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金锁记》与《倾城之恋》译文接受度差异的原因
作者：方婷
来源：《校园英语》 2019年第7期
【摘要】张爱玲著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分别被张爱玲自己和美国译者Karen Kingsbury译为The Golden Cangue和Love in a Fallen City。同为张爱玲作品译文且都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但在译文美国市场的接受度却大相径庭。本文从译本之外的文化因素出发,主要从译者、时代背景、读者需求和赞助人等角度分析原因。
【关键词】The Golden Cangue; Love in a Fallen City; 接受度; 译者
【作者简介】方婷,北方工业大学。
一、理论依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形成了文化学派。该学派主张强调译文之外的因素,比如译者、读者、时代背景、赞助人、政治统治需要等,把翻译放到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维度。
张爱玲简介 经过对比研究,学界前人普遍认为张爱玲和金凯筠都主要采用了“异化”或者说“对抗”的翻译策略。如果从传统翻译的“归化”或“异化”的角度来看,同一原作者的译介作品,在翻译策略一致的情况下,出版情况却产生了较大差异。本文以文化学派理论为基础,先介绍两篇译文接受度的差异情况,后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
二、张译与金译的接受度
1.张爱玲译作在西方的接受情况。1956年,张爱玲将《金锁记》翻译为Pink Tears,投稿遭出版商拒绝后,进一步改写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但也遭到过退稿,直到1967年才由英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市场反应仍是冷淡。最后,1971年,应夏志清教授邀请,张爱玲将《金锁记》改写为The Golden Cangue,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志清教授主编的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之中,但也没有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
2.金凯筠译张爱玲作品在西方的接受情况。2007年,“发行量大、影响深远,撰稿人多是学界、知识界一时之选”的《纽约书评》出版金凯筠的《倾城之恋》译本,被刘绍铭认为是“张爱玲作品‘出口’一大盛事”(刘绍铭,2007)。同年,知名的企鹅出版社再版了金译《“倾城之恋”及其他故事》。2007年,企鹅出版社还推出由她与其他译者合译的《“戒”及其他故事》。张爱玲成为钱钟书之后,第二个进入企鹅经典丛书的现当代中国作家,说明了金译《倾城之恋》的成功。
三、张译与金译接受度差异的原因
1.译者的原因。“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穆雷,诗怡,2003)译者本身是影响译文接受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1)张爱玲的翻译特。张爱玲的翻译活动贯穿了她整个文学生涯,尤其在赴美之后,翻译不仅成为她的谋生手段,更寄托了她打入英美文学界的希望。张爱玲的后半生除了少量的散文创作、几部小说作品以及《红楼梦》考证外,她的文学产品都是翻译作品”(孟昭毅,李载道,2005)
这一时期,张爱玲的译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努力融入英语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中华身份认同。
1)适应美国主流文化。张爱玲的译作主要采用“异化”策略,但是为了适应英语读者的需要,顺应美国和西方社会文学作品的主流诗学,译文在原文基础上做了删改。例如《北地胭脂》,其译文改写了原作情节、省略人名、并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特内容的解释和介绍。英译《海上花》时,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感受与审美心理也对原作有删改。包括《金锁记》最初翻译为Pink Tears,投稿遭拒后,张进一步改写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
2)强烈的中华身份认同。作为第一代华裔作家,张爱玲成年后移居美国,地理的距离带来的是精神与文
化上的亲近,但越是亲近中国文化,就意味着越疏离美国读者。对于美国主流文化而言,张爱玲的作品属于“边缘”文化(王晓莺,2008),原作品所受关注就非常有限,同时兼为译者,用“不流畅”英语翻译出陌生的东方文明,使得译文与普通的美国读者的习惯产生了较大的距离。
从译者本身的身份认同和选择的翻译方法来说,普通的美国读者较难对张译产生兴趣。
(2)金凯筠的翻译概况与特。金凯筠(Karen Kingsbury) 是美国当代汉学界知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张爱玲研究专家。她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工作将近20年,2006年才回到美国。在翻译方法上,金凯筠多次在访谈提到她主要采用“异化”策略,特别是在Love in a Fallen City (2007) 的序言中,金凯筠坦言她力图让译文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相似甚至相当的反应(Eileen Chang, 2007, xv-xvi)。
从译者角度来说,张爱玲是带有强烈中国文化彩的华裔作家兼译者,金凯筠是美国译者兼张学研究学者,对于目标的英语读者而言,金凯筠身为美国学者兼张学研究专家的身份,有着先天的优势与美国读者更亲近。
2.时代背景。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对抗,美国文坛也没能守住阵地而沦为政治的附庸。这种情况下,张爱玲作品所传递的东方文明,进一步被边缘化与排斥。The Golden Cangue 中描写的腐败衰落的封建社会,甚至被解读为张爱玲支持共产主义的证据,更使这部作品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相比而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
策的实行与初步成功,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参与到国际市场中,中美合作也愈加紧密,使得双方更有需求了解彼此,也可以说中文作品此时的译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而不会像20世纪中前期举步维艰。这是张译与金译接受度因时代发展变化而不同的原因。
3.读者的需求。二战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创作的《大地》三部曲塑造了一个个勤劳、坚毅、质朴、善良的中国农民形象,“垮掉的一代”期望以“如田园诗般和平安宁的中国文化救赎欧洲的精神文化危机”(陈吉荣,2007:5)。但是“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学家。”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00页)《金锁记》被译介为英语后,美国读者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与文化共鸣,悲惨的七巧完全变成一个变态的老女人,她的人生悲剧也无法转化为读者的同情心,张爱玲对人性的批判与揭露直接幻灭了英语读者的期望。相比之下,尽管《倾城之恋》也讲述了同一段历史,但是故事始终给了观众美好的期待,整个情节也更为轻松。
四、赞助人
《金锁记》译本Pink Tears、The Golden Cangue及改写译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都曾遭到出版商拒绝或退稿,但Love in a Fallen City由New York Review Book出版。单以出版社声誉来说,《纽约书评》在全世界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另外,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等名人也为Love in a Fallen City撰写赞助词,这也为金译打开市场提供条件。相比之下,张爱玲作为第一代华裔作家,凭一己之力想要在美国“出名”,就显得十分势单力薄。
五、结语
本文从文化转向的翻译理论出发,从译者、时代背景、读者需求和赞助人等方面,分析了张译《金锁记》与金译《倾城之恋》在西方市场接受度差异的原因。两部著作作者都是张爱玲,所描绘的故事也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和同一地点上海和同一体,而且译者都采用了相似的翻译方法,但是出版情况或者说接受度却不尽相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从中看出时代的变化、读者需求的变化,以此说明翻译不完全是一个语言间的转换,而是与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综合体。此文所做的研究有限,以期未来在相似问题上有更多更充分的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1]Eileen Chang,Love in a Fallen City[J].New York: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7.
[2]张爱玲.倾城之恋[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3]夏志清,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5]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J].中国翻译,2003,1:12-18.
[6]王晓莺.多元视界下的张爱玲的翻译.中国翻译,2008,5.
[7]陈吉荣.谈本位论观照之下的《金锁记》自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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