不懂该怎样表态，心里只觉得我孤苦伶仃，怪可怜的。当父亲问得急了，
她点了个头。她又透露说：
“俺不怕难，不怕苦，就怕你不争气，不学好，叫我在哥嫂面前抬不起头。现在好了，亲戚、邻居都夸我有眼力，以后会有福享的。可谁指望享什么福呢？只要你能好，我脸上就有光，累死心里也是甜的。”
说罢，她猛地挑起低垂着的又长又黑的睫毛，甜甜地笑了。
其后，我一直在心里埋着她那天晚上的笑影，并把那次谈话，作为我们恋爱的开始。尽管我们结婚一年了，爱情对于我们当时的实际年龄，仍嫌出现得过于早了些……
6
入学后，我时时记住：思萍承受的是两人的劳动重担；而两人的理想和愿望，必须靠我的刻苦努力，来筑起一道道阶梯。
读到初三时，我被评为“三好”学生，按规定可直接保送上本校高中。那时，“三好”奖状是由教导处直接寄给学生家长的。在填写家长姓名和住址时，我接到思萍的来信。大意
说：以后不要再写信跟叔叔要钱了，因为叔叔、婶婶已跟我们正式分了家。还说，她的父亲上月去世，
几个哥哥也都分开单过，以后指望亲戚也不行了。为此，我原先反对她学的那些农活，她不得不全部学会……
尽管信的末尾对我作了许多勉励，但这个变化仍然像一场酷霜，在摧残着我鲜嫩的枝，单薄的叶。我知道，所谓的分家，实际是将思萍一人逐出家门，让她独自负担我的学习。我暗暗慨叹：人情，固然是淡薄的，但又何至于这般味寡如水……哥哥嫂嫂太爱我了怎么办
于是，我在“家长姓名”一栏，填上了“杨思萍”三个字。在填写“称谓”时，我颇费一番踌躇后，填上个“义姊”。
思萍接到学校寄去的奖状和报喜信，自然喜不胜收，不多久，便步行百余里赶来给我送钱、送衣。
同学们正上课外活动。我把她带到寝室，打水为她洗脸。思萍解开包袱，取出青年式上装、西式裤和一件尖领、圆后衿的衬衫。我惊喜之余，又颇感诧异。
几年来，我是个十足的乡巴佬。土布裤是无缝，大腰，像个口袋。本装褂，分不出内衣、外衣，一律对襟，布卷扣。天渐凉时，一件件朝身上套，常把后衿弄成“两滴水”或者“三滴水”。这与城市学生的装束是格格不入的，常使我在人前产生难忍的捉襟见肘之慨。现在思萍送来的衣服，朴素而合时宜。我不禁问道：“做这么多衣裳，你哪儿来的钱？”
她噗哧一声笑了，红着脸道：“哪花什么钱了？布都是我出门子时，亲戚压箱送的。”
“那手工呢？光手工也要用不少钱哩!”我又急急地问。
她笑得更欢了，反问我道：“你眼睁大点儿，看看这是用机器做的吗？”
我低头仔细地看看那密密的、均匀的针眼缝儿，仍然挑不出任何破绽，又奇怪地说：“怎么不是？不用缝纫机，就是叫天上的仙女，手工也做不到这样好呀!”
“看你，念了书光学会损人了！”她娇嗔地推我一掌，“就是俺一针一线缝的嘛。先前，俺光想给你做这样的，就是不敢下手裁。后来，俺一上集，就眼不眨地站到人家裁缝铺里看，连着看几回，心里有谱儿了。这其实也不是啥插花描朵的活儿，亏你才这么夸……”
思萍叫我穿起来试试，我更急不可待。我穿好，站着，上下顾盼。思萍躬下腰，替我顿顿褂衿，又拽拽裤角，满意地说：“还合适!”
“怕是稍长了点吧？”我说。
思萍斜起眼梢瞟瞟我，似怒非怒地说：“你不是正长着身子的吗？到明年又该吵着闹着嫌短了!真是个难缠的鬼！”
“嗨呀，我还要长多高呀？”我朝她眼前站站，比了比，反比她高出半头来了。
“那怎么由得人呢？”她说，“男长二十三，女长猛一蹿。你还早着呐！”
我想起新婚夜里我俩有趣的对话，便说：“我那时只——”
思萍会意，把手平端在胸口，比划着，接着话茬夸张地说：“那时你就这么高一点点，硬是草筐、柴担给压的。我真恨不能把你给拽长点儿……”
谈到分家和以后的生活，我不禁愤愤然地说：“人都太绝情，分家光分出一双手、两张嘴，像什么话？”
思萍向来能够衔悲忍泪，她宽厚地、毫无怨言地说：“讲那些干啥？亲爹、亲娘能该养活咱多大？有手抓着、挠着吃，总饿不死！”
她很兴奋地向我谈起了家乡办起初级社的消息，说道：“现今生产上有人操心虑事。我净跟着干活，夜里还能纺线、织布，变几个活便钱供应你，比以前少难为多了。
她讲得那么自信，像一阵春风卷去了我心中郁结的愁云。于是，我像欣赏一帧名画，仔细地审视她。她比以前胖了些，新近剪了发，卡了枚玉白形发卡。繁重的体力劳动，没能改变她的体态，那腰身还是细细亭亭，清秀、匀称。特别是那肤，三伏骄阳也只能镀上一层红润，而不能使之发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