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长恨歌》这首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采用了写实的手法,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整个诗歌的开头就用了“汉皇重思倾国”这么一句蕴涵着作者深深的讽刺彩的句子,点开了诗歌的感情基调,更是为下文叙事性的诗歌内容的书写作了铺垫,从杨玉环被选为“君王侧”,接着又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后来的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伏笔,更从侧面可以看出安使之乱发生的必然性。这里作者对唐明皇的昏庸予以了极大的批判,但是作者注意到了民愤的重要性,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用反映社会动态的民歌、民谣“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来进行攻击,其讽喻效果便是更加明显。研究《长恨歌》的主题,亦不能离开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趋明显,而宪宗又有意重开纳谏之风,对开元、天宝治乱的问
题也很关心,比如他曾问与白居易同时期的李绛关于“开元治理,天宝兆乱”的问题。可见,当时的政治热点已集中于此。因此,如果说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对此毫不关注,而只是对李、杨爱情发生极其浓厚的兴趣,就未免有些故作惊人之论了。
其次,从《长恨歌》本身来说,也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借诗讽谏、劝勉皇帝“不惑”的意向。《长恨歌》开篇,便直言不讳,长恨歌 白居易“汉皇重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个荒淫好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跃然纸上。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的。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权势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致“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因此,与《长恨歌》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亦说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可谓是对《长恨歌》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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