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诗无达诂”
摘 要：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提出的“诗无达诂”，在诗经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本文回到董仲舒当代的历史语境当中，在具体的汉代经学史、诗经学史的脉络中来理解这一诗学命题来追溯了这一理论源头。以白居易的《长恨歌》的主题解读，具体的诗歌实例从文学欣赏的审美思维入手，解读“诗无达诂”这一诗歌的欣赏原则。
“诗无达诂”原作“《诗》无达诂”，最早见于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达”，明白晓畅之意，“诂”，以今言释古语，“《诗》无达诂”即释《诗》可以没有确切的解释。这里的“《诗》无达诂”最早是一种解读《诗经》的方法，如董仲舒对《诗经》中《大雅·假乐》的解释，原诗是歌唱周王赐宴臣和乐的盛事，而董仲舒却用它来说明远近亲疏，礼仪秩序的普遍合理性。从字面看，《诗》无达诂，就是对《诗经》的理解难以做出确定、共同的理解。但由于涉及了文学的阐释活动，所以被后世文论家接受和改造，发展成为今天的“诗无达诂”，意为
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阐释。文学作品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意象，也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解和解释。
首先我们要具体阐释“诗无达诂”这一诗学命题，就要回到董仲舒当代的历史语境当中，在具体的汉代经学史、诗经学史的脉络中来理解这一诗学命题。因为董仲舒“诗无达诂”这一诗学(确切地说是诗经学或《诗》学)命题，针对的主要是《诗》三百和诗学现状。西汉前期学术文化的面貌、格局相对于“百家争鸣”、“焚书坑儒”而言，已是渐行渐远，逐渐展现出自己的特质。“异传”、“杂语”的涌现正体现了董仲舒所在的前大一统时期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这成为西汉多家诗学系统得以存在的思想底蕴，也是我们今天考察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这一诗学命题的前提。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言：“欲求汉人之文学批评，当知武帝以前，学术未统于一家，故论文者，张皇幽渺，各出己见，及武帝罢黜百家而后，立论之士必折衷于儒术，文学始于合而为一，故武帝时代，实为古今断限，不可不知也。”[1]至汉兴，“《诗》始萌芽”，经学逐渐与政治权力结合，从民间向学官回归，传经之学成为进身之阶。“此时百家学说并立的思想在诗学领域内打上了深深的印迹，“‘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则说明了诗学在勃兴前经历了一个艰苦的酝酿、准备期，此后才如缕不绝地传承下去。”
[2]西汉诗经学呈现出来的这种局面时，对这一文学文本进行历史真相的追寻，歧义杂出自然难免。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诗无达诂”，就其传达的历史内容而言，无妨看作是董仲舒对周秦，特别是汉兴至武帝时期诗经学历史的一个归总和陈述。
“诗无达诂”对后代诗学批评的影响极为深远。有些论者过分强调批评带有批评者自身的主观因素， 具有不定性， 而忽视文本自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形式和意蕴思想， 只有模糊的猜测和意会， 这无异于取消了诗歌的客观性。刘辰翁《题刘玉田题杜诗》：“观诗各随所得， 或与此语本无交涉。”刘将孙《唐百家诗选序》：“古人赋《诗》， 独断章见志。固有本语本意若不及此， 而触景动怀别有激发。”徐祯卿《谈艺录》：“大抵诗之妙轨： 情若重渊， 奥不可测； 词如繁露， 贯而不杂； 气如良驷， 驰而不轶。由是而求， 可以冥会矣。”意识到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 导致其意象难以坐实， 放弃对其理性剖析，自证自悟。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着。古谓水中之月， 镜中之影， 可以目睹， 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也， 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 使人思而咀之，长恨歌 白居易 感而契之， 邈哉深矣， 此诗之大致也。”上述论说， 充分说明诗歌分析的艰难性， 实质是这些论者潜意识受“诗无达诂”干扰， 对于气象氤氲的诗歌无法把握， 只好从审美感受中寻求解脱之法。这些论述都在于说明艺术的鉴赏中存在着审美差异性：同一部作
品，鉴赏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以其情而自得，这在艺术鉴赏中，是常见的事实。以下以20世纪以来《长恨歌》研究来阐释“诗无达诂”这一诗歌鉴赏原则既存在多样性的理解又有其界限：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自古及今这篇诗歌为白居易挣得了其他任何作品都无法比拟的名声。封建社会的《长恨歌》研究就数目很多，在二十世纪对《长恨歌》的研究更是新老学人呈己之长，各抒己见，百花成开 。尤其是在对《长恨歌》主题的阐释上就能体现出“诗无达诂”这种艺术鉴赏中存在的审美差异性。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从《长恨歌》后就成为争相写作的一个题材，但就整个唐代以来直接涉及《长恨歌》主题的诗文并不多，最早值得注意的提示《长恨歌》主题的文字，倒是白居易自己的“一篇《长恨》有风情” [3]的诗句。在20世纪时对于《长恨歌》的主题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的盛状：一是讽喻主题说，这个主题出现得比较早详细论证讽喻主题说且影响较大的是陈寅恪《<长恨歌>笺说稿》。根据《长恨歌》取材于以唐朝“安史之乱”为历史背景的真人真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因此《长恨歌》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动人的形式写出来，告诫后人以此为戒。并根据白居易
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主张：元和元年白居易初入仕途政治热情高涨，他明确的提出“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 [4]的激进主张。那么他在《长恨歌》中寄寓讽喻之意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爱情层面上来解读，则是《长恨歌》的爱情主题说。首先，唐玄宗之间可能是存在真正的爱情，这里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历史人物进行区别对待。从刚开始“三千宠爱在一身”到马嵬坡“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痛再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叹息，都从文本中显示了他们之间纯粹的爱情，显然爱情主题说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以上看出文学鉴赏“是一种审美性的精神活动，读者在鉴赏中所获得的，可以是作者所表达的，也可以与作者的意图相径庭，这主要是在鉴赏中，对于作者所创造的审美意象要进行再创造，而不同的读者因为阅历的不同。”[5] “诗无达诂”这一理论不只针对审美多样性也是由于诗歌语言存在语义的多义性，作品语言既有字面意义又包含隐含意义。“诗无达诂”从古至今客观存在。 古人早就懂得这一点，主张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或在可解与不可解间。对诗的诠释最权威的是作者自己，但读者的各种解读也是可以的，只要言之
成理，然而并不是泛泛而谈，随意而为的。
例如《长恨歌》隐事主题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俞平伯先生发表其《<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揭开了对主题作自由探索的序幕。他认为白居易将世人不闻的隐事写入诗中，以需为君讳而不便言明，不得不托陈鸿再写《长恨歌传》以示其隐旨。假如《长恨歌》非另有所隐 ，行为至马嵬已足而“海上仙山”之描绘，似马嵬之事不足为恨，而天人修阻为可恨者，即生离非死别才是白居易所表达的长恨。“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杨贵妃之死既无，“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方士于海上仙山寻杨贵妃，又有“钿合金钗”为证，这些都表明杨贵妃尚在人间却不能与唐玄宗结再生之缘，故唐玄宗伤痛的是生离之悲。虽“诗无达诂”可以存在各家之见，但并不是只有模糊的猜测和意会， 这无异于抹杀了诗歌的客观性。这一隐事说虽多方论说以正成其说，但证据多凭空推测与臆想之辞，缺乏文献支持，说服力甚微，这一例证体现“诗无达诂”并不是模糊说辞界限，这一鉴赏方法是有原则与标准的。
参考文献：
[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虞东学诗”条后“案语”［Ｍ］．北京：中华书局，1965（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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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敏杰．春秋繁露“诗无达诂”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J ]．文艺理论研究．2004．2: 13.
[3]［4］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1053，263.
[5] 胡德刚．诗 歌 的 欣 赏 原 则： “诗 无 达 诂”[ J ] ．教育教学研究．2011上旬刊: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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